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已成社会公益普法新生力量

由点及面，全面铺开，社会组织公益普法，日渐向细化、专业化发展，部分地方政府以社会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形式，积极推动其主动承接、参与公益普法。

“我们的身体不容侵犯！”

2019年11月15日，在西安市新城区建筑小学，刘燕英看着讲台下一双双纯粹、干净、黑色的大眼睛，声音分贝比平时高了很多。刘燕英希望，她的讲课能引起大家注意，让更多孩子在这场以防性侵为主题的法治讲座中真正学会自我保护。

刘燕英是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的一名志愿者。她曾对2018年全国涉猥亵儿童罪判决书统计发现，城市受害女童比农村多一倍，受害人年龄集中在7至11岁，最小的2岁。刘燕英认为，一场讲座不一定能改变什么，但她希望社会组织也能帮助孩子们快乐成长。

这是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普法活动的一个缩影。

以点带面 全面推广

“每逢重大节日，我们都会组织或参与普法活动。”陕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主任刘仁琦说，成立于2014年12月的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以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为依托，专门从事公益社会工作服务。近年来，该中心与公检法合作常以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参与普法，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帮教等。

“法治讲座、发放宣传册等传统普法活动，我们每年大概举办30多场次。”刘仁琦说，依托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师生资源的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近年来常以点带面，创新普法宣传方式，组织志愿者以情景剧、小品等多种形式进校园、社区普法。

“学生志愿者参与普法，我们尽量从参与过相关司法实践活动的志愿者中选取。”刘仁琦说，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组织普法活动，多以志愿者参与过中心相关工作为基础。西北政法大学2015级学生安凯尔·安外尔，就是这样成为普法志愿者的。

担任陕西指南针司法社工服务中心志愿者之初，安凯尔·安外尔被派往某派出所协助民警与一名涉嫌盗窃的少数民族少年沟通。原来，该少年因与父母产生矛盾，私自跑到西安寻找叔叔，未果后，无钱买票回家遂在西安火车站行窃，被抓。这对安凯尔·安外尔触动很深，“普法很重要”。至此，他多次主动报名到陕西汉中、宝鸡等偏远地区宣传法治知识。

这是陕西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普法的点滴片段。2016年5月18日，陕西省首届高校法治文化节开幕式隆重举行，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政法大学等30所高校30个学生社团，以联盟形式成立陕西省普法志愿者协会，共同为陕西普法工作贡献资源、智慧。

据陕西省普法志愿者协会秘书长褚宸舸介绍，他们以课题经费、学生社团活动经费为依托，常在国家禁毒宣传月、宪法宣传月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高校师生开展宪法知识、禁毒防艾知识等宣传，组织学生参与学法、用法知识竞赛及影片观摩等活动，其社会效果明显。

但不限于此，2019年1月经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的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同样也开展反校园欺凌、女童保护、禁毒防艾宣传等法治宣传活动。“公检法司重在普及法律知识，我们侧重从心理角度对受害人或被害人行为进行干预、修复。”该学会会长周苏鹏说。

周苏鹏说，心理工作者参与普法活动，可以让未成年人保护、青少年犯罪预防及禁毒防艾工作形成闭环。比如，在性侵案中，公检法比较关注案发当初发生了什么，当事人的哪些行为构成犯罪。但心理工作者更注重对受害者心理的修复，让受害者如何更快回归正常生活。

由点到面、由专业机构到各种社会组织参与普法，这不唯陕西独有。来自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司法局的消息显示，该区在2017年已培育成立了“丝雨志愿者协会”“曙光帮教志愿者协会”“彩虹帮教志愿者协会”“曙光禁毒宣传志愿者服务队”等普法宣传社会组织。

来自江苏射阳县依法治县办的消息也显示，截至2017年11月，该县已有84个社会组织参与法治宣传活动。同时，当地还根据镇区特色，分别成立了“移民法治驿站”“蒜农法治驿站”“果农法治驿站”“渔民法治驿站”等基础型社会组织，分门别类细化普法。

