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

　　民事纠纷的解决途径包括诉讼、调解、仲裁、行政裁决、和解等多种形式。长期以来，受纯粹的法治主义思潮影响，我国存在着迷信诉讼、将权利意识等同于诉讼意识的倾向。这种以诉讼为核心的一元纠纷解决机制强调严格的法律主义，注重法的技术与工具价值，忽视了法的伦理与和谐价值，缺乏深入民间的宽容精神。在实践中，这种方式不能完美地解决社会纠纷。首先，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诉讼量开始激增，法院面对大量的案件显示出力不从心的一面。其次，严格的诉讼程序使当事人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纠纷的解决过程，甚至远比纠纷本身更耗费时间。在这种情况下，非诉纠纷解决方式的灵活性、便捷性、温和性恰恰弥补了司法诉讼的不足。

　　然而，虽然我国现有调解、和解、仲裁、行政处理等各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但由于其发展缓慢、社会资源利用不充分，没有形成一个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的有机整体。加之非诉手段程序设置随意、机构组成人员素质不高，各解决方式使用依据不一，仲裁的高成本和低利用率，使其调解效果欠佳，导致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在现实推广中常常遭遇瓶颈。

　　因此，在推进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不但要建立健全法律体系，而且要对非诉讼解决机制进行利用和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激烈的变革时代，诉诸法院的各类纠纷案件激增，且纠纷类型多样化，有的地方有限的司法资源已无法承受，但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单一，供大于求，资源闲置现象突出。同时，由于非诉讼解决机制在社会实践中还存在较大缺陷，各机构之间还未达到高度统一配合，程序上也没有好的协调机制，诉讼与非诉讼之间没有形成很好的衔接。因此，建立健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很有必要。

　　笔者认为，一方面应注意改造现有的非诉讼机构和制度，提高其公信力及纠纷解决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强调法院尊重和重视非诉讼机制的同时，应该加强司法审查和监督，使当事人有机会和权利获得司法救济。同时，在非诉讼机制的实践中，应充分注意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宜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在制度和程序保障不健全的条件下，不应急于建立强制性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与此同时，社会应大力提倡协商、和解精神，逐步培养和唤起社会主体的合作、协商和诚信的理念和意识，创造有利于非诉讼机制运行的社会环境。

（作者单位：陕西镇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