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法道思想关联及其统治转化

平战转换之际的儒法之别

  先秦法家强调法、势、术“三合一”的统治策略，从兵刑同源来讲，法源自于兵法或军法，有“刑起于兵”之说。而势和术原意为排兵布阵的阵势和打仗的战略战术，均与兵家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因此，更进一步证明法家思想总体上是基于一种战时思维发展而来的，可谓体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之谨慎。

  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国变法时曾大力推行的“二十等军功爵位制”便是战时思维的典型代表。爵位使用数字、方位和长幼之别来命名，通俗易记，严肃而不失活泼，简单且直接。法家的商鞅将西周的“诸侯—卿/大夫—士”4级扩充到20级，营造了更为紧凑的晋升氛围，让将士一直处在十分亢奋的精神状态，时刻准备积极进攻而不是消极防御，基本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极大地提升了秦军的战斗力。然而，这种战时模式可以“马上得天下”，但绝对不可“马上治天下”。和平时期的社会治理方法断然不可完全移植战时模式，因为在不太需要争强好胜的农耕社会和平年代，根本用不着如此鼓舞人心，稳固的社会最需要的反倒是臣民的安分守己。从秦国到秦朝，法家必然经历平战转换的转型期，但秦朝的短命，无不证明了法家转型变革期的失败。因为法家比较极端，在“得天下”的过程中，法家过分注重效率的激进策略，是一个极端，为的是让99%的人都认为自己很了得。但到了“治天下”时期，统治者则要抑制这种冲动，让99%的人都认为自己很平凡。

  然而，法家却彻底剥夺了做一个平凡人的机会，强调愚民专制，非以人来对待民众，完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儒家认为“人人皆可成圣”，但是需要每天躬耕实践，而且强调“吾日三省吾身”，此种“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朝圣”历程非一般人能忍受，真乃“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与法家期待的立竿见影之效果十分不同。

儒家向后看与法家向前看

  法家在平战转换之际，当然明白战时模式不太适合和平时期，因此，法家便以道家作为可资借鉴的转换资源，其唯一可用的统治法宝是来自于道家的愚民政策，即“以万物为刍狗”。法家又讲“刻薄寡恩”，就源自于道家的“绝圣弃智”思想，构建一个完全属于国家，且只能遵照国家意志思维和行事的愚民活动圈，提倡告密，讲究株连，打造一个“不诚信，没温情”的社会，塑造一个全新的专制国家样式。过去周王分邦建国的体制早已被打破，先秦的儒家竟然还期望通过“克己复礼”“法先王”来回到过去，这虽过于天真，完全不符合当时列国诸君欲取周王而代之的“世界潮流”，但目的却是构建脉脉温情的宗法社会。就此看来，儒家是“向后看”的，着眼于过去。于是，儒家力主“法先王”，虽然颇有守旧之弊，但守旧终归是用来倡导“孝”的，即利用“孝”来“法先王”，以制约后王，这对保障王权的稳定大有裨益。

  法家则是“向前看”的，着眼于未来，擅长变法改革。于是，法家主张“法后王”，打破陈规，勇于创新，如商鞅变法便是最大程度地将每个国民打造成“王的人”，并且建立了一整套打造新国民的国家标准，国家成了法家再造王权的机器。法家思想在秦国至秦朝的实践转化所强调的最大的“公”，便是最大的“私”，为的是杜绝国民的私欲和懒惰之心，将国民身心皆控制在王的手中，才事无巨细地制定各种标准，成就了传统中国政治上的早熟与法制上的繁密。然而，法家虽然强调“势”（形势），但殊不知，早在战国就已被启发动员的民众（贵族），到了和平之际更不会甘心被视为“刍狗”。历经中国“轴心时代”的战国之后，社会形势依然发生了巨变。此后，统治者如果只是按照此前法家之法，一味采取视民众为“群氓”的强硬做派，则必然会遭致反抗，这就让相对平和的儒家思想在“焚书坑儒”之后有了反击的机会。

