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专家：行政诉讼制度推动中国法治向前发展

学者专家一致认为，行政诉讼制度在推动我国法治化水平，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行为监督、推动行政领域立法、推动行政法学发展等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近期由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主办的“行政诉讼法30周年座谈会”上，来自立法、司法、法学界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了行政诉讼制度30年来对中国法治进程的推动作用。

学者专家一致认为，行政诉讼制度在推动我国法治化水平，提升政府依法行政、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政府行为监督、推动行政领域立法、推动行政法学发展等领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行政诉讼

推动政府依法行政水平提升

曾经参与过第一部行政诉讼法制定工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回望行政诉讼走过的30年，总结出了几个变化：“30年历程，人民群众从共和国的国民变成了法治国家的公民；人民政府由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整个社会由人情关系社会变成真正开始讲规则的社会；我党由主要依靠政策来执政到依法执政，依宪执政。”

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的历程中，党和政府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水平不断提高。行政诉讼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依法治国进程，推动了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谈道，从实践层面讲，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行政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法治政府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行政诉讼法使行政机关认识到行政行为不能随意、不能任性，也认识到不随意、不任性并不会损害行政管理。恰恰可以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提高行政管理的公信力，提高行政机关的权威。提高法制化水平是有好处的，没有坏处。所以这样大家就更容易接受要实行法治，不搞人治。”

行政公益诉讼

推动对政府行政行为监督

2016年和2017年，《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和第二次修订的新行政诉讼法相继实施，不仅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行政诉讼进行监督，还确立了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雪樵谈道，检察院监督行政诉讼，这既是检查监管对行政权的监督，也是对审判权的诉讼监督，是行政诉讼的重要标志，对防止行政权滥用，保护公民权利发挥的作用不可替代。与此同时，检察公益诉讼制度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创新，成为中国改革的一个样板。

“有一句话说，天下之事不难以立法，而难以法之实施。就国外行政诉讼比较，也许个别国家已经规定了检察机关对行政权提起诉讼的制度规定，但是从制度规定到实施只有中国实现了。”张雪樵说。

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了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卫生安全等领域的行政公益诉讼有10万多件，所取得的成效为社会各界认同。今年全国两会上，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交议案、提案，认为检察公益诉讼的范围不应局限在这4个领域，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生态资源保护、国家国有资产保护，以及国有土地资产转让，还应该扩大到安全生产、文物保护以及公民的吃住行和信息保护等多个领域。

张雪樵谈道，中国的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制度不仅在国内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也得到了国际司法界的关注和赞同。2018年来中国考察环境工作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曾由衷赞叹：中国检察官代表公益提起诉讼，甚至可以把政府部门作为被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体系。

芬兰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卡里·库西涅米认为,中国建立了由检察官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进一步完善了之前的公益保护体系。

美国夏威夷州最高法院麦克威尔逊大法官为习近平总书记点赞。他说，中国国家领导人的生态保护理念,即使从全球历史的角度看,也是十分罕见、难得。中国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堪称环境保护的全球表率。

随着前几年中国的调解制度为西方的ADR制度借鉴之外，最近中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得到了国际司法界高度的评价。

张雪樵谈道，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制度并不等于文明，这项制度要真正成为文明，还必须要受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支撑。

“最高人民检察院为顺应人民群众对法治、公平、政治、环境、安全提出了新的需求，提出了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者检察、公益诉讼检察等四大检察全面发展的理念，这需要相关学界、实务界一起为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提供支撑。”

张雪樵谈道，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诉讼制度，并让这项制度在中国法治建设当中发挥作用，是法律人的使命与责任。

“希望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法治强国，并且让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向唐代的唐律一样成为世界司法文明的范本，为举世所仿效而共同努力。”张雪樵说。

行政诉讼

推动中国行政领域立法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极大推动了我国的行政立法。

“在制定行政诉讼法之前，虽然也有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政府组织法等一些行政方面的法律，但是应该说还是很少。”陈斯喜谈道，对于先制定具体行政法还是先制定行政程序法，是存在不同声音和意见的。最终经过研究还是决定先制定行政程序法。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立法工作可以说是从无到有的过程，立法任务非常繁重，各方面都需要立法，但立法机关又无法满足同时制定完所有所需的法律，于是形成了一些立法策略。”陈斯喜谈道，立法策略有三：亦粗不亦细，先建立制度；分批零售，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形成倒逼机制，不强求一定要传统顺序立法。

他谈道，倒逼立法除了行政诉讼法以外，其他法律也有很多例子，比如在破产法与国有企业法的立法顺序上，曾经立法部门就产生过很大的意见分歧。后来中央决定还是先制定破产法。因为后面的立法制定出来了，就逼着前面相应的法律要制定，就加快了立法竞争。

从行政诉讼法制定上看，后来很快就相应地制定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前置法等一批行政法律。国务院也制订了一批法规，地方人大先行先试制定了许多关于行政方面的地方性法规，极大丰富了行政立法内容，使法治能够尽快地向前推进。

行政诉讼司法实践

推动中国行政法学发展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谭宗泽谈道，在近30年的行政司法审判实践中，法官探索出了一些法的精神、制度、体系，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行政法学的发展，基本上形成了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学的发展时期，可以说行政法学的相关理论和行政审判是相得益彰的。

 谭宗泽认为，行政诉讼立法与行政司法审判的历史，是行政诉讼的发展历史，是行政法理论的发展历史，也是一代又一代新的行政法理论学者、学生的成长史。

 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周佑勇谈道：“我始终认为没有独立的诉讼法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法学。中国行政法的产生事实上是以行政诉讼为标志的，严格来说，自从1989年有了这么一个专门的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后，中国才有真正意义的行政法学。”

 在他看来，行政诉讼法30年的司法实践对行政法学三大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在学科体系建设上，自从1989年有了专门的行政诉讼法之后，不仅构建了一个独立于行政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也创造了一套独立的法规范体系，从而构建了具有鲜明法学特色的行政法教育学，使行政法学逐渐褪掉行政管理学的色彩，而成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学科。

  行政诉讼法确立了依法行政的要求，所以使得立法机关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章，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行政法体系。最高法的司法解释也极大丰富了行政法规体系，由此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行政法解释体系，从而推动行政法教育学的日益成熟，以法教育学为核心的本体行政法学逐渐构建起来。

  “作为‘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引起了学界关于行政法理论基础的大讨论，形成了以平衡论为代表的多种学说，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中国式行政法学的探索。”周佑勇总结道，一些学说从理论上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管理论，并由此推动了行政法哲学的思考，奠定了行政法学科体系独立的理论基础。

  在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周佑勇谈道，行政诉讼法写入行政行为，构建了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方法论体系，使得行政法学独立于民法学而成为一套专门具有学术特质的独立体系，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形成自身独立的理论体系框架，并伴随着行政诉讼法对法教育学的推进，学术体系不断得到理论创新和发展。

  在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周佑勇指出，通过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一系列行政法的核心范畴被赋予特定含义。构建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话语体系，并打通了国际上的话语沟通，例如依法行政，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确权、行政不作为等。此外，事实上法院在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通过法律解释也发展了一系列行政法的核心概念，比如说行政裁量、比例原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