
杨杰的“双重身份”:是法官,也是护鸟达人
“北京法院审判业务标兵”杨杰是一名法官,也是一名爱鸟护鸟志愿者。他在工作之余,游走在北京周边的山区之中,观鸟的同时,也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还救过很多野生动物。
脱下法袍的杨杰回到家中,迎接他的不仅有孩子的呼喊,也有两只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这两只被他救助的喜鹊,因伤势过重无法回归自然,于是就成了杨杰的家庭成员,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做了8年法官的杨杰,也当了8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平均每周要去两次山里,救过很多野生动物。“我喜欢猛禽,朋友们笑称我鸟人。”杨杰告诉记者。
33岁的杨杰也在有意识地培养儿子去观察鸟类,给孩子讲解相关知识,他更希望野生动物保护志愿者“后继有人”。
向资深观鸟人“拜师学艺”
杨杰对动物的喜爱,要从儿时喜欢看《动物世界》节目开始。那个年月,因为生活在农村,《动物世界》中的野生动物,以及现实中的野生动物都曾经让杨杰充满喜爱和温暖。“也许是童年的情结,早就给我铺好这条路。”杨杰告诉记者,他小时候就救助过父亲捡回的小野兔、小喜鹊,以及小野鸭。因方法不当而有时导致死亡的,他都会挖坑掩埋,有时候因自己的失误还号啕大哭过。
2011年9月,杨杰法学专业硕士毕业后,来到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因为居住地临山,杨杰和妻子经常会去山上玩。一次,他看见一群人对着头顶的天空指指点点,他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大鸟在空中盘旋,他脱口惊呼“雀鹰”!
这一声惊呼,引起了一位看似非常专业的“观鸟人”的注意。这位“观鸟人”就是后来杨杰称之为“师父”的张鹏,是国内知名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野生鸟类保护协会的一名骨干成员。
“他身着迷彩衣服,戴着帽子和面巾,穿着登山鞋,背着望远镜,以及垂到膝盖的长镜头相机,看起来就很专业。”杨杰回忆当时张鹏的打扮时对记者说。交谈中,张鹏告诉杨杰雀鹰等猛禽的种类和迁徙时间,“拍照后甚至能分得清雌雄老幼”。
彼时,杨杰对张鹏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开始跟着张鹏“拜师学艺”。
杨杰告诉记者,他自己“救助意识”的提高也是源于张鹏对他的一次批评。有一次,杨杰去云南的玉龙雪山游玩,上山的路上有村民带着一只桀骜的普通鵟与游客拍照赚钱。当时,杨杰把村民手上的鸟拍照发给张鹏“炫耀”。张鹏当时就批评了他,“你这种行为会助长村民抓捕的风气,为什么不报警?”幡然醒悟的杨杰及时报了警。当地的森林公安也迅速赶到现场将村民驱逐。后来,森林公安还向杨杰反馈后续处理结果,禁止村民利用该野生动物拍照赚钱。
冲冠一怒为红隼
从2012年至今,杨杰开始跟着张鹏加入了“自然之友”猛禽迁徙监测小组,每周1-2次进山观察鸟类。从每年春秋迁徙季定时定点上山值班,到记录每种猛禽迁徙的种类和数量;从纯记录观测到拆鸟网、猎夹和猎套行动,协助警方打击盗猎。数年间,杨杰保护野生动物的本领不仅得到了显著提高,而且对自然的认识和保护也在不断加深。
杨杰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一次观鸟经历。有一年春季的清早,杨杰和张鹏去北京房山的十渡景区准备拍摄黑鹳。进山的路上,杨杰和张鹏发现两根细长细长的杆子,他们意识到这可能是专业用于挂鸟网的杆子。杨杰和张鹏走近一看,果然有一张捕鸟的大网。这时,突然从旁边冲出了一个老头,质问他俩“干什么?”交涉中,杨杰果断报了警,森林公安随即赶到并收缴了捕鸟工具。
当天中午,在十渡景区的河边,他们又遇到电鱼的村民。“他电死的不仅仅是几条鱼,所有被电击的鱼都失去了繁殖能力,正值春季,他这个行为破坏的可是生态平衡。”杨杰气愤地告诉记者。当时,他又报了警。
那一天,杨杰师徒俩没有拍到一张黑鹳的照片,但却阻止了几起违法行为,他觉得护鸟比观鸟更为重要。
“每次救助,不可避免地要和盗猎分子斗智斗勇。”杨杰说。
杨杰告诉记者,有一年冬天,昌平的雪特别大,导致野生鸟类觅食困难,有的鸟不得不靠近人群聚集地觅食。他曾在军都山滑雪场看到几个小伙,拿着弹弓瞄准一只正蹲在门楼上的红隼(sǔn)准备射击。“我根本来不及喊,在弹弓弹射的瞬间,我推开了那个人。”杨杰说,万幸的是,红隼飞走了,没有射中。
杨杰告诫那名男子,红隼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打死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该男子推搡和怒斥杨杰道:“是不是有病?这种红鹞子我打多了!”最后,杨杰报警才得以平息。
杨杰苦恼的是,很多次报警之后有些事情都是不了了之。他认为,很多人对于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都不强,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死个鸟不算事”。
