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全面二孩”时代

编者按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计生法，使得2016年的中国进入“全面二孩”时代。人口政策为什么需要调整？法律的修改历经了怎样的博弈？真的生二孩还需要做好哪些准备，克服哪些困难？本期封面话题将为您说说二孩的那些事。
　  本期聚焦关键词：二孩

　  2016年1月1日凌晨两点半，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从广州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产房内传出来，让孩子的父亲非常高兴，庆幸晚出生五天的孩子为家里省下了三万元。
　  他是爸爸妈妈的第二个孩子，预产期本来在五天前，如果“按期”出生，家里就得缴纳三万元罚款。晚出生了五天，这笔钱省了，因为从2016年1月1日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二孩”时代。
　  “全面二孩”政策能够在2016年1月1日就变成现实，多少有些突然。2013年11月，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放开“单独二孩”政策，是1978年国家全面实行“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后的重大转变。当时还没有人敢预想，“全面二孩”能在短短两年后成为现实。
　  2014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卫计委科研所所长马旭表示，全面放开二孩没有时间表。10月，国家卫计委回应媒体报道，称目前暂无全面放开二孩的时间表。2015年1月，国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毛群安称，要坚持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一致，坚决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3月，马旭在两会期间再次表示，国家对于全面放开二孩暂时没有计划。
　  直到2015年7月，国家卫计委对全面放开二孩首次作了正面回应，称“国家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但这样的表示给人的印象，是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不太可能。所以当2015年10月底，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时，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
　  而2015年1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修改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规定“国家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子女”，则是从立法上开启了“全面二孩”时代。

“单独二孩”遇冷导致“全面二孩”提速

　  “全面二孩”政策能够这么快出台，应该与“单独二孩”政策遇冷有很大关系。人口学家易富贤告诉本社记者，从2014年实行“单独二孩”开始，截至2015年5月31日，在424天里，全国只有139万例“单独二孩”申请，其中最后一批才实行“单独二孩”的山东竟然占了四分之一。在他看来，山东的数据有很大的水分，可能把很多够条件的夫妇都算上了。扣除山东的水分，全国应该只有116万例申请，那么，一年只有104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来打算超生的30万例，其实只新增了56万例申请。而实际出生的人口显然还会低于申请数，因为有些人可能想生却生不了，有些人申请了但后来又不想生了。以国际人口学界通用的62.5%的出生/申请比计算，只会多生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此前预期的每年多出生200万。
　  “单独二孩”申请数一直在逐月下降，而且会持续下降。易富贤说，假设补偿性出生在1至4年内以45271810的比例释放，那么今后4年合计只会多出生78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所预测的1000万。
　  到了2015年8月31日，国家卫计委公布了最新数据，全国实行“单独二孩”政策516天，只有169万例申请。用易富贤的上述办法计算，累计也只会多生80万左右。
　  易富贤认为，中国的人口政策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调整，并非政治层面的阻力，而与人口预测失误有很大关系。错误的人口预测，显然会影响中央的人口决策。易富贤认为，十八届五中全会能决定放开二孩，“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说明党中央没有被错误的人口预测干扰，作出了非常有勇气的决定。
　  在易富贤看来，中国需要生育率接近2.3才能保持人口的世代更替，而1990年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1995年后低于1.5，也就是说1990年后就应该调整人口政策，但因为人口学家和计生委不相信生育率已经如此之低，总是以存在漏报等理由，将经过人口抽样调查甚至人口普查的1.5以下的生育率，人为提高到1.8，屡屡给出错误的生育率数据，使得人口政策迟迟得不到调整。
　  2004年，国内主流人口学家提交报告，预测如果实施“全面二孩”的话，生育率将长期稳定在2.0以上，峰值人口能达到16.07亿，超过15亿人口上限；建议为期15年的过渡期，到2020年全面放开二孩，这样2029年总人口达到14.7亿。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将2010年人口普查的1.22的生育率修改为1.8，预测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会稳定在1.8，总人口将在2010年、2015年、2033年达到13.6亿、14.1亿、15亿。
　  而易富贤早在2007年就出版《大国空巢》一书，预测2010年的全国人口只有13.3285亿，与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总人口13.3281亿）惊人地接近。他预测，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将下降到2023年的1.47，峰值人口将不到14.7亿。
　  易富贤认为，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其实是基本准确的，并没有国内主流人口学家长年强调的严重漏报。反而，人口普查时还有重复统计的现象。应该相信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的数据，不要人为提高生育率数据。
　  2014年年底，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为13.6782亿，那么2015年应该只有13.75亿，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当初的预测差了4000万；在易富贤看来，2014年的13.6782亿人还有数千万的统计水分。
　  易富贤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单独二孩”，很多人口学家预测，如果“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2.4，每年将多出生1000万，说得最少的也认为有两三百万。但到了2015年8月的实际情况是，每年只能多出生几十万，这些人口学家的预测不攻自破了。显然，他们极大地高估了中国人当前的生育意愿，以为只要一放开，中国人就会抢着生、哭着喊着生、争先恐后地生，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
　  正是在这一态势下，“全面二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召开，党中央体察国情，顺应民心，作出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英明决策，“一孩”时代从此宣告结束。

