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孔子的法律观

“法语之言，改之为贵”新解

法语之言

  子曰：“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论语·子罕》）

  法语，可以理解为严肃地说出来。法语之言，也即严肃地说出来的话。因为说话的方式、态度严肃，说出的话自然也严肃、规范。因而，法语之言，理解为严肃的、规范的话，也未尝不可。法语之言，是让人听起来诚惶诚恐的话；一般人都要遵从听话。

  法语之言，杨伯峻先生翻译为“严肃而合乎原则的话”；钱穆先生翻译为“规则正言”；王蒙先生翻译为“正式的，意在教导你、规范你的言语”；何新先生翻译为“有原则的话”；李泽厚先生翻译为“符合礼制规矩的话”；南怀瑾先生认为，法语，就是格言、法言；李零先生根据程树德先生集解和朱熹集注，认为：法语之言乃正言，正言厉色，是带有批评口气的话，比较逆耳。张燕婴先生认为：法，严肃之意；法语之言，“严肃地说出来的话”。

  按照朱熹的解释，翻译为严肃地说出来的话更准确。

改之为贵，改什么？

  改之为贵，绎之为贵。它们的结构是相同的。改，改变、改正。绎，分析、辨别。绎的对象是“巽与之言”，改的对象应是“法语之言”。但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改的对象是自己；都认为对照法语之言，改正自己的错误可贵。《论语》中，孔子确实多处强调改正自己错误的重要性；改正自己错误是君子的修身功夫。但按照句式的结构来看，应该是改变法语之言是可贵的，分析巽与之言是可贵的。而且，在孔子变易辩证思想的逻辑意义上，改变法语之言也是说得通的。

  巽与之言，因为说得太动听、太巧妙，所以要注意辨别。法语之言，因为太严肃、太权威、太正式，所以要注意权变，防止其僵化，而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改变这种教条式的法语之言。与时俱进，根据现实情况，改变这些法语之言、这些格言、这些久久定论的格言中应该改变的部分，或许是孔子真正想表达的思想内容。孔子教导我们：要成为开一代风气之先，有所损益、有所开拓创新的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改之为贵，所改的，正是其不善者。由此而论，改之为贵，改的是教条，改的是法语，改的是法言，改的甚至可以是法律。

  改之为贵，或许是我国修改法律最早的科学性表述吧！

略谈孔子的法律观

  法语，也即规范地说出，严肃地说出。法语之言，也就是严肃地说出的话，意指格言、正言、经典的教条。所有的现成的训词，“能无从乎”？一般来说，大家都是奉此为圭臬的。而孔子却唱反调，言“改之为贵”；在认同法语之言可靠性和真理性的同时，要尤其注意法语之言的局限性和问题；改正它们不合理的部分，促进它们积极的方面，才是可贵的；而不应该盲目地、不加思辨地跪拜到底、服膺终身。

  法语之言，因为太正统了，太正儿八经了，太主流了，太权威了，所以更要注意它们的可改进处，而不能盲从。孔子想表达的大概是这意思，而不是一股脑儿膜拜法语之言，遵从了事，而总是忐忑不安，以为自己有错误需要改正。我们当然要懂得反思，改正自己的错误；更要有怀疑精神，养成思考的好习惯，不盲从，不轻信。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为政，正名第一，刑罚最后。名不正，后面的言顺不了，事成不了，礼乐兴不了，刑罚会畸重畸轻，人民会无措手足，不知道如何作为。

  孔子认为首要的是名分，必须先正名分，把各人的家庭身份、社会地位、国际形象搞清楚。

  谨权量，审法度，也即谨慎权力的裁量作为，审慎法律的适当性。这都建立在对各主体名位的确定和判断之上。

  法度既然是如此需要审慎判断之物，也就难怪孔子吐槽：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他告诫人们：随时准备着修改法律，随时准备着修改法语之言。（作者单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