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创新中发展 浙江“枫桥经验”绽放光芒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发端于浙江绍兴的“枫桥经验”，如今在浙江全省怎样做，如何做，效果如何？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发展“枫桥经验”15周年。

　　11月12日，中央政法委、中共浙江省委在“枫桥经验”发源地绍兴市联合召开纪念大会，介绍“枫桥经验”在各地的发展创新情况。

　　如今，“枫桥经验”已从浙江走向全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把基层治理权力交给群众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三治融合，首先要发挥自治作用，把基层治理权力真正交给人民群众。

  浙江象山，百里海岸，千年渔乡。一年一度的开渔节，让世界瞩目，而今象山还有一张“金名片”，那就是基层治理的创新之举——村民说事。

  象山县土下村党支部书记沈飞龙表示，“村民说事”是村民自治的“土办法”，它从民间“有事要商量、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的朴素智慧出发，村里的麻烦事、困难事，只要到村委会的“村民说事”上说一说，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

  “村民说事”，是由“说、商、办、评”四个环节组成，其中“说”就是敞开天窗说亮话；“办”就是“马上办”，既办村里的大事，也帮村民解决生活中的小事。通过“村民说事”，说出了乡村和谐，说出了民主，也说出了清廉。

   自治必须依法，权力必须接受监督。2004年6月18日，武义县后陈村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基层村务监督委员会。

   到2009年11月底，浙江所有行政村全部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者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

    到2018年，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已监督了5届村组织，涉及村建设投资数千万元，创造了村干部“零违纪”、村民“零上访”、工程项目“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的“四零”纪录。

    自治是基础，法治是保障。2015年以来，浙江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的过程中，按照“规范群众身边事、群众自己立规矩”的原则，在全省村、社区全面推行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修订制订工作，大大提升了基层群众的法治观念、自治意识、契约精神和道德水平。

    今年7月14日凌晨3:00，在诸暨市朱公湖农贸市场，上下文村的5位村民前来市场购买食材，为当天中午村里的一场酒席做准备，几位村乡风文明理事会成员一直跟着做记录监督。

    近年来，上下文村富裕起来的村民在红白喜事的操办上日渐攀比，每桌酒席动辄上万元。怎样才能匡正风气，消除这种不文明现象？村民们共同商议，制定了“八项规定”，其中要求红白喜事每桌酒席不能超过600元。为了监督落实，村党支部还组织村民选举产生了监督机构——“乡风文明理事会”。

    当天的酒席每桌花销不到600元，移风易俗，按照村民制定的“八项规定”来办，村民们的生活也踏实许多。

    法治立规矩，德治树民风。早在2013年，浙江桐乡就率先探索“三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在城乡社区普遍推广建立“一约两会三团”，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桐乡是中国的榨菜之乡，村民利用菜窖腌制榨菜过程中，会排放大量高浓度盐水，环境治理刻不容缓。

    高桥镇三村村民徐茂松曾经有2个菜窖，2017年，因为填埋菜窖的事，他成了“道德评判团”的评判对象。

    在一户农家大院前，道德评判团正坐“堂”评案。“评判团”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老党员、老干部和乡贤组成，“旁听席”都是围观的村民。

    对照新《环境保护法》，依法说事；结合村规民约，以理服人。经过评判之后，徐茂松心服口服地填了菜窖，走上了种桑养蚕的致富之路。

    在中国，德治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今天，在古越大地的许多乡村，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家规家训被刻立在祠堂里，写在屋门旁，铭记在每一个人心里。

　　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在“三治融合”的探索实践中，浙江各地积极培育和发展乡贤联合会，充分发挥“好人”“能人”“热心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三治融合，正打造出一个又一个基层善治样本。

党建引领促进基层组织健康发展

    党建引领，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政治灵魂，更是其不断创新发展的根本保证。浙江探索形成“党建＋网格治理”“党建＋市场治理”“党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等一系列做法，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正在形成。

    今天的枫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而枫桥镇乡村建设的动力引擎与领导核心，就是基层党组织。

    2016年5月17日，各村党员干部带领广大群众，开展以“五星达标、3A争创”为引领的环境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枫桥镇2601名党员都要亮明身份，拿出服务，每个季度还要向群众展示成绩单。

    诸暨市店口镇产业发达，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超过本地户籍人口，他们被称为“新店口人”。

