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王涛：十年坚守艾滋病专管区初心不改

 作为从戒毒所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作为坚守艾滋病戒毒人员专管一线的戒毒人民警察，他用爱点亮戒毒人员的“回归路”。

“在专管区的每一天，我看到那些艾滋病戒毒人员，从内心为他们感到可惜。我想尽力拉他们一把，能挽救一人是一人，能挽救一个家庭是一个家庭。”11月12日，在“12·1”世界艾滋病日到来前夕，全国人大代表、戒毒人民警察王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对王涛来说，2019年是他从事艾滋病戒毒人员专管工作，与艾滋病戒毒人员“亲密接触”的第10年。

作为广东省第四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省四戒所）一大队书记，这10年来，他从专管干事到提拔为分管艾滋病戒毒人员管教工作的副大队长、大队长、书记，一直奋战在艾滋病戒毒人员专管一线，无怨无悔。

谈到这10年来的感受，王涛表示：“之前艰难的时日都已经过去了，不想再多说。现在，每次在开放日、宣传日活动中，当看到艾滋病戒毒人员在打亲情电话或者与家人见面时，他们在亲人面前流露出真挚的忏悔，我内心都很震动。通过我做的工作，他们真心悔改了，就等于挽救了一个家庭。那一刻，我是幸福的，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的。”

戒毒所走出的全国人大代表

王涛是从戒毒所走出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他递交的《关于戒毒人员融入社会后续管理的建议》曾引发媒体的广泛关注。

“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对我是莫大的荣誉，这也说明党中央和全社会高度重视戒毒工作和警察这个群体。”而说起那次在全国两会上和总书记握手的经历，王涛至今心潮澎湃，倍感温暖。

他告诉记者：“之前，我本来想了很多话要与总书记说，介绍自己来自哪里，怎么样。到最后只剩下一句话：总书记好！”

2018年3月7日，这是王涛人生中最难忘和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那一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并跟与会代表一一握手，了解代表来自哪里，认真回应代表提出的诉求。王涛是广东代表团中第二位与总书记握手的人，那一瞬间，他感到人生达到了顶峰。

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王涛表示：总书记平易近人，用非常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话语，充分肯定了广东的工作，也对广东今后发展提出了期望，确实非常鼓舞人心。

回到广东之后，王涛对他所从事的工作信心更足了。他全身心投入到专管区工作，在他看来，“既然选择了就必须全力以赴去做好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每年干警们都有10%的轮岗机会，但在专管区，那些坚守在戒毒治“艾”一线的干警没有一个选择换岗。

VIP警察与谈“艾”色变

王涛与艾滋病戒毒人员接触最早可追溯到2006年。

那时，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开始为期三年的集中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试点工作。到2009年4月，南丰强戒所正式成立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区，接纳承担整个广东省除广州市外HIV感染的男性戒毒人员。

在成立集中管区前有很长一段时间，这些艾滋病戒毒人员是分散关押到各个场所，双盲的结果令所有被关押的戒毒人员存在交叉感染的潜在危险。

王涛是第一批主动申请到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区工作的警察。对于申请原因，他说得简单直接：“来自部队又在部队入了党，我作为一名党员，如果遇到艰难险阻总想到逃离，工作怎么可能开展下去？”

但去了之后，王涛最深的感触是：谈“艾”色变还很普遍，“朋友越来越少”。那时，在饭堂打饭排队，没有人和他们挤，身边的同事经常会调侃专管区的民警说：“你们都是有专座的‘VIP’。”

刚开始，王涛还试图解释，但后来他发现解释也没有用，圈子越来越小，身边想找吃饭聚会的朋友都没有了。每次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换衣服。有的干警在家里面的洗漱等个人用品和家人都是分开的。有干警的女朋友不理解的，也有女朋友的父母来单位吵闹希望男方换工作的。

“2009年到2011年是集中管区最艰难的时期，艾滋病戒毒人员人数最多时有八九百人。工作上无现成经验可供借鉴、随时面临职业暴露风险、HIV感染人员管理难度大，一切都是从头开始。”王涛说，“艾滋病戒毒专管工作，是一份残酷的职业。这10年一路走过来，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初心。”

王涛记得，专管区曾经有一名来自湖南省的戒毒人员王某，他是一个有心人。平日里，他把干警的点滴付出都记在一个本子上：某某干警凌晨几点带谁去看病，某某干警几点找谁谈心，某某干警又是24小时干工作，被他看到了。

看到有戒毒人员平时不服管教，王某还会把他记录的东西讲给他们听。在解除强制隔离戒毒前，王某表现积极，主动帮助干警做一些辅助工作。后来他离开时，特意把那小本子也带走了作为纪念。

戒毒人员态度十年大跨越

今年2月20日，原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分所HIV戒毒人员搬迁调遣至省四戒所集中收治。按照司法部的统一部署，全系统大力推进全国统一的司法行政戒毒工作基本模式，新的场所将为HIV感染人员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戒毒医疗、教育矫治、运动康复环境。