儒法的解纷态度与治理应对

  獬豸，是儒法共同认可的传统司法图腾。獬豸初为一只平行长角羚羊类动物，长而平行的角易被误认为独角。早在夏商周之际，其形象似牛、羊、猪，到春秋战国，则演变为虎、豹、狮的形象。这与当时法家思想兴盛有关，因法家强调以凶解凶（以刑去刑），所以獬豸的形象便从温和转变为凶猛。到了西汉中晚期，儒家思想重获新生，獬豸的形象又转变为羊。据《后汉书·舆服志下》载，“獬豸，神羊，能辨别曲直，楚王尝获之，故以为冠。”“羊”通祥，意味着“以吉化凶（讼）”，与法家主张完全背道而驰，体现了西汉中晚期以来儒家的思想主张，也是儒生对皋陶作为儒家思想鼻祖的追认。这一形象变化反映了儒法之间对于“打官司”的不同态度。

  儒家看重“以权利换和谐”的正义观，倡导“先礼后兵”的礼教方式维持社会秩序，并且践行“有教无类”的社会宣教与治理原则。如此的儒家核心思想，使得儒家信徒完全有理由认为，任何纷争都可以通过教化或协商进行调停。这一思想在皇权统治实践中得到了成功转化，其成果便是在传统司法审判过程中形成了调判结合的解纷机制。此机制被誉为古典中国的伟大发明，而且与民间调解和官方裁判同时被列为传统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其价值一直延续到当代。

  调停目的能否达到，在儒家看来，其关键在于调停之人是否有德，是为主观归因。法家则认为，其关键在于刑罚后果是否严厉，以国家强权苛法之后果作为调停条件，是为客观归因，这就决定了儒法思想对犯罪成因的不同看法。儒家的“内省”和“德性”要求统治者反思是否“子帅以正”，现实具体表现为“罪己诏”之类的政治举措，而法家的“以刑去刑”要求统治者去反思是否“刑罚不够严厉”，现实具体表现为愈发强化专制禁锢。

道家之于法儒的启示

  道家的“无为而治”是受百姓欢迎的，毕竟轻徭薄赋的不扰民政策对百姓是重大利好，尤其是在立国初期，百废待兴，乃笼络人心之妙计。但“无为而治”并非指整个官僚系统无所作为。道家强调“无为”与“无不为”的辩证关系，实则为君臣之间确立了明确的职责分工。“无为”是为“君道”，要求君王掌控大局，不拘小节，“治大国若烹小鲜”。因为君王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其一言一行都能被臣下猜透或看穿，这样容易遭到摆布，不利于君王实现“天之权柄，操之我手”。所以，强调君王的“无为”正是为了确保君心不被猜透。只有维持一个“无法猜透”的政治环境甚至是恐怖政治环境，才能确保君王专制。“无不为”则是“臣之本分”，要求臣下需在“无为”的支配下“无所不为”，如此方能保证国富民强。法家过于强调君上的“无所不能”，实则暴露了君王的劣势。如果是足够勤勉聪慧的君王，法家便能助其成就伟业，反之则祸国无疑。

  道家的辩证思维与儒家的中庸思想较为一致，但道家强调自然原始的社会状态，即“道法自然”，儒家则强调“道法圣人”。看似不同，自然的天然正当性与合法性却为儒家圣君仁政奠定了基础，此后便生发出了董仲舒式的“天人合一”“则天行刑”的思想，自此，儒道之别不再如此悬殊。此后也不乏帝王将儒道糅和在一起，作为统御之法掌控朝局，补充法家之政不足，成为厚黑学之心法。

  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了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和重点任务，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原则，而德法共治乃中华文明的原创性经验。“阳儒阴法”是德法共治的源头，儒家侧重德，法家看重法，儒法融合始于战国的荀子，最终在汉代形成了“阳儒阴法”互相吸纳的主流统治思想。“阳儒阴法”采纳了阴阳之态，“阴阳相合”又是道家的思想图景，加上古代中国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权威崇拜又分别蕴藏了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源泉，就此说来，儒法道思想共同塑造了传统中国统治的根本意识形态，也共同形成了中华法系的精神内核。不过，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主动性还是掌握在依法治国上，而且是“以德”，非“依德”，正是古典儒家强调“依德”但缺少明确而有效的标准，只能付诸繁琐而无用的礼制，才让法家思想占了先机。“以德”则是强调要考虑“依法”的效果，以德（天德和人德）来评估法治目的和效用，确保“依法”的正当性及可接受性，这正是传统儒道对于法家之补充的当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