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文玮：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

从公司高管到专业社工，在本不搭界的两个体系，吕文玮转变得颇为顺畅，发现资源、链接资源、整合资源，将高校与社区对接培育专业社工人才，精准扶贫舍易求难，为乡村做长远规划，“补翼行动”用生命影响生命。

从公司高管到专业社工

  “一般把在社区居委会全职工作的人员称为‘社区工作者’，而把在专业社工机构/组织工作的称为‘社会工作者’，这两类职业都简称为‘社工’，实际上，在香港等地，社工是指接受过专业教育，在专业社会机构通过专业社会工作方法和技术开展服务的专业人员，比如心理咨询、个案督导矫正、临终关怀陪护等。”吕文玮试图向来访者厘清专业社工的定义。

  事实上，10年前，身为上市公司高管的吕文玮也不太清楚什么是社会工作者，社工到底是做什么的，有何作用？而今他已是两家一线社工机构——北京市丰台区九万里社会工作事务所、北京市延庆区鹏鲲社会工作事务所的负责人。

  可以说，吕文玮和其所在社工机构的发展，基本见证了北京社会工作近十年的发展。

  2008年，吕文玮辞职创办教育公司，与北京社会管理学院的专家合作面向两委一站（注：社区居委会、社区党委和社区服务站）进行社区工作者培训，旨在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能力。

  20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北京市把当时全市5000多个社区重新组合，变成了2500多个社区，随后又逐步把居委会变成社区居委会，人们才渐渐有了社区的概念。

  转折发生在2009年。这一年，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成立。

  此前，由于没有专门负责社会建设工作的部门，社区内的设施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各自为战”，重复建设和缺项都难以避免。社工委成立后，细化公共服务种类，将其分为十大类、60项、180小项，每个社区逐一排查，把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放在首位。

  从2009年起，北京启动“大学生社工计划”，面向社会招聘了5000名应届大学毕业生。“社区工作需要规范，社区工作者也要走向专业化。”吕文玮介绍说，政府有意愿培养一批专业化社区人才队伍。

  吕文玮的新工作可谓恰逢其时。2010年起，北京市政府启动了使用社会建设专项资金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政府对百姓的服务从“保姆式”全包开始变为由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

  他在丰台区新村街道的培训成效显著。3年时间，他为新村街道办事处30余家社区400余名社区工作者进行有步骤、分梯次的“全员培训”。组织专家编写了15万字20余讲《丰台区社区工作者实务课程》，2016年，多项课程入选“十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2011年吕文玮响应发展培育社会组织发展专业社会机构的浪潮，在民政局登记注册成立九万里社会工作事务所，也是当时丰台区最早成立的专业社会机构之一，此后，又成立了区级丰台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为区级孵化基地，截至目前，培育了30多家专业机构，上千家社区社会组织。自2013年始，丰台区获得的市级项目的数量和资金额度从倒数跃至全市第二，保持至今。

从关爱留守

困境儿童到“补翼行动”

  在吕文玮看来，在丰台区开展的对接企业和社区的“微福平台”等项目是填补缺漏，完善社区服务，可以说是“锦上添花”的项目，而在北京延庆区的项目则更多体现的是“雪中送炭”。

  2017年，鹏鲲社会工作事务所承接了北京市延庆区留守儿童关爱项目。自从服务开展以来，社工们已经走访巡查留守（困境）儿童家庭共586户，169名留守儿童、1593名困境儿童成为社工们的主要帮扶对象。

  在外界看来，或许很难想象，在北京也有如此之多的留守、困境儿童。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困境儿童中有12个孩子辍学，14个孩子从未入学。

  在一年中，社工们需要对每一名儿童完成24次的探访。距离延庆城区最远的是千家店、珍珠泉、四海，社工们往往每出行一次都需要一整天，开着车走300多公里，经常大半夜了还回不了家。在偏僻的山村里，吃不上饭更是常事。

  在走访入户过程中，吕文玮深深被触动，“走进房间，就被满屋子堆积的针筒和药盒吓到了，难以想象面前阳光开朗10岁的小女孩，每天要打4针胰岛素。”

  小女孩的父母在外打工，从小由爷爷奶奶看护照顾。3个月大时，因感冒误诊罹患Ⅰ型糖尿病，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爷爷奶奶日渐衰老，唯一不敢忘却的大事就是每天要给孩子打4针。

  “孩子父母也不常回来管不了，我俩要没了怎么办？”吃低保的爷爷奶奶最担心的就是孩子的未来。

  整整一天，社工团队沉默地奔行在路上，很少有人讲话，并非是不想说，只是不知道如何去表达。“心痛地无以复加，却也无力改变。”鹏鲲社会工作事务所总干事黎新悦表示，如果非要说感受，更多的是责任。

  “孩子的未来有无限可能，你的一点点帮助可能会改变他的命运，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在困难之时有人帮助他渡过难关，会让他感受到温暖，而未来，他可能也会帮助别人。”正因如此，吕文玮更愿意承接有关未成年人的项目。

  在延庆区触法未成年人项目中，4年时间，社工们对延庆区涉罪未成年人的生活背景、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管情况以及回归社会的社会支持条件等一系列要件展开专业调查活动，完成97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向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提交社会调查报告（初次/补充）119份，为其量刑提供参考；通过个案咨询、正向宣讲、技能培训、参观考察、就业推荐等形式，成功帮助1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重返家庭、校园和社会。