变化的不仅仅是戒毒场所，这些年来，随着毒品形势的变化，王涛和干警们的知识储备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工作中，大家在一起研究最多的就是艾滋病戒毒人员这一群体的心理状况，干警们经常互相探讨该如何走入这一群体的内心，如何介入才不会让他们排斥。

王涛说这10年艾滋病戒毒人员最大的变化，是他们对干警的眼神和态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他还记得刚接触艾滋病戒毒人员时，对说服帮教，他们一般都不理也不愿意听。“有的艾滋病戒毒人员还说，你别管我了，我就活几十年，你管我干嘛，我想干点啥就干点啥！”

而经过干警们10年的付出以及潜移默化的影响，现在艾滋病戒毒人员见到干警，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礼节和礼貌；现在的谈话教育，艾滋病戒毒人员是从内心上自觉接受，从心底感激干警的付出。

艾滋病戒毒人员冯某之前经常不服管教，总是想方设法找麻烦，不知从哪天开始，冯某转变了。一次王涛带他去看医生，在等待医生的过程中，冯某说：“王大，你知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就是你有一次晚上讲评的时候，说的那一段话刺激到了我们。”原来，那天王涛讲到：你们天天讲心理压力大，不舒服，但你们有没有换位思考，就是干警比你们付出的还要多，自从开始接触你们，身边连聚会的朋友都没有了。

高学历戒毒学员带来新挑战

平日里王涛是一个观察能力强，喜欢思考的人。今年全国两会，从北京回来后，他发现艾滋病戒毒人员在构成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高学历艾滋病戒毒人员逐渐增加，这是今年才有的新现象，或许这是一个新趋势。”现在，仅王涛所在的一大队，就有7名艾滋病戒毒人员是大学本科毕业。他们中，有的是当年某省高考的英语单科考试的状元，有的高考成绩高出重点线50多分。王涛说，这些高学历者的个人素质一般高于其他艾滋病戒毒人员，思维和逻辑条理都特别清晰，反应也很快。

“我就是因为知道毒品制造的原理，错误地以为吸毒一次没有关系，自己能控制。”30岁的艾滋病戒毒人员章某如今追悔莫及。

章某毕业于中山大学，毕业后他在深圳从事药品品牌区域推广工作。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份令人羡慕的高薪白领工作，却带给章某巨大的工作压力。在毒品面前，他最终没能守住底线，透支了青春与健康，也赔上了自己的前途和事业。

“我曾经问过他们，你们这么高的学历，对毒品有一定的认知，为什么还会吸毒？他们回答我，虽说对毒品有认识，但并不知道危害会如此之大。好多人吸毒是为了减压，还一直想当然地以为他们自己可以戒掉，不会上瘾。”

高学历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出现为干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压力。近期，王涛也一直在思考这一课题，他让一大队的这些高学历艾滋病戒毒人员每人都写下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以备下一步研究使用。

“如果继续用以前的教育戒治方法可能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王涛建议加大提升干警专业化理论知识水平，让干警走出去，到大专院校与学术专家进行理论交流，并参与调研活动，以此促进戒毒工作理论与实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戒毒抗“艾”需全社会努力

今年7月31日，国家卫健委公布的数字显示：每年约3000例青年学生感染艾滋病。

王涛介绍，毒品是传播艾滋病的温床，如果不幸沾染了毒品，坚决戒毒就是预防艾滋病的第二道重要防线。

在他看来，学校对毒品的宣传还远远不够，而学历高并不意味着对毒品的严重危害了解得特别清楚。就在不久前，王涛受邀去华南师范大学给大学生上了一堂关于毒品的普法宣传课，重点讲解了毒品的形势和现状。讲课过程中，王涛注意到，学生们脸上都是那种既新鲜又茫然的表情。“我认为毒品宣传还没有走入学生们的内心，必须要让他们走心地认识这个问题。”

王涛强调毒品知识宣传不仅要走入学生们的内心，更要走入每个人民群众的内心，让更多的大众了解到相关的知识。为此，他还将禁毒戒毒课堂开进全国人大代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岗村村支书梁德标所在的大岗村，进一步加大对禁毒和戒毒知识的宣传力度。

王涛还建议可以考虑定期开放戒毒场所，而不仅仅局限于国际禁毒日或者世界艾滋病日等重要节点。

此外，由于24小时都与艾滋病戒毒人员在一起，干警们从事的无疑是一个高危的职业，职业暴露的风险无时无刻不存在。据统计，我国每年有700到1000名医生、警察等由于工作中不慎接触艾滋病患者或HIV感染者的血液等原因服用阻断药。

“干警都是零距离管理，一旦发生职业暴露,阻断药的成功率虽然高，但副作用极大，而且会给干警及家庭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王涛希望，全社会应多关心和理解艾滋病专管干警这一职业，媒体也要帮助呼吁，关注他们的保障问题，因为“每一位艾滋病戒毒专管干警都是英雄”。他建议最好在国家制度和设计层面有所体现，“因为这代表的是国家对干警从事高危职业的重视和肯定，干警们在乎的也是这份职业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