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邪典视频”引热议

学者称，应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儿童权益保障机制

    “艾莎门”事件中的儿童邪典视频（片）迅速传播，引发了专家学者对互联网平台监管、儿童权益保障机制等问题的深度思考。有人认为，要严惩触法者；有人认为，应摒弃“唯点击量”的评价机制，有人认为，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儿童权益保障机制。

　　自美国“艾莎门”事件出现以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徐明强一直关注中国动画市场，尤其担心类似视频流入国内，但暴风雨还是来了。1月22日，全国扫黄打非办部署开展深入监测和清查，要求严肃查禁儿童邪典视频。

　　“儿童邪典视频盛行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人信仰缺失，心灵空虚，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视频内容正当与否。”法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讲师王一超说，此类视频制作者、传播者唯利是图，固然可恶，但制度上的回应和改变需要时间，家长应及时做好对孩子的引导和保护。

  重庆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如巧说，这类视频不同于传统的色情、血腥、暴力视频，它打着“识字”“传播知识”等幌子，其本质是消解青少年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负面导向效应明显。

　　“这类视频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打擦边球。”法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法学院讲师邓定永说，它具体表现为：“软色情软暴力”剧情，情节荒谬、恐怖、惊悚，违背人伦常理，其最可怕之处在于“润物细无声”，如同吸食软毒品。儿童长期观看这类视频会影响其神经发育，误导认知。

擦边球背后的“阴谋”

  “动画片、儿童剧可以起到寓教于乐作用。如果掺杂色情、虐待、暴力等内容，就会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徐明强说，根据教育心理学上著名的“波比娃娃攻击行为实验”可知，儿童会通过简单观察模仿其他人行为，如果其恶习没有被矫正，就会出现大量越轨事件。因此，长期观看儿童邪典视频，很多孩子会产生怀疑、恐惧、害怕心理，更严重的是一些孩子会误认为那些变态行为“具有正当性”，进而学习、模仿。

　　重庆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磊的看法与徐明强不谋而合。他认为，这些假托经典动画中的人物形象、对剧情进行改编演绎，且含有暴力、血腥等内容的视频，实际上传播着畸形的价值观，内容上有悖伦理、低俗不堪，它会对青少年身心造成巨大危害。

  儿童邪典视频为何传播速度如此之快？王磊认为，这类视频的传播通常是打法律擦边球，常披着健康影片的外衣被上传到网络，再凭借其技术监管漏洞，以及传统网站依靠点击量和视频流量背后的商业利益，使得国内有人迅速效仿，形成了传播叠加效应。

　　徐明强表示，这类事件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角度看，它是“流量为王”时代的副产品；从网络平台公司管理角度看，这是网络平台公司履责不及时，未尽到“审慎的审查义务”；从市场监管角度看，这是法律制度缺失的不利结果。当前，我国对于一些邪典视频缺少相应法律规范，特别是在“视频分级制度”缺位的情况下，很难对这类视频进行严厉的法律制裁。

现有法律之规制

　　儿童邪典视频危害巨大，我国现行法律该如何制裁？徐明强说，依照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制作、传播儿童邪典视频的行为，需要从刑法到行政法逐一分析其中的法律责任。

　　依据我国刑法第363条第一款，儿童邪典视频中存在淫秽内容，且有牟利行为，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如果视频中存在淫秽内容，但没有牟利行为，则适用我国刑法第364条第一款、第四款。“传播淫秽的书刊、影片、音像、图片或者其他淫秽物品，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向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从重处罚。”

　　但如果视频中没有淫秽内容，只是一些虐待、暴力、血腥内容，则无法适用上述两个刑法罪名。邓定永说，尽管我国刑法第六章第九节规定了“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但此处制作、传播的物品仅限于“淫秽物品”，不包括含有暴力色彩的音像制品。

　　邓定永认为，依照我国刑法第367条，淫秽物品是指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诲淫性的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儿童邪典视频虽含有一定色情和暴力色彩，但其属于“软色情软暴力”，尚未达到“具体描绘性行为或者露骨宣扬色情”的程度。因此，“对这种‘打擦边球’行为，刑法鞭长莫及”。

　　邓定永建议，未来修订刑法时，可对未成年人加以特殊保护，在“淫秽物品”之外，增加规定“暴力色彩浓厚的音像制品”，并量化细化其标准，可根据受众年龄（成年与未成年）加以区分，以未成年人为受众的，其认定“淫秽物品”标准应低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标准。

　　但王一超表示，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手段是否适用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侵犯知识产权罪等。

