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涛：集中管区“VIP”的神圣职责

  长达20年坚守在戒毒一线，他无怨无悔；他主动请缨成为集中管区的“VIP”,和艾滋病戒毒人员24小时接触。在缺乏职业保障的条件下，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分所一大队大队长王涛，在平凡而特殊的岗位上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3月10日下午，广东代表团三组正在讨论“两高”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南丰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分所一大队大队长王涛是小组中率先发言的几位代表之一，他对“两高”工作报告肯定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结合自身工作提出建议。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同样普法也一个不能少。”为此，王涛建议把普法工作做到每一个角落，包括不漏掉戒毒人员。他说，戒毒人员是一个弱势群体，过去在戒毒场所的普法也不少，但仅限于内部。应该加大力度引进社会力量来参与普法，让戒毒人员感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关爱。同时，加强法院和强戒所的联动，对于那些涉及戒毒人员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的案件，法院应提前介入到所里，提前调解，尽量等戒毒人员出去之后再宣判，以利于戒毒人员在戒毒期间安心接受改造，不受身外因素影响。

新代表，新征程，新起点

　　“作为人大代表，因为是第一次当选，很多东西还在学习，包括如何履职，如何去更好地提建议，提议案。”王涛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对王涛来说，能够在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参与到国家的政策层面中来，还能够和总书记同坐一堂审议意见报告，那种心情“不可言喻”。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舞。我要以此为新起点，树立一个新目标，回去之后立足本职，做好自己的工作。”王涛说。

　　两会尚未结束，王涛早已想好了今后的第一步工作。那就是回去之后向老百姓多做一些宣传，让他们体会和感受到现在国家风气的改变。王涛认为，此前老百姓只知道身边有变化，但并不能理解到党的关怀。自己作为党员，也作为一名人大代表，要把这些好的政策和正能量的东西向老百姓多做宣传，然后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还有什么需要，还有什么不满意不高兴的地方，建议政府去改进和加强。

呼吁社会多一点

关注和宽容

作为一名从事戒毒人员管理和教育工作长达20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王涛希望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呼吁。他说：“戒毒人员是一个弱势群体，希望社会上能对他们多一点关注和宽容，不要因他们一时失足就排斥和歧视，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让这些戒毒人员重新回归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做一个对亲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

　　“打工没有工厂接待，没有人愿意去接受戒毒人员。做生意更不可能，住个旅馆，马上公安就来了。”这样的社会对戒毒人员异样的目光，王涛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戒毒人员平时打电话也好，写信也好，包括对家人的倾诉都在自责和忏悔中。我们改掉戒毒人员懒散的习气，让他们有责任心，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在母亲节时，强戒所会搞一些亲情帮教，把戒毒人员的母亲请过来，让戒毒人员给他们的母亲洗脚、洗脸、捶背，他们做的都很真心。包括他们的母亲也能感受到自己孩子的变化，然而这些人一出去依然要面对歧视的眼光，听到的也是流言蜚语，这对戒毒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王涛说，他相信，只要社会多一些包容，给戒毒人员一点出路和生存的空间，通过亲情修复和机构联动以及强戒所的介入，这些戒毒人员一定会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王涛表示，全国在册的吸毒人员有200多万，自己回去之后就要做一个调研，内容就是如何发挥社区康复机构的作用，看看能不能在社区成立一个机构，给走入社会的戒毒人员一个过渡和接纳他们的地方。

他是集中管区里的“VIP”

　　算起来，王涛1999年部队转业后至今，已从事戒毒工作近20年时间。

　　2009年4月，广东省南丰强戒所成立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区。此前，这类人群是分散关押到各个场所，双盲的结果令所有被关押的戒毒人员存在交叉感染的潜在危险。

　　2006年广东省南丰强戒所开始试点将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关押。作为试点，该类人群被从强戒所各个队抽调出来，集中到两个大队。从彼时起，王涛就和艾滋病戒毒人员开始了接触。此时的情况是单盲，就是所里知道该名戒毒人员感染艾滋病毒，他本人知道，但其他人不知道。再经过几年的摸索经验后条件成熟，2009年4月，南丰强戒所成立了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区，接纳承担的是整个广东省除广州市外男性的HIV感染的吸毒人员，人数最多的时候有800多人。

　　成立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区后，王涛主动申请到集中管区工作。说到原因，王涛说他来自部队，又在部队入了党，作为一名党员遇到艰难险阻总想到逃离，工作怎么可能开展下去？

