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的路径

法治经济进行时

  　2015年，公共权力如何既防止缺位失责，又避免越位干预，仍是公共治理的核心议题。尤其是介入经济领域的公权行使，更是检测着“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成色。

  　这一年，从北京街头接连惊现“假扮斯巴达勇士”“女模裸游”的低俗营销炒作，到社交网络“拼酒”闹剧背后的白酒企业操纵疑云；从京东集团举报阿里巴巴胁迫商家的口水仗，到电商“野蛮生长”的价格战埋下的消费陷阱；从方正集团、政泉公司持续数月的互告恶斗，到卓达公司危机四伏的“金融创新”……不正当竞争、商业欺诈等乱象揭示了现实的经济生态，也凸显了治理的必要和紧迫。

  　这一年，反垄断执法持续深入，频频阻击垄断资本的逐利冲动，国家发改委对美国高通公司开出的9.75亿美元天价罚单，更是写下了我国反垄断史上针对单个企业的最高纪录。这一年，税务监管风生水起，多地税务部门向长期处于税收征管盲区的电商发起“约谈潮”，税收“黑名单”联合惩戒的启动，更是展示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震慑力。也是在这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诡异股灾，将无数迷醉在快牛行情中的股民洗劫一空，也将中国经济逼到了悬崖边上。人心惶恐、危机引爆之际，股市打响了史上最大保护战，管理层频出救市组合拳，“国家队”真金白银进场护市。云谲波诡的反复拉锯中，不断升级的稽查风暴剑指资本市场的巨头大佬，挖出了多个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害股之马”，也揪出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等“金融老虎”。而已经纳入议程的证券法修订，更是释放出了“放松管制、加强监管”的改革信号。

  　这一年，从湖南药企集体抵制药品招标，到淘宝网公开“叫板”国家工商总局；从国务院力促网络提速降费遭遇运营商“打折”执行，到广告法修订过程中的烟草广告存废激辩，无不见证了资本力量与公共治理的激烈较量。这一年，诸多城市此起彼伏的出租车罢运抵制、围堵打砸专车风波，各地莫衷一是、禁放不一的专车政策，专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时激起的汹涌争议，更是折射了复杂的利益博弈以及公权干预进退两难的纠结。

  　2015年，影视领域是观察公共治理、公权边界的又一个典型标本。一方面，无底线娱乐的真人秀、“裤裆里掏出手榴弹”之类的“抗日神剧”充斥荧屏，成为舆论炮轰“监管缺位”的标靶。另一方面，电视剧《武媚娘传奇》《封神英雄》被“剪胸”，《杨贵妃》“马震戏”遭删除，“劣迹艺人”封杀令的株连效应，又触发吐槽“过度审查”的民意反弹。刚刚开通便遭网民群喷嘲讽的文化部官方微博，则以“乌龙剧”的黑色幽默，成为民间发泄不满情绪的“替罪羊”。也是在这一年，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正式亮相，松绑审查制度的新思维，回应了社会多年的呼唤。

权力与责任的天平

  　公共权力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公权部门及其公职人员是否廉洁高效、执法公正、透明公开，是检测公共治理和公权品质的又一个重要纬度。

  　2015年，山东平邑强拆导致村民烧死的惨案，成为违法征地、暴力拆迁乱象的缩影；湖南官员陆群辞职调查药材“金银花”更名，试图解开公权部门“为利益集团代言”的疑云；职业打假人王海举报京东员工入驻工商局自行处理投诉，捅破了工商官员京东购物“零付款”的秘密……诸多游荡着公权越界滥用、与民争利乃至权钱交易阴影的风波，不断加重社会的深深忧虑。

  　这一年，高速公路收费成为考察信息公开的最典型样本。广东高速两次闹出糊涂账的笑话，交通部首晒收费公路账本引爆质疑“亏损”的声浪，多地高速收取“超时费”备受舆论诘问，高速公路拟长期收费的动议更是深陷争议漩涡，对于高速公路沦为“永久提款机”的社会担忧，撬动的也是信息公开的短板。也是在这一年，省级公积金运行情况首次集体亮相，中央政府和部级文件走上限期公开的轨道，国务院确定了各级政府向社会公开“家底”的时间表，全国政府网站完成了以消除“僵尸”“睡眠”等积弊为目标的首次普查和整改。来自官方的自我改进，与源自民间的声声追问上下合力、遥相呼应，推动公权不断走向公开和透明。