让普法专业化，已成为一种新趋势。比如：2017年4月，教育部主管、北京外国语大学主办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杂志分中学版、小学版正式出版发行。2018年10月16日，国家能源局主管的专注能源行业普法网络宣传的“中国能源普法网”也正式上线。

专项资金助普法

社会组织公益普法由点及面，全面铺开，更细化、专业化，能否长久？浙江慈溪市的做法提供了一定思路。2017年3月，慈溪市司法局发起了以“法治慈溪，微行助力”为主题的普法微公益项目创投活动，已登记注册或未登记但组织健全的社会组织均可参与该活动。

此次活动以满足普法受众多元化需求为基础，主要征集：为社区居民、青少年等重点人群提供有针对性、有特色的公益普法志愿服务项目；运用微信等新媒体组织实施具有一定参与面、影响力的普法创意活动项目；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系列普法漫画、动画、微视频等。

“社会组织参与普法活动的最大问题是经费无保障。”褚宸舸以陕西普法志愿者协会为例说，作为一个松散的高校社团组织，其创立之初因上级领导的重视，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但后因经费保障不足近年来很少联合组织相关活动，主要是各高校自发组织普法活动。

刘仁琦说，陕西司法指南针服务中心的普法经费主要来自于公检法机关购买社会服务。“如果政府购买服务中包含普法活动经费，我们就按照协议执行，否则，我们会单独要求对方增加相应费用。因为我们需要给每名志愿者每天提供150元的交通、餐费补贴。”

周苏鹏说，陕西省儿童心理学会的普法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于会费、检察机关购买社会服务、共青团陕西省委提供的相应课题经费以及其他社会捐助。

这几家陕西社会组织普法工作遇到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江苏泰州市提供了相应经验。据《江苏法制报》等媒体报道，泰州市近年来在江苏率先将法治宣传列入了市财政性资金扶持社区公益服务项目以及市福彩慈善助力社区公益创投项目，仅2018年立项15个。

目前，泰州市不但出台文件对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普法类项目提供政策倾斜，还把公益普法项目列入财政支持、公益创投等，推动社会组织主动承接、积极参与公益普法项目。其中，2018年支持的“社会组织普法路径和实现机制的创新与探索”项目，可获14.71万元扶持。

不仅如此，泰州市还出台《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育社会组织发展的实施意见》，对机制保障、政府采购目录、降低准入门槛等进行规范；对公益普法类项目招投标进行现场评审及项目完成后进行第三方评估。其成果评估优秀者，给予500元至1000元不等的奖励。

据了解，仅2018年，泰州市已动员不少于20家社会组织将公益普法融入会员服务和公益服务，产出至少15个公益普法服务方案。近3年来，泰州市的281个普法类社会组织中，有39个申报的47个法治类公益服务项目中标，累计开展公益普法服务活动262批次，创作普法类公益作品35个，投入资金约105万，受益群众21万人次。

财政资金扶持普法公益活动效果如何？2019年8月30日，泰州市老街举行的法治文艺节目给了很好的注解。当天，小品、快板、说唱、手偶剧等多种形式的15个法治文艺节目同台亮相，泰州市海陵区城西街道西仓社区内的居民边看表演边发出阵阵笑声。

刘燕英表示，参加公益普法活动不仅丰富了她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合适成年人维权服务的内容，而且使其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但周苏鹏说，目前他们在具体实践中，还常遇到许多家长、学校对其介入未成年人的心理疏导及观护帮教工作不理解，甚至排斥的情况。更有甚者认为，他们给未成年人讲解的防性侵、隐私保护等知识，超出了教学大纲，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等。

刘仁琦认为，对未成年人的普法工作，目前受季节性、学校主动性影响大。“每年3月至7月、9月至12月，学校考试多；未将普法纳入教学考核的中小学老师主动性差。”

褚宸舸说，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普法考核评估机制不健全。一方面，社会普法效果评估量化难，另一方面学校法治课程评价体系欠缺，目前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也只是抽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