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黄宗羲法律思想的民主启蒙色彩

    明末清初，黄宗羲在民主法律政治方面的一系列主张，体现了民主法治色彩，是那个时代最强烈、最富新意的思想潮流，对后来近代思想产生了影响。

  古代中国在唐代时达到鼎盛时期，封建法制完成了礼法结合，法律思想逐步定型。在唐以后历朝历代，儒家法律思想缺乏生机和活力。儒家法律思想的一成不变，使得明清时期的封建专制越来越黑暗沉闷，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针对封建专制提出带有启蒙性质的思想，特别是黄宗羲等明末清初思想家，面对封建社会的腐朽，纷纷提出了改革主张。这些主张体现了民主法制色彩，是那个时代最强烈、最富新意的思想潮流。

人治法治之争

  在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作用时，黄宗羲从自身经历中痛切体会到，要达到“天下万民”之国的长治久安，儒家“人治”思想所能提供的最好出路也就是明君贤相, 而明君贤相的能力也有限，只有靠良法限制。

  黄宗羲提出了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点:“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三代以下无法，人主即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不长，子孙之不能保，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未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黄宗羲不赞同法家的思想，认为法家的思想是用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约束压迫普通百姓，是人治，不是真正的法治。黄宗羲认为君主的职责是为天下“兴公利”“除公害”，满足天下之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即法律要保护的不是君主一人的利益，从根本上讲，与君一样，臣也应是为万民服务的。

  当然，黄宗羲对君主专制的批判，并不等于他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他对三代时期进行了赞美，认为那是真正的公天下，主张君主应当有德，以天下为主，为天下人谋福利。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黄宗羲的思想并不能算民主思想，更无法跟西方的民主思想相提并论，但在封建专制思想极为顽固的明清时期，他的观点可以说是铿锵有力，带有民主的色彩。

  黄宗羲在看待封建社会的法制时，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尽管也有局限性，实际上也没有走出人治的范畴，但却是历代思想家中关于法治思想论述最具有法治意义的，揭示了“三代”以下封建“王法”的本质。

主张改革封建专制政治体制

  黄宗羲在政治体制方面提出了学校议政的主张。他首先对“学校”的功能重新作了界定：“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分析了古代圣王为了能有一个政事咨询机构而设立学校，因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所以学校比培育人才更重要的是“出”“治天下之具”——“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之后分析了三代以后“学校”逐渐转变为“学院”，不仅知识分子地位一落千丈，“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住自拔于草野之间”，而且君主决策已多有弊病，“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

  学校议政思想尽管跟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有很大差距，但这一主张毕竟有了初步的构想，以此来推进“天下为主，君为客”主张的实现。由于黄宗羲所处的时代局限性，他的这一主张是无法实现的，一方面学校议政和君主的权力没有相应详细明确，使君主在这一结构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无法限制君主的行为；另一方面，学校议政的参与人有很大的限制，广大普通民众是无法参与进来的，这也导致这一主张无法施展开。但即使有局限性，仍不能抹杀这一主张的民主色彩。

  从他关于学校议政的主张来看，学校议政思想可以概括为：学校反映民意，参与决策，舆论监督限制皇权、官权。在他看来，不是皇帝，而是“学校”形成的舆论，才是天下是非的标准，身为天子的皇上也要以其是非为是非。这方面体现了黄宗羲尊重民意，重视权利。

  在立法、司法权力方面，黄宗羲主张应该将“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作为立法的最高原则。黄宗羲主张统治者必须忠实地为天下人民效劳，所谓：“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总之，“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立法的目的是防乱求治，因此必须以“万民忧乐”为宗旨。

  立法“以天下为主”就必须保障人民在政治上与官吏平等。他认为“三代之法”体现了这一点，指出了这一点。

  在君相制度方面，提出恢复宰相制度，以限制和监督君权。皇权高度集中，就会为所欲为，而不顾百姓安危，因此限制皇权是天下安定、百姓安危的关键所在。黄宗羲认为宰相制度可以对皇权起到很好的限制作用，实现君臣共治：“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知，而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明夷待访录·置相》）宰相不但可以与皇帝“便殿议政”，共同批发文件，而且宰相批发的文件即可下达执行，不必再经过皇帝的御批。宰相设政事堂，执行政务，并负责法律职责的实际履行；同时皇帝的行为也必须受法律的限制与制裁，不能超越于法律之上。在君臣关系方面，对君臣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民出仕则为臣，臣之职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君臣应该是平等之关系，而非隶属之关系：“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人民才是政治的实体，政治的一切设施都是为了人民，如果没有天下的百姓，君臣之名就失去了依据和意义。臣一旦卸官，君臣之名就不复存在：“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也”，民不出仕，则无君臣之分，君臣关系是暂时的，不具永恒性。天下之人都是平等的，这是法律产生的基础，也是法律的目的。

  在民权的保障上，黄宗羲主张授民以田，改革赋税，保障民权。在授田的基础上，改革赋税。应该说，黄宗羲的这一主张将当时百姓最为关心的问题提出来，并将它与民权联系起来，实现限制君权、保障民权的目的。

  明末清初，中国已经开始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工商业者已经出现。结合黄宗羲所处的时代来看，黄宗羲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那个时代的反映。他在民主法律政治方面的一系列主张，对后来近代思想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