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贵之战：从秦国到秦朝的法政体制转型

  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前遵循西周宗法制，血亲贵族把持朝政。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时，秦国的改革便以剥夺血亲旧贵（简称亲贵）利益为中心，以建立忠诚于秦王的新型法政体制为目的，一直持续到秦朝。

秦国剪除亲贵势力的方法与时机

  秦国对亲贵的打压在嬴政执政时掀起了第二次高潮，具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嬴政继位夺权的斗争中。公元前247年，13岁的嬴政被立为秦王，此时宫廷有三股外戚势力，分别是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国势力、以吕不韦和嬴政生母帝太后为首的赵国势力，和以夏太后和成蟜为首的韩国势力。最先遭到打击的是韩国势力，《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七年，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夏太后乃嬴政的亲祖母，成蟜是嬴政同父异母之弟，其母亦是出身韩国的韩夫人。当时，夏太后与华阳太后共同监政，权势极盛。但夏死后，韩系便失去了保护伞。又逢成蟜出师不利，其因害怕回国受罚而降赵。当时成蟜并无多少作战经验，兵败后，赵系外戚乘机给赵国施压，让他无法得到赵国庇护，只能反叛。经此一役，韩国势力彻底退出，赵国势力随后也遭到打击。帝太后是秦王生母，地位尊贵，吕不韦献给帝太后的嫪毐因得宠被封长信侯。嫪毐自称秦王假父被告发，嬴政决定拿嫪毐开刀。公元前238年，嫪毐遭车裂族诛，赵国势力随之瓦解，帝太后被软禁，吕不韦也自尽。此时，秦国中枢就只剩下楚国外戚一家独大，秦王最终迎回帝太后，以平衡国中外戚势力。

  第二个阶段是在嬴政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公元前230年秦国启动了统一六国的军事行动，此时最大的亲贵集团还是楚系，其代言人为秦相昌平君熊启。当时秦王已灭三晋、重创燕国，并计划攻楚，而熊启和大将王翦对攻楚一事显得犹豫。嬴政遂将熊启罢免外调郢陈，以处理韩国动乱和安抚周边楚人，王翦亦被免职回乡。若是楚国沦陷，熊启便无权势依靠，再无重返政治中心的机会了。公元前225年，熊启决定在郢陈反叛，与楚军夹击大败秦军。然而，公元前224年楚王负刍被俘，《史记·秦始皇本纪》载：“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於淮南。”次年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直到十四年后，楚国戍卒陈胜吴广又在项燕自杀的地方继承楚国亲贵遗志，起兵反秦。

秦朝清除亲贵势力的步骤与恶果

  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秦始皇志在打破世卿世禄制，以皇帝直统的流官代替世袭，郡县取代封国，强化中央集权，这一新型法政体制遭到了顽强抵抗。

  为了防止亲贵残余复国叛乱，秦朝还推行法家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削弱亲贵对民众和地方的控制。同时将权贵强制迁移，“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秦始皇三十五年“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不复事十年。”（《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国之间也互相迁徙，如灭韩后又将韩哀侯平氏从平邑迁至下邑，加强对亲贵的监控。

  官逼民反，陈胜吴广起义时，《史记·陈涉世家》载“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扶苏和项燕皆是亲贵代表，以旧贵反抗新贵，便是民意。陈胜吴广的起义正是利用了深受新贵法政体制迫害和压榨的旧贵。《史记·陈涉世家》载“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而山东豪俊多是亲贵之后。张良，其父五世相韩；张耳、陈余，魏之名士；魏豹，魏国公子，反秦时立为魏王；田儋，故齐田氏族，儋之从弟田荣、田横，皆齐之豪俊，自立为齐王；赵歇，反秦时立为赵王；景驹，楚贵族后裔，立为楚王；燕故贵人豪杰劝立韩广为燕王；项梁、项羽乃亲贵项燕之后。正所谓“农民叛乱的野火却点燃了旧贵族的死灰，不久秦朝的政权也就被颠覆了。”[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7页]

早期中国贵族法政体制转型的阵痛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208年，博士淳于越曾指责秦始皇曰：“臣闻殷周之五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是对商鞅变法以来秦廷彻底破坏旧贵法政体制的公然批评。自二世继位后，旧贵更是雪上加霜，当时连李斯都反对此举。当刘邦逼近关中时，尚存的血亲旧贵们显然不可能勤王。

  秦朝强势推行法家“刻薄寡恩”之法，并未给民众接受新贵法政体制的时间，官民一时难以适应，只能怀念旧有的宗法制，这无疑给血亲旧贵亡秦提供了成功的机会。所谓“亡秦必楚”所指的并非楚民，而是像项羽一样的楚贵。“墙倒众人推”，秦灭之后，六国亲贵纷纷复国，重回战国血亲贵族主导的法政体制。这是血亲旧贵法政体制向皇权统御的新型官贵法政体制转型必经的阵痛。以秦为鉴，刘邦建汉便转而推行郡国体制，实乃兼顾血亲旧贵和军功新贵之结果。

  （作者分别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2017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