人口政策为什么需要调整？

　  在中国人口学界，易富贤、李建新等许多人口学家其实已经有共识：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估计在2015年至2025年就会出现（有学者认为恐怕是在2020年之前，甚至有人认为就是2016年），然后将持续三四十年。这样的负增长非常可怕，将使中国的人口结构严重畸形，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沉重打击。
　  人口结构危机包括：
　  一，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根据易富贤的预测，中国60岁及以上老人将从2010年的1.78亿增加到2030年的3.7亿，2050年的5.0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201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与20至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只有13%，也就是7.5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而2030年、2040年则分别只有3.3个、2.1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
　  二，总劳动力快速减少。20至64岁劳动力是国家的经济脊梁。日本、欧洲（如希腊、西班牙、荷兰等）20至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20至64岁总劳动力在2015年达到9.24亿的顶峰后开始负增长，经济也在2012年开始减速；到2040年总劳动力只有7.5亿，结构高度老化，意味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将不断增大。
　  三，“光棍危机”全面爆发。以24至28岁代表男性初婚人群，对应22至26岁的女性，2014年初婚人群性别比开始大幅超过100%，到2021年高达127%。从2015年开始，青壮年光棍快速增加，到2017年左右超过3000万，2022年左右接近4000万。
　  四，独生子女快速增加。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如果独生子女结婚，一对夫妇将赡养4个老人，根据政策还可以生育一到两个孩子，面临的家庭压力将非常大。
　  五，失独家庭高达千万。易富贤根据动态预期寿命和年龄别死亡率估算，2000年出生的每100个孩子，超过4个在25岁前死亡，超过8个在50岁前死亡。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教授王广州估算，2050年中国失独家庭将超过1000万，老年孤寂，无人赡养。
　  人口结构危机将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包括：
　  一，经济发展长期衰退。青壮年劳动力占总人口之比与中国经济发展增速是同步的，同步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中国经济已经享受了30年毛泽东时代的人口红利，接下来的30年，将是人口还债的30年。也就是说，接下来是人口负增长和经济持续衰退的30年。
　  二，养老危机全面爆发。目前在讨论的“延迟退休”政策就是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养老金空洞而引发的，但延迟退休意味着增加就业压力，青壮年就业减少将扩大“养老金空洞”，实为双刃剑。
　  三，单身光棍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三四千万光棍不会均匀分布在社会各阶层，只要不沦为社会最底层，还是可以找到老婆。三四千万光棍将向社会最底层集中，他们无婚姻、无家庭、无工作、无收入、无经济来源、无性生活，无论生理还是心理上都困窘到极点，但理论上他们还必须养活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6个老人。这样的三四千万人，人人都很容易产生强烈的报复社会的心理，制造屠童、爆炸等各种极端事件，成为最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即使现在全面放开了二孩生育政策，相当多的夫妇还是会选择只生一胎，因为生活水平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而主流家庭即使每对夫妇生两到三个孩子，中国的人口负增长仍将长达三四十年。

