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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传承董必武法治思想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
-- ——弘扬董必武法治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董必武所倡导和践行的法治思想，为新中国的法治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在纪念董必武诞辰130周年之际，重温董必武的法治思想，有助于我们自觉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理念，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与司法发展的新局面。
为学习、继承和发展董必武同志的法治思想，2016年3月20日，中国法学会在湖北武汉隆重举行“弘扬董必武法治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会长陈冀平，湖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委政法委书记张昌尔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湖北省委政法委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陈冀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完善，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法学法律人要始终怀有对党和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理论勇气，坚持追求真理，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发出以理论呼应时代的有力音符。要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的统一，处理好继承传统、借鉴国外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的关系，坚持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要创新运行机制、搭建多样平台、倡导优良学风，多出有价值、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切实发挥研究会弘扬董必武法学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创新的主阵地和主力军作用。
张昌尔在讲话中也指出，董必武同志在法治思想领域造诣深厚、建树颇丰。他提出的“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治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等重要论断，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充分汲取董必武同志法治精神和法学思想精髓，不断推动政法事业、法治建设取得新进步。
董必武法治思想
王均伟在谈到董必武法治思想的启示时说，董必武法治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他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法治工作方面同样如此。比如他强调，立法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主观地、生硬地制定一套所谓完备的法律。如果硬要这样做，其结果只能是不合乎实际。在司法实践中，他一直要求认真按照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审判原则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他提出，在审判工作中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样须臾不能背离的原则。
董必武法治思想
不久前，我们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造成错捕、错押、错判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侦查、司法人员的违法办案所致。董必武曾指出：“错案不能光按百分数计算，因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不得以暴力、胁迫、欺骗或其他方法获取证据。而在几年前、十几年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情况比较普遍，导致了一些据以定案的口供不真实，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社会的公正伤害十分巨大。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丕祥同样指出，董必武高度关注司法的公正性问题，把公正司法视为人民司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基于此，他着力推动“三错”案件的清理与纠正工作，强调要从法律与司法制度上，解决影响公正司法的制度与机制性问题，把落实1954年9月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的各项司法审判制度，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保障。在当代中国，恪守社会公正准则，已经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命线。作为社会公正的内在要求，“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因之，必须从体制、制度和机制上建构确保公正司法的可靠屏障。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要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
为学习、继承和发展董必武同志的法治思想，2016年3月20日，中国法学会在湖北武汉隆重举行“弘扬董必武法治精神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会长陈冀平，湖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委政法委书记张昌尔出席会议并讲话。来自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武汉大学、湖北省委政法委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学者和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
董必武法治思想是一笔宝贵财富
在研讨会上，陈冀平指出，董必武同志为新中国法制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的法学思想是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源泉；他的法治实践为我国开辟、探索和形成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
陈冀平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新起点上，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经济社会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需要在新的广度和深度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相应需要系统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挥引领、指导、回应、阐释等作用。这是当代法学法律人的光荣使命，也是我们继承和弘扬董必武法治思想的时代要求。陈冀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完善，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法学法律人要始终怀有对党和人民事业必胜的信心，紧紧围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理论勇气，坚持追求真理，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时代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发出以理论呼应时代的有力音符。要坚持讲政治与讲法治的统一，处理好继承传统、借鉴国外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的关系，坚持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要创新运行机制、搭建多样平台、倡导优良学风，多出有价值、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切实发挥研究会弘扬董必武法学思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创新的主阵地和主力军作用。
张昌尔在讲话中也指出，董必武同志在法治思想领域造诣深厚、建树颇丰。他提出的“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法治必须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等重要论断，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天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要以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充分汲取董必武同志法治精神和法学思想精髓，不断推动政法事业、法治建设取得新进步。
董必武法治思想
是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思想源泉
今天来梳理董必武法治思想，经过历史变迁，已逐步成为当代中国依法治国的思想源泉。中国法治建设的历程，贯穿了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重要思想。
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主任王均伟在主题演讲中指出，董必武法治思想的核心是“依法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这在新中国法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后来，邓小平同志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党的十五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十六大提出要“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十七大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这个发展脉络，可以看出董必武同志的奠基性贡献。王均伟在谈到董必武法治思想的启示时说，董必武法治思想的精髓是坚持实事求是。他一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法治工作方面同样如此。比如他强调，立法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主观地、生硬地制定一套所谓完备的法律。如果硬要这样做，其结果只能是不合乎实际。在司法实践中，他一直要求认真按照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审判原则办事，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他提出，在审判工作中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他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我们今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样须臾不能背离的原则。
董必武法治思想
对推进司法公正进程意义重大
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公正是司法的终极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在当下，司法改革已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开，如何促进司法通过改革更加公正、更加具有公信力？重温董必武一系列法治讲话，会给我们带来许多有益的启迪。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说，董必武指出：“教育人民守法，首先就要国家工作人员守法。”他还进一步强调：“依法办事，是我们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对于司法工作而言，只有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才能达到公平正义的要求；只要违背了法律的规定，就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不久前，我们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造成错捕、错押、错判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侦查、司法人员的违法办案所致。董必武曾指出：“错案不能光按百分数计算，因为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不得以暴力、胁迫、欺骗或其他方法获取证据。而在几年前、十几年前，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情况比较普遍，导致了一些据以定案的口供不真实，这对我国的法治建设、社会的公正伤害十分巨大。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公丕祥同样指出，董必武高度关注司法的公正性问题，把公正司法视为人民司法的基本价值追求。基于此，他着力推动“三错”案件的清理与纠正工作，强调要从法律与司法制度上，解决影响公正司法的制度与机制性问题，把落实1954年9月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建立的各项司法审判制度，作为实现司法公正的基本制度保障。在当代中国，恪守社会公正准则，已经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生命线。作为社会公正的内在要求，“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因之，必须从体制、制度和机制上建构确保公正司法的可靠屏障。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目的是提高司法公信力，让司法真正发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要从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三个方面，着力解决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深层次问题，破解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