　　但去了之后，王涛才发现事实远非自己当初想的那么简单。实际上平常人还是谈“艾”色变。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饭堂打饭，身边的同事是调侃也好，还是开玩笑也好，他们经常会对专管区的民警说：“你们都是‘VIP’。”

　　“饭堂排队没有人和我们挤，我们都是有‘VIP’专座的。”王涛说。同事不经意的态度给专管区的民警带来了不小的心理压力，“刚开始我还解释我是好人，大家没必要这样。但慢慢地就自然隔离了。再到后来，朋友去泡吧，去喝啤酒都不叫我们这些人了。”

　　王涛说，现在专管区民警的圈子越来越小，最后就集中到专管区这一个圈子里，周围的朋友与他们交往都心存顾忌。

摸清艾滋病戒毒人员的心理

　　在王涛看来，艾滋病戒毒人员普遍心理压力很大，敏感，情绪容易波动。他清楚记得戒毒人员在经过强戒所筛查后被医生和民警告知感染HIV时的各种表现。有的人很颓废，眼神是临近死亡的那种眼神；有的人当场就瘫在那里；有的人脾气暴躁一脚就把凳子踢开，大声说“不可能”，有的指着民警的鼻子骂人，将责任归咎于民警。

　　每每此时，王涛说，他都很理解。戒毒人员需要发泄，他们接受这种状态也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过了一段时间后，民警再去做这些戒毒人员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要考虑自己的将来和亲人，告诉他们这无非就是一个病毒，不会马上死亡，告诉他们只要没有并发症还可以活很久。

　　在专管区，王涛随身携带一个小笔记本，每天他会在本子上记下戒毒人员情绪的变化以及他们的诉求。同时，王涛要求民警都要做到，对这部分戒毒人员不歧视，不抛弃，不放弃，不贴标签，从讲话从眼神到肢体语言都有严格的规范。

　　一名来自四川大凉山的戒毒人员，因误交损友感染了HIV，他认为生命马上就要结束，家人也抛弃了他。绝望的结果是，他既不愿意参加日常的身体康复、队列训练，还两次吞食异物。在被抢救过来之后，民警不停地做他的思想工作，给他讲艾滋病的一些医学知识，又与他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并利用亲情来修复，终于在春节前做通了他的思想工作，让该名戒毒人员过了一个安全祥和的春节。后来该名戒毒人员不仅自己忏悔，还向民警和盘托出吞食异物的原因。

　　现在这里的戒毒人员无论什么时候遇到问题，民警都会第一时间赶来。眼下，戒毒人员看民警的眼神，早已没有了最初的敌视和怨恨，而是充满了温情。

　　王涛告诉记者，他准备回到强戒所之后，再做一项调研。他要和戒毒人员好好谈一谈，看看他们的所需所想，还需要社会做些什么，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把毒瘾戒掉。

民警职业保障亟须完善

　　事实上，长期和艾滋病戒毒人员接触，民警职业暴露的风险无处不在，而这方面的保障又很欠缺。

　　王涛说，人总有疏忽的时候，当皮肤破损被抓破，遇到对方有血液接触的话，就很危险。

　　“我们领导曾经很努力地去找保险公司谈，但没有哪个保险公司愿意承担类似的保险。一旦民警职业暴露，该如何去赔偿？”王涛告诉记者，他有三四个同事曾经和艾滋病戒毒人员有过血液的接触，而一旦接触，民警就要服药半年，然后才能查出是否被艾滋病毒感染。

　　虽然服药期间，单位会给予一定的补助，但这些都是没有法律法规来明确的。

　　服药的副作用对身体伤害不说，更重要的是带给民警和家人的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民警遇到类似的问题，周围的人就会用惯性思维去想当然认为，这个人肯定不是好人，避而远之。而此时，民警也很难去一一解释，只有默默承受。

　　强戒所每年的体检，都有心理压力的测试，民警的压力都是“爆表”的。对此，民警们只能自我调节，虽有领导的关心，但没有政策层面的支持。王涛呼吁，“希望社会能够给予我们职业的保障，让民警们没有后顾之忧！”

　　“这8年的坚守确实每个人都不容易，我只是一个缩影。”尽管如此，但王涛从没想过退缩。他认为既然选择了，就不去后悔，就应该尽自己的能力，努力把那些戒毒人员教育好。

　　近年来，由于工作成绩突出，王涛荣获了多项殊荣。他是2013年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201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2016年当选为“全国政法英模榜”先进个人，2017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而面对戒毒人员，王涛最大的希望还是戒毒人员能够有一个好的改变，且不再复吸，最终做一个对家庭对社会有责任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