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文教育不是急功近利式的培训
即使到了现在,打开上世纪80年代的小学课本看到其中的图片、文字,就会有一种被电击中的感觉,记忆的闸门被打开,那个时代独有的感觉就会浮现出来,甚至会体会到那个年代某一天阳光的味道。这无疑都得益于那个时期语文课本编排的精心与合理。
被社会飞速发展的巨轮裹挟
语文教育变得粗糙起来
语文教育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两大功能,这已经是常识。因为,语文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石,正确地读、想、写是基本的文化素养,理工科学生也必须具备,理工科在专业范围内同样存在正确地思考和表达的问题。还有,你终归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要和人打交道,也必须有这种素养。
卢梭和杜威都曾说过类似的话:教育就是生长,就是让受教育者的智、情、德各项精神属性得到健康的生长,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而我们现行语文教育的粗糙体现在粗放的教材和机械的教学上。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朱自强在《儿童本位:小学语文教材的基石》一文中曾指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着“低估儿童的语言能力和审美能力”“偏离与儿童语言发展相契合的语言系统”“违反儿童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忽视儿童生命所拥有的有价值的人文性”等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都属于非“儿童本位”的教材编写理念的问题。
“教材体”课文问题出在不重视从经典作品及优秀作家的文章中汲取资源,也矮化了小学生的阅读能力。
朱自强认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最大问题是选文的低质化甚至是劣质化。这一问题集中体现在短小轻薄的“教材体”课文上面。所谓“教材体”课文,是指教材中收入的不是作品发表之初的自然文章,而是专为收入教材而编写的课文,或者专为收入教材而进行大幅度删改的作品以及从某些品位不高的文摘杂志选入的文章。
对于语文教育改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国平认为,首先是理念;第二是教材,标准是语言艺术和人文内涵,把不合乃至违背此标准的课文全部删除;第三是方法,课文练习着重理解和欣赏,写读后感,作文可不命题,提倡多写,把自己觉得最好的交上来。
粗糙还体现在教学上的空洞说教,心灵缺少震撼。如:苏教版第九册教材《我也是普通一兵》,写刘少奇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坚持参加抢险,并果断要求抢救遇险船民的事,赞扬了刘少奇同志把人民的安危看得比自己还重要的伟大精神。一些教师教学时,在引导学生初步感知课文内容后就问学生:“我们要学习刘少奇的什么精神?你怎样用实际行动学习这种精神?”整堂课成了具有浓重色彩的思想品德教育课。学生的心灵因缺少震撼,又没有做大干部的经历,当然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谈,其实效是低微的。有的教师教学时,给文中人物“乱贴标签”,过分追求人物的“崇高美”,在学生心目中树立了“神”的形象,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人”。脱离了对具体语言文字的感悟,思想道德教育就缺少了根基,也就不可能对学生的心灵产生强有力的震撼。像这样,语文课没有上好,思想品德教育也没有成效的课并不少见。
从面目全非的教材找错中
寻找教改的理由
日本的教材将思考力、判断力、想象力和表现力四种能力作为目标,“把有光泽的、有灵气的母语给孩子,把他们引到一个迷人的语言世界”。
日本全国一共有四套小学语文教材。这四套教材的四年级课文,都出现了新美南吉的童话《狐狸阿权》,至少有两套教材出现过今西佑行的《一朵花》,日本获国际安徒生大奖的儿童诗人窗道雄的诗作在各家教材中也都有出现。“这样的文章在我们中国也一定可以找到,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翻检的话,这个数量也会是相当可观的。”一位教育专家说。
记者身边的两个很小的孩子就曾经写出过“月亮的家在树上”“春天里的小燕子像一把会飞的剪刀”这样既生动又充满想象力的句子。可以说每个孩子都充满着“缪斯的天性”,然而这种天性又能保持多久呢?