人口常识需要矫正

　  在易富贤看来，很多人的人口常识其实是错误的。在《大国空巢》一书中，他反复讲了一些人口知识。近几年，长年在美国工作的他多次回国讲学，每到一地，都希望告诉更多的人正确的人口常识。
　  一，“人口多了资源少”是个伪命题。先有资源后有人口，资源多了人口才会多，资源少了人口就会少，“人口多了资源少”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人类的两次人口爆炸，一次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玉米、土豆、番薯等高热量农作物在全球广泛种植；另一次是科技发展将氮气廉价转化为氮肥，农作物产量猛增：科技发展导致资源激增从而带来人口爆炸，而不是相反。
　  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是，人口多了，资源才多。因为人口多了，人的智力资源才多，科技才会发展，才能将以前不是资源的煤炭、石油、电磁场等变成资源。科技发展的动力是人口拉动需求。资源越来越多，人口也越来越多，这是良性循环。打破良性循环，才是恶性发展。纵观人类发展史，人口、科技、资源都是成比例在增加，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人担心资源总有极限，其实人口增加，“减法”地消耗现有的资源，但是却能“乘法”地使“非资源”（如氮气、太阳光）变为新资源（氮肥、太阳能），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人口最迟到2025年将进入负增长，即便今后千方百计鼓励生育，生育率也很难稳定在更替水平。但随着科技不断发展，新资源、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仍有巨大潜力。例如，如果海水可以很方便便宜地变成淡水，水资源紧缺的问题就会得到缓解。如果太阳能的利用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能源的紧缺也将得到极大缓解。在这种形势下，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过分夸大，老是说人口多了资源怎么不够用，并不符合事实。
　  再者，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人均资源、能源的占用和耗用不是成倍地增长，而是翻了很多倍。当初预想三峡大坝建成后能供全国百分之多少的人用电，等真的建成了，发现与当初设想的百分比相距遥远，因为人均用电量已经翻了很多倍。既然经济发展导致资源、能源的消耗大幅增加，通过限制人口来节约资源、能源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二，“人口多了就业难”是个伪命题。人口与就业是“自由落体运动”，人口越减少，就业越难。总体来说，是两个人的消费提供1个就业机会，比如美国3.2亿人口提供1.6亿个就业机会，巴西两亿人口提供1亿个就业机会。计划生育，消灭人口，也消灭就业岗位。中国有8亿多劳动力，绝大多数是计划生育之前出生的，需要16亿多人口才能保证就业；但是计划生育减少了年幼消费人口，减少了内需市场，并提高了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使得中国劳动力“额外过剩”，不得不发展外向型经济以从国际市场获得就业机会。而印度靠本国的内需市场就能够保证就业。
　  纵观人类发展史，我国人口越来越多，就业岗位也越来越多，而不是人口多了就业岗位反而少了。1900年全球人口只有16.5亿，难道就业岗位比今天还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在不断增加，从1979年的不到10亿增加到现在的13亿多，但就业形势并不是越来越严峻。改革开放之初，城市失业率并不低，而随着经济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城打工，每年有3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城市人口并没有觉得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难以找到工作。这种直观的感受告诉人们，就业形势并非是人口越多越困难，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经济发展越好，就业就会越充分，而人口本身也是刺激经济发展、拉动就业的因素。
　  许多人认为，人口太多，教育资源有限，国民受教育程度将受影响。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大幅提高，现在农民的孩子上大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普遍现象。反而，近年来，大学招生开始不足，高考报名人数每年持续下降几十万。其实，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1995年就开始负增长，从1994年的2537万下降到2014年的1658万。在农村，很多希望小学已经人去楼空，过去村村有小学，现在已经将过去几个小学的孩子合并到一个小学来上学。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到来，高教资源恐怕也将大大萎缩，农村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已经需要引起足够的警醒。
　  三，“科技发展了就业岗位就少”是个伪命题。许多人认为，科技发展了，到处都用机器人，就业岗位就少了。真是这样吗？机器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还是人生产出来的。发明一台机器需要一个科研团队，将一台机器开发到投入市场的水平，更是不知需要多少人。而大量生产机器的流水线，也需要人。现在检测机器是否合格所需的人，有时超过了流水线上生产机器的人。销售机器必须有人，售后服务同样需要人。而机器的维护保养和检修，也都需要人。用一个机器人取代一个人，可这个机器人背后恐怕需要几十个人。