竭尽所能地参与救助
杨杰的救助,不仅仅是从盗猎分子手中尽可能地夺回这些生灵的生命,更好的结果是要让它们回归自然,保持生态的平衡。
对此,杨杰开始慢慢摸索着给这些动物实施救治。曾经,杨杰从一个7岁男孩手中救治过一只小喜鹊。那个孩子用绳子拴着断腿的灰喜鹊雏鸟奔跑,美其名曰“放风筝”。
之后,杨杰给小灰喜鹊做过5次手术,保住了命。由于喜鹊伤势过重,加之杨杰的专业救治知识不足,留下了严重的残疾和麻醉后遗症。无法生活的小喜鹊被杨杰留在了家中,如今犹如孩子一样,有时候会跳到他身边,摸摸头,挠痒痒。
杨杰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也去北京猛禽救助中心和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去系统学习初步的紧急救助知识。
在那里,杨杰学会了如何在对动物造成最小伤害的情况下控制它、减少它的应激反应,他甚至还学会了如何为它们注射补液、口服补液、固定伤肢、包扎伤口。后来,杨杰开始规律性地接收昌平区内各种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并及时将它们送往上述两家机构。
杨杰曾在昌平马池口镇救助了一只被人打断翅膀的大型猛禽大鵟(kuáng,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因无法回归自然,这只大鵟被送到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杨杰每次去那里的时候,都要去看看它。杨杰无限感慨:“本应该搏击长空、翱翔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属于天空的王者。今后却只能在笼子里像一只鸡一样度此余生。”
在法院工作已经8年的杨杰,获得了“北京法院审判业务标兵”称号。他在审理案子的时候,也会准确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来保护自然。杨杰曾审理过两名村民因转让土地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案。法院判决解除合同后,杨杰还到当地村委会去宣讲这个案例,告知村民破坏土地的危害和法律责任,对当地村民起到了警示作用。这个案例后来入选了《中国法院年度案例》。
要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
2014年,杨杰加入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CFCA)后,开始在北京周边的山里安装红外相机,监测不同物种的种群数量,并以稀薄的数据和惨烈的现状为动物呐喊发声。他也十分感谢这些组织为动物所做的一切,“收留了我又无处安放的牵挂的心。”杨杰说。
杨杰还曾经解救过一只被夹得皮开肉绽的貉(hé,北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看到它拖着10斤重的虎夹,每走一步就挤出一点点粪便,杨杰能体会到那是极度的疼痛!
现场,盗猎者拦住杨杰。当杨杰亮出身份拒绝后,盗猎者害怕了说不杀了,只让杨杰把夹子还给他。“你这是犯罪工具,还要夹子?”杨杰气愤地喊道。盗猎者扭头就跑了,但围观的村民不依不饶。闻讯赶来的村委会主任认出了曾经办理过村里案子的杨杰,劝开了围观的村民。
最终,杨杰向森林公安报了警。他认为,既针对这个事,也针对这一群人,应当让法律来告诉他们,野生动物资源不是某些人的。此后,森林公安带走了躲在家里的盗猎者,并且搜出了他冰柜里的野猪和野鸡冻体。
为什么对野生动物的猎杀禁止不了?杨杰也在思考。他发现,消费“野味”的主力军并不是村民,而是很多想“尝鲜”的人。
杨杰曾和野味店的老板聊过,店里的獾子都是从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进的白条冻货,去掉头尾外表和狗类似,不容易被抓,也有渠道成批运输。
这种成规模的“野味”消费,是一道商业化的、嗜血的、需索无度的、斩尽杀绝的链条。然而,杨杰举报给相关部门查处,却被告知,人家是从拥有野生动物养殖许可的进货渠道进的货。
这是最让杨杰愤恨而无力的事情,事实上很多盗猎者和养殖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盗猎者向养殖厂“付费”,养殖厂保护这些盗猎的动物有正规“出处”,这就是所谓的“挂靠”。
杨杰曾多次向多个部门反映过类似问题。“家养的动物在食用前检疫已经非常成熟了,它们和人类共处的病菌我们也能知道很多。”杨杰说,但野生动物食用检疫就不行,而且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处是有距离的,了解十分有限。
“我们要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保护它们实际上也是保护我们自己。”杨杰郑重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