    每年暑假，从全国各地来到店口镇跟父母团聚的孩子有1000多人。如何照看好这些“小候鸟”，成了外来建设者必须面对的难题。

    2015年，店口镇派出所对外来建设者中的共产党员进行了摸底，成立了“新店口人”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以流动党员为核心成员的社会组织“新店口人先锋队”注册成立，其活动内容包括流动人口登记、纠纷调解、公益活动等。

    在先锋队的倡导和运作下，店口镇“小候鸟夏令营”诞生了。夏令营设在店口二中，先锋队员和义工协会志愿者联合排班，每天轮流看护“小候鸟”，先锋队员还动员镇上多家企业，为孩子们解决了午餐问题。

    其实，“新店口人先锋队”只是诸暨市2000多个社会组织中的一个。为促进基层组织健康发展，浙江按照“党建引领、政府搭台、社会参与”的模式，在市、县两级全面建设、培育、孵化、服务、管理社会组织的专门机构。

　　“武林大妈”“乌镇管家”“义乌勇士”“苍南壹加壹应急救援中心”、宁波“红领之家”、湖州“平安大姐”……近年来，浙江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治理中最活跃的因素，成为群众、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事务的有效途径，形成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明特点。

“网上枫桥”提升防范化解

矛盾风险能力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现代科技，赋予新时代“枫桥经验”新动能，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支撑。2017年以来，浙江全面实施“158”政法数字化协同工程，打造“网上枫桥”新模式。

    今天，调解员可以坐在联合调解大厅，在线为远在千里之外的当事人解决矛盾。

    在温州，“大数据＋人民调解”为当事人智能匹配最佳调解模式、自动推送调解结果预期；在宁波，移动微法院让“手机上打官司”成为现实；杭州互联网法院实现了“网上纠纷网上审理”，推动了网络空间治理法治化；青田县是著名的侨乡，青田法院建立渉侨纠纷在线调解新模式，把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效能拓展到异国他乡。

    2018年6月，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在浙江全省上线运行，实现了在线咨询、评估、调解、仲裁、诉讼五大功能的有机结合，使矛盾纠纷化解跨时空、高效率、低成本。

    目前，全省注册用户116460个，注册调解员30246个，受理申请调解案件107670件，在线成功调解86823件。

    推进执法办案网上网下一体化，为解决司法机关案多人少矛盾提供了新路径。

    今年4月，浙江省委政法委在杭州余杭区召开现场推进会，全面推广应用一体化办案系统，为政法机关执法办案打造了一条“高速公路”。截至目前，全省政法机关运用该系统，办理逮捕、起诉、审判协同的案件占比分别达98%、97%和79%。

    符哲伟毕业于西安一所名牌大学，他是台州市路桥区一名网格员。虽然刚刚入职，他并不紧张，因为在手机APP这块小小屏幕背后，是基层治理“四平台”的强大功能支撑。

    2016年以来，浙江全面打造综治中心建设升级版，大力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搭建了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四个功能性平台，建立乡镇综合信息指挥中心，并与“全科网格”深度融合，有效解决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问题。

    如今，在浙江10.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共划分了7.08万个网格，配备了23.4万多人的专兼职网格员队伍，平均每天发现上报基层治理“四平台”分流办理的各类事项达3.8万起，其中98%以上的矛盾和问题在镇村两级得到妥善解决。

    在不少群众看来，基层社会治理的智能化建设，有效提升了社会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

    在衢州市雪亮工程城市大脑的安全监测系统上，经过数据运算的预警信息不断地推送出来。

    在孩子放学的必经路上，一个窨井盖出现异常情况，城管部门赶到事发地点，拉起警戒线，快速修复窨井盖。

    距离学校两个街区，川流不息的马路上发现一名脱离监护的精神障碍患者，网格员会同周边民警将其迅速劝离现场。

    更为紧急的是，一辆满载危化品的车辆在10分钟前进入城区，系统发出警示。距离孩子们放学越来越近，风险指数却持续升温，衢州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组组长顾闻和他的同事们紧张地盯着屏幕。此时，交通警察在马路上设置关卡，对危化品车辆进行拦截，并引导出安全圈。

    风险就这样被一一排除。这是“城市大脑”为孩子们构建的安全圈, 在预警风险的同时，系统指令也分别推送给有关部门。“在这座城市运行过程中，我们确保把风险隐患化解于无形。”顾闻说。

    在今天的浙江，以“雪亮工程”建设为先导性工程，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为支撑，一个“全域感知、资源汇集、处置高效”的智能化现代市域治理体系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