而为语文教育着急的人往往是身边正有一个懵懂的求学儿童,这才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最初动力,等孩子大了,时过境迁,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寥寥无几。
朱自强就目前语文教材里的“短小轻薄”举例说,儿童文学名篇《等信》,原作1200字,在教材中被删节到500字;安徒生的名篇《丑小鸭》,原作近7000字,在教材中被删节到500字,可谓面目全非。还有一些专为教材编写的课文,短得几乎不能成文。不是说短文就没有好文章。日本作家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只有短短的500来字,但却意味隽永,感人肺腑。而我们的那些短课文寡淡无味、毫无灵气,早已经由枝叶婆娑的大树,变成了光秃秃的枯干萎枝。这种短小,是一种贫瘠,是思想性、艺术性的轻薄状态。
与日本小学语文教材相比,我们的现行教材,每册选入的课文太多,多得杂乱。而选入的课文篇幅却又太短,即使六年级的教材,篇幅也不过2000来字,这恐怕和我们崇拜数字而轻视素质的应试教育观念有关。相反,日本教材是每册篇目少,每篇的篇幅长。我们删减成500字,而且是放在三年级的《等信》,在日本则是放在小学二年级上册,且是将1200字悉数收入。也是放在二年级的名作《六兵卫,再坚持一下》,同样是1200多字的作品,充满了阅读的乐趣。
供职于老牌文学期刊《收获》的作家叶开从女儿上小学一年级起便开始关注小学教材,他曾在《语文教学与研究》教师版上一口气写了12篇专栏文章,痛批小学语文教材和语文教育的现状。
叶开认为,当下语文教材的问题,从文本表面看,主要有选文草率、对原文内容随意删改、不标明作者等,本质上更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缺失,这些问题综合出现在教材中,就会让人有种错乱的感觉。
语文教育是整个基础教育的基石,语文的问题会影响到孩子的其他学科。“我女儿在做数学作业时,常常碰到很纳闷的问题,我和孩子的妈妈一起琢磨,常发现这类题目在表述上就含混不清,以至于小孩子无法理解。”
“我经历了女儿接受这种被迫往脑袋里塞垃圾的整个过程。三聚氰胺毒牛奶毒害孩子的身体,垃圾课文伤害他们的心灵。”叶开说。
教材编写
应该遵循智力成长的内在规律
一位知名的语文教育专家讲,以为教材有一个符合规律的东西,编教材要符合这些规律,这种想法完全是虚妄的,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还说,编教材,所谓的体系是不存在的,不能用一个逻辑的结构来规定。
语文教材的编写是没有结构和规律的随意性事情吗?语文学习如果没有规律,为什么小学阶段不学习初中以后的论说文?为什么小学低年级学生无法按照老师的要求,归纳出寓言作品包含的哲理或是警句?
实际上,教材编写是有内在规律和逻辑的。比如,学习童谣一定是先于童诗的,故事一定要先于小说和传记,说明文是一定先于论说文的。所以,在小学阶段,编写教材还是有一定文体上的递进过程。还有,如果语文教育中的人文精神是以儿童为本位的,那就要切合儿童的心智成长的阶段性。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教材,在系统性规划方面是存在问题的,尤其是在文学教材的文体形式和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朱自强认为,教材设计的教学目的和教学策略定位不准、模糊不清。比如,单元的导语对后面课文和学习的内容起导引、启示的作用。有一教材的某单元导语是:“电影的发明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互联网的诞生拉近了你我的距离,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科技使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精彩。而环境的日益恶化正破坏着我们拥有的一切,无休止地砍伐树木使沙尘肆虐,射杀鸟儿使害虫没有天敌。同学们,在学习科学文化时,也请你们关心环保,关心我们的家园吧。”可是这段导语所归纳的意思,与课文里的内容风马牛不相及。课文里有《爸爸,我恨死了你的猎枪》《去年的树》,还有《生死相依的海鸥》,这些课文是在表现环境日益恶化和环保这些问题吗?这样编写的教材怎么能帮助儿童学好语文呢!
有些教材总是把“继续学习有感情地朗读课文和默读课文”作为语文学习的重点,而设计不出来特定课文的特定学习重点。朱自强一直强调,语文的课堂教学要用学生能理解的方式作形式分析、讲解,这样才能帮助学生体会、把握语言表现的内在奥秘,把语文学习落到实处。
如果教材编写者本身就对选用的课文所具有的语文学习价值、语文学习指向心中无数,别说整套教材,就是对具体单元,自然也无法进行体系性的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