  吕文玮将该项目称之为“补翼行动”，“正在成长的孩子翅膀受伤了，需要人帮忙补好，让他有机会重返天空，继续飞翔。”

  对于这个项目，鹏鲲社的一线社工也记忆深刻。2015年深秋的一个晚上，黎新悦和同事们完成入户调研后走进一家路边餐厅，没想到刚刚坐下，走上前的服务员便惊喜地打起招呼，原来这个服务员正是黎新悦曾经的帮扶对象。

  原来小姑娘自小父母离异，又各自组建新的家庭，搬离了延庆，被判给爸爸抚养的孩子交由爷爷照顾，小姑娘15岁的时候还没有户口，整日跟一帮社会小青年在一起。黎新悦为了给黑户女孩上户口跑了3个多月，协调了10多个委办局，最后终于帮小姑娘上了户口。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曾经在村子里无恶不作遭到全村人唾弃的小恶霸，在社工的帮助下，现在当上了学生干部，还要积极参军；曾经饮酒成瘾的少年，现在每天坚持跑步读书，向着正向、健康的生活方式前行，还成立了志愿服务小分队……

  吕文玮认为，与大多数人采取远离隔离的方式不同，社工要让这些“问题孩子”融入社会，要用爱来改变他，而非越推越远。

  “这正是社会工作的价值所在，通过专业帮扶的工作方法和‘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用生命影响生命，让孩子从阴影中走出来。”吕文玮说。

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

  2016年，延庆鲲鹏社会工作事务所承接了北京市民政局精准扶贫的“大项目”。帮扶对象是距离延庆城区32公里的刘斌堡乡马道梁村。

  这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也是社工机构参与国家战略的一个标志。吕文玮作为社工代表在第四届北京社工宣传周上表示，突然从配角变成了主角，我们一时还很不适应。

  当时，很多参与精准扶贫的机构都选择了相对容易的入户、建档、培训、增能等方式，这些工作社工做起来得心应手，也便于完成。

  “但我们没那么做，我们当时想，既然政府把‘雪中送炭’担子放在了社工的肩上，社工就应把精准扶贫工作做出亮点，落到实处。”吕文玮开始带着台湾乡村社造专家一趟趟往返于北京市区与马道梁村之间。

  然而，帮扶计划还没开始，双方就有分歧，村民代表要求分钱，村干部要把钱买成慰问品，发给困难群众。

  吕文玮认为，精准扶贫的重点是振兴乡村，乡村振兴了，乡亲们自然就脱贫了。那么，怎样去振兴乡村呢？那就是，为乡村制定一套中长期发展规划，让乡村实现可持续发展。于是，社工和专家们深入田间地头，花了半年多的时间，为马道梁村做了一个乡村中长期发展规划。

  “因为这个村子是延庆海拔最高的村子，是延庆著名景点百里画廊的必经之地，我们给它的定位是：‘可以触摸星空的村庄’。为了吸引深受雾霾困扰的城里人前来，我们又推出了颇具煽动性的宣传口号：‘星空很近，雾霾很远’。”吕文玮说。

  看完吕文玮的规划，原本一些不太理解的观望者也转变了想法，成了热心倡导者，到处跟领导讲规划、谈发展，协调相关部门引进资源，修建基础设施，建造观星步道。

  截止到2017年7月底，该项目已经完成并结项。项目虽然完成，但吕文玮与马道梁村的合作依然紧密，希望能为马道梁村的未来发展献计献策、助力添柴。他还组织撰写了马道梁村三年发展规划（2018-2020），力争探索出一套有马道梁村特色、可持续发展的乡村建设模式。

从星星之火到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2010年以来，北京市加快推动社会工作服务组织建设，培育了以北京社工协会为引领的17家行业组织、624家社工服务机构。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和政府购买服务力度，至今已累计投入7055万元。

  在吕文玮印象中，2010年社工服务机构不过几十家，现在已经达到了数百家，这些年社会组织的发展速度不可谓不快，但面临的现实瓶颈仍然存在，怎样做到可持续发展？

  “我赞同一位主管领导的说法，600多家社工服务组织，有三分之一干的很好，三分之一不温不火，三分之一是僵尸机构。”吕文玮说。

  在项目数量和资金额度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有更多的机构来“分蛋糕”，有相当数量的机构“只分蛋糕不做事”，甚至还有“抢完项目再招人，或者只招发补助的志愿者”的情况。

  吕文玮认为，只有政府调整参与机制，在项目上设置专业门槛，必须有长期持证社工参与项目的限制政策，才有可能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

  社会组织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才。

  截至2019年3月，北京市3.69万社区工作者中有31.5%取得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

  吕文玮至今都难以释怀的是2013年的鲲鹏社裁员，2012年时，鲲鹏社专业社工多达12人，但是2013年却面临“一个项目都没有”的窘境。

  他事后反思，如果社会组织有实体经济，能够向社会企业的方向发展，人员就可以调配过渡，不至于时常面临“有项目的时候抓紧招人，没项目的时候就得裁员”的尴尬。如果政府在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有可持续的政策倾斜，帮助一些优秀的机构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社会组织的春天才会真正到来。

  根据《北京市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文件要求，2020年北京社区工作者中取得国家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证书的比例力争达到50%。这意味着，在未来，将有更多的专业社工人才参与到我们的生活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