　  有了计算机，有了互联网，就业岗位是少了还是多了？ＩＴ业产生了多少就业岗位，养活了多少人？新浪、腾讯、搜狐、网易四大网站，里面都是员工在干活，没有什么机器人。科技越发展，旧的就业岗位被淘汰，但是新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因为每一项科技产业化都需要人去完成。人类历史显而易见的事实，不知为何总被歪曲。
　  再者说，人多了，意味着需求就多了，很大程度上可以刺激科技的发展。“科学是聪明人想出来的偷懒的办法”，“需要是发明之母”，都说明了这样的道理。而且，人多了，意味着聪明人也多了，全人类的智力资源也增加了，也会刺激科技的发展。
　  人的作用是很难被机器完全取代的，现在机器取代人的就业岗位非常有限。人工送一个快递只需要10元，如果用机器送到你家门口，那不知道需要多少钱。快递员能被机器取代吗？即使在发明机器人最多的日本，也很少有机器人取代了人的就业岗位。相反，一个新的科技项目，往往会直接产生许多就业岗位，还会拉动许多服务行业，增加很多附属服务行业的就业岗位。
　  四，“孩子多了养不活”是个伪命题。孩子的养育成本是递减的。比如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家庭养一个孩子的成本为100，两个孩子为160%，三个孩子为186%。中国人有句俗话：“一个羊也是养，两个羊也是放”，恰恰是真理。中国人现在是用养育三个孩子的成本，娇生惯养了一个孩子。经济越发展，养育孩子的成本越高，但养育孩子的个数与成本之间不是倍数关系，而是几何递减，因为边际成本低。“生”下来，总能“活”下去，多生养孩子，没那么可怕。如果主流家庭都有三个孩子，那么全社会的养育成本将大幅下降。并且中国政府的人口观念开始发生改变，不再认为人口是负担，而认为人口是财富，那么今后必然会增加人口投入，减轻家庭的养育成本。今后养三个孩子的压力可能比现在养一个孩子还要小，因此现在的年轻人不要被当前高昂的养育成本所吓倒。
　  许多人现在感叹，一个孩子就已经耗费了我这么大的精力，要是有两三个孩子，我的精力怎么够啊？其实独生子女政策导致许多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被转嫁给了家长。例如，中国家长往往天天接送独生子女上学放学，成为一道风景线。但试想一下，如果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父母还接送得过来吗？送了老大，送不了老二，接了老二，接不了老三。如果真是这样，政府就必须为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配备校车服务，家长其实就连一个孩子都不用接送了。独生子女政策导致的政府转嫁给家长的责任，其实可以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自然化解。
　  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中国家长过分要求孩子学习成绩好，要求孩子必须非常优秀。因为一家只有一个孩子，承载着家长的所有希望，所以家家都要求孩子去读北大清华。但全班只有一个第一名，不可能人人第一。这样一来，父母逼孩子很累，孩子被逼也很累。而如果每家都有两三个孩子，家长就没必要过分要求孩子学习优秀了，有一个孩子能出人头地，另一个平庸一点，只要健康成长，将来能成家立业衣食无忧，父母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孩子的压力也小了，父母的心理负担也轻松了许多，学校也不用那么紧张了。
　  五，“人口多了房价高”是个伪命题。中国人口最多，但中国的房价最高吗？不，全世界房价最高的城市是莫斯科，而俄罗斯只有1.45亿人口，经济已经衰退了许多年，人口负增长了很多年。
　  房价高，通常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城市布局和公共服务分配不合理，导致人口过于密集在中心城区，从而拉高了房价。中国人老觉得城市拥挤，交通堵塞，而将这些现象的原因都归结为人多。其实呢？人可能并不多，只是都挤到了一起。北京人多，廊坊人少，但北京没人愿意去廊坊，因为廊坊的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北京。廊坊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所以北京再拥挤，大家还是愿意挤在北京，这跟人多人少没有直接关系。
　  类似交通堵塞等“城市病”，其实并非仅仅是人口原因导致的。东京人口2000多万，与北京差不多，但每天上下班道路交通几乎感觉不到什么“高峰”，因为地铁发达，上班族几乎都乘坐地铁出行，街道上并没有多少车。北京的地铁线路和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东京，才导致交通堵塞，而不是人口原因。
　  中国城市面积现在只占国土总面积的0.7%，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城区人口密度一般超过每平方公里1万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更是达到了每平方公里2.4万人甚至3.5万人之多。而在美国，即使是芝加哥、洛杉矶这样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也只在每平方公里三四千人之间。也就是说，中国城市人口密度过大，才导致拥挤，而并非单纯由于人口数量导致的。易富贤认为，中国的城市不妨建得大一点，拿出5%、3%的国土面积建设城市，城市人口密度也会与美国差不多。能否拿得出来5%、3%呢？现在耕地抛荒面积达到了两亿亩，已经是城市面积的两倍。而可以开发的荒地其实还很多。
　  （本专题报道另有易富贤撰写的专篇文章详说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