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修改：让程序正义进一步得到保障

    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追逃追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0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

　　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主任王爱立说：“这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紧紧围绕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对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追逃追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刑事诉讼法自1979年制定实施以来，该法于1996年、2012年有过两次修改。而这一次的修改，保障完善了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更是建立和完善了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将司法实践中可复制、可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上升为法律，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刑事诉讼制度有着重大意义。

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2016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拟在18个城市试点，试点期限为两年。

　　广州是18个城市试点之一。据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广州市检察机关共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审查起诉刑事案件22690件25323人，占同期刑事公诉案件的58.9%。试点的案件涵盖139个罪名，涉及轻微刑事案件、重罪案件、黑恶势力犯罪案件、毒品犯罪案件、职务犯罪案件、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等多种案件类型。

　　据广州市人民检察院相关人员指出，试点工作中不断探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机制，推进繁简分流、简案快办、宽严得当，不断提升办案的质量和效率，注重社会综合治理效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此次刑诉法修改正是明确了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的原则，并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规定。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人认罪认罚并同意适用速裁程序的，可以适用速裁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

　　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指出，明确刑事案件认罪认罚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愿意接受处罚的，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另外，完善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的程序规定。包括侦查机关告知诉讼权利和将认罪情况记录在案、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就案件处理听取意见、犯罪嫌疑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人民检察院提出量刑建议和人民法院如何采纳量刑建议、人民法院审查认罪认罚自愿性和具结书真实性合法性等。

　　卞建林说，刑诉法修改除了增加速裁程序，也加强对当事人的权利保障。对诉讼权利告知、建立值班律师制度、明确将认罪认罚作为采取强制措施时判断社会危险性的考虑因素等作出规定；另外明确了按照普通程序的规定重新审理的情形，包括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有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违背意愿认罪认罚、被告人否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不宜适用速裁程序审理的。

　　“指向明确、内容特定、重点突出、范围有限，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卞建林说，这是本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呈现的特点。

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

　　此次刑诉法修改，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制度即缺席审判制度。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监察机关公安机关移送起诉，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王爱立认为，该制度的建立加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工作力度，丰富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的手段。

　　据了解，以前在刑事诉讼中长期未能确立缺席审判程序，当时立法者主要还是考虑到如果被追诉人没有参与诉讼，等于剥夺了其辩护权等诉讼权利，判决的公正性可能受到影响。

　　但很多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为潜逃境外的贪官留下了“自由空间”。对于这个群体，只要滞留在国外长期不回国，司法系统就无法顺利启动审判程序，对其进行定罪量刑。即便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们仍然能保持法律概念上的“清白之身”。

　　近年来，我国境外追逃的力度不断加大，以引渡、遣返、劝返等形式，让一些“红通人员”回国接受审判。但是，仍有一批腐败分子利用出逃手段逃避法律制裁。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认为，“这一制度被正式写入刑诉法，对以法治方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了解，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从2014年开始就会同有关部门，对是否在刑诉法中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进行了广泛研究和深入探讨。“经过研究和权衡利弊，我们认为，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推动司法机关积极履职、丰富惩治犯罪的手段、促进反腐败国际追逃工作，都有着积极的意义，也可以使一些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和及时固定一些证据，避免因为时间过长，让证据灭失情形的发生。同时，对外逃的犯罪分子及时作出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可以彰显法治权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众利益。”王爱立说。

  《中国司法》杂志总编辑、研究员刘武俊认为，按照修改前的刑事诉讼法，外逃贪官只有回国归案后，才能正式接受审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适用于贪污贿赂案件，以及需要及时进行审判。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有望敲响外逃贪官的丧钟，加强了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的力度，丰富了反腐败和国际追逃追赃的手段。另外对新刑诉法也注重保障缺席审判案件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仅从告知、送达以及辩护等方面为被告人设计了充分的权利保障措施，而且明确规定：人民法院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中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符合缺席审判程序适用条件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

完善监察与刑事诉讼的衔接

　　今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监察法。监察法自3月20日颁布实施后，人民检察院对反贪反渎案件的侦查职能整体转隶。为落实宪法有关规定，做好与监察法的衔接，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此次刑诉法作出了多项修改。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调整了人民检察院侦查职权。职务犯罪侦查权转隶于监察委员会，但同时保留检察机关部分侦查权。同时也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卞建林指出，此次刑诉法修改明确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的衔接，以及留置与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衔接。赋予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权、退回补充调查权与自行补充侦查权。同时明确留置案件应当先行拘留，留置自动解除，人民检察院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逮捕、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的决定。另外修改关于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技术侦查措施等规定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内容以及“侦查”的定义。

　　卞建林说，本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体现与巩固了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深刻把握了“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的要求，充分践行了我国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的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治建设与法治国家建设进步的重要体现。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这种小修方式的优势和长处就在于，能够更为快速、及时地对社会发展变化的实践作出反应，起到一个迅速回应社会实践发展的作用。”程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