　　徐明强说，对网络平台公司而言，依据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第286、287条，网络服务提供者拒不履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经监管部门责令改正，仍致使违法信息大量传播的，情节严重的，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王磊认为，依据我国网络安全法、治安管理处罚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个人和组织传播暴力、恐怖或教唆犯罪的信息，尚不构成犯罪的，可以责令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停业整顿、关闭网站、吊销经营执照等。

　　除此之外，制作、传播儿童邪典视频还会受到行政处罚。依照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4条、64条的规定，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赌博等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的，由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保障儿童权益须多方努力

　　儿童邪典视频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1月20日，腾讯、爱奇艺、优酷等纷纷采取紧急措施。但有网友质疑，有人曝光就查一下，没人曝光就随便发视频。

　　徐明强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这种被动执法行为。一方面，当下网络空间存在的视频、音频数以亿计，行政执法部门难以对海量信息进行不间断地审查。另一方面，这种执法可以在短时期内形成社会舆论和执法氛围。

　　“建立稳定、长期的监管制度并不能寄希望于行政部门的常规执法。这既不经济也不可能。”徐明强说，切实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儿童权益保障机制。政府制定相应法律法规，且定期或不定期进行执法检查；市场主体进行自我审查；家长注重引导和监督。

　　政府制定法律、规章、行业标准，为市场主体提供行为依据，并通过执法检查对违反法律法规的主体进行相应处罚。市场主体通过技术开发提高审查水平，比如百度创始人李彦宏设想，未来电子产品根据面部识别结果，为儿童开启净化模式。家长应该挑选适合儿童的节目或视频。

　　吴如巧认为，随着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普遍应用，要杜绝这类视频对青少年身心的影响，相关部门应建立一套科学预警、监督机制。比如：可以实行强制报告制度，优先对影响儿童身心的影片进行源头防控和治理。无论是谁，只要触及儿童保护的红线，一律予以严惩。

　　王磊说，对类似影片的监管应探索新机制，比如对影片实施分级、分类管理，重点监管受众群体为儿童的影片。对这类影片的审核应更严格，不仅通过技术审核过滤不良信息，还应加强人工审核，建立专门的举报通道。同时，出台更具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规范审查标准。

　　邓定永说，目前视频网站审核UGC内容主要依靠关键字排查、视频抽帧、人工审核等。从理论上讲，机器审核可以完成99%的审核工作，只有1%需要再次动用人工进行复核。但在实际操作中，“机器为主人工为辅”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更多的视频审核是“人工为主机器为辅”。

　　同时，在KPI流量考核导向作用下，很多网站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此，靠网站自查的监管模式效果极其有限。一方面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另一方面是极低甚至几乎为零的违法成本，监管成效可想而知。在邓定永看来，网络实名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类似视频的出现。

　　徐明强说，从社会治理角度看，任何一项制度的推行都不是解决某一社会问题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因此，很难说网络实名制就能彻底杜绝类似邪典视频的出现。对网络平台而言，实名制会降低流量，损失经济效益。对于政府而言，监督网络实名制的治理成本太高。

　　徐明强认为，在整个过程中，家长是守护孩子健康的最后一道审查防线。“家长不要把孩子看电视、看动画片变成让自己脱身的方式，而是要帮助孩子弄明白看的是什么内容，帮助孩子建立起正常的社会观念，甚至为孩子做出每周看动画片的计划，鼓励孩子从中学习好行为、好习惯。”

　　邓定永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家长要多和儿童进行亲子活动，而不是让视频成为“电子保姆”。家长应当为孩子制定看儿童剧的计划，挑选适合的节目或视频，最好陪孩子一起看。

　　“儿童邪典视频余毒未清，家长应检查自己电脑上的视频播放记录，一旦发现，要立即举报并及时对孩子进行引导。”邓定永建议，对视频上传者强制采取实名制，若发现类似视频，应严厉追究上传者和制作者的法律责任，对纵容包庇的网站，加大处罚力度，使其得不偿失。

　　吴如巧说，网络实名制虽已正式施行，但它还需要一个规制过程，何况还可能存在冒用他人身份注册账号的行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引导，营造清新健康的网络环境。

　　王一超表示，网络平台应该摒弃“唯点击量”的评价机制。在技术层面，考虑前期审核与后期举报的处理机制相结合。监管部门需进行必要的干预及引导。

　　徐明强说，孩子是家长的孩子，不是电视、电脑、游戏机的孩子。在儿童教育中，现代化的科技产品只是补充物，家长仍需发挥核心作用。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负有传递给孩子社会认知、行为规范、情感价值观等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必须承担儿童浏览视频审查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