  　这一年，李克强总理一句“‘你妈是你妈’怎么证明呢”，在中国社会不胫而走，引发无数民众纷纷倾吐“办事难”的满腔苦水。这一年，国务院下达了限期解决“奇葩证明”的号令，多个部门以疾风骤雨之势启动了大规模清理。在出具证明最为频密的公安领域，公安部晒出了“不出具证明”清单，湖南冷水江、福建华安等地的多个基层派出所面对一些部门的开证要求，痛批其“纯粹增加百姓麻烦，还是多为百姓办实事”，更是被誉为“良心证明”，赢得坊间如潮掌声。

  　2015年，从北京朝阳区房产登记中心公职人员脱岗围观明星，到山西“最牛科级干部”任长春叫嚣“国家规定是狗屁”；从福州鼓楼区民政局七夕日以“不吉利”为由拒绝办理离婚登记，到海南东方市林业局以虚构法条的红字文件实施行政处罚，无不暴露了一些公权部门和公职人员傲慢滥权、懒政怠责的丑陋。也是在这一年，浙江绍兴市政府在当地媒体公布50名开会未请假官员的名单，显示了整顿吏治的决心；最高人民法院首次通报10起行政机关不作为典型案例，向“为官不为”的沉疴宿疾发出了严厉警告；李克强总理在全国人代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首次明确提出了治理庸官懒政。

  　这一年，国务院启动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大督查，上演了兑现政策诺言、改善公共治理的重头戏。伴随着督查行动挖出的“政策白条”，国务院连发49道催办令，对29个省级政府、20个中央部门下达了106项政策的落实时间表。紧随督查行动，多名在审批等政策执行过程中懒政怠政、失职渎职以及对资金沉淀、项目拖延、棚改迟缓等民生问题负有责任的不作为官员，遭到严厉处分，其中厅级官员就达46人，雷厉风行的问责风暴，荡涤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之类的官场积弊……对于公共权力品质、责任的思考和改善，正日益走向更深的层面。

公共决策的思辩

  　2015年，围绕一些公共决策得失所引发的争议波澜和冲突事件以及潜藏其背后的决策民主、程序正义等悬念，构成了决定公共治理成败的又一个重要症结。

  　这一年，央行第三方支付新规对余额宝、微信支付等实施限额控制的动议，被指打压行业创新、偏袒传统金融机构的利益。有违主流民意的“自我立规”，其正当性、合理性更是备受拷问。这一年，修改后的立法法所强调的“税收法定”原则甫一落地，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便以一纸通知宣布提高卷烟消费税率，其决策程序的合法性，旋即成为公共舆论质疑的焦点。这一年，河源电厂项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及时有所闻的类似风波，在无法满足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的同时，也不无悲哀地显示，决策目标与民权诉求之间的和解，公权谦卑与民众理性之间的互动，依然没有达成。这一年，民生资源进入全面实施阶梯定价时代，价格听证会成为多个城市的决策常态，但是，在戒备森严、坚拒媒体的郑州水价会上，物价局官员一句“涨价是政府职能”的坦白，却揭穿了“听证表演”的真相，重创政府的民主诚意和公信力；耗时仅35分钟的兰州天然气价格听证会，创下史上最短纪录，被讥为“快闪”听证会的同时，也陷入了“忽悠民意”的重重质疑。

  　这一年，多个城市为摆脱交通拥堵、大气污染等“城市病”所推出的一系列“限政”，成为公共政策的激辩焦点。这一年，从北京拟征收交通拥堵费的政策动议，到多地“限外令”制造交通梗阻的现实，无不引发激烈的民意反弹，激起批评“懒政”的声浪，其治堵效果、决策程序、政府公信亦饱受质疑。上海车牌拍卖“拼网速”被批架空法律以及“内鬼车牌”事件所捅破的权力寻租脓疮，更是暴露了缺失民主监督和制度约束的权力扩张型“限政”之弊。这一年，曾多次表态“不会限购”的深圳官方，突发“半夜鸡叫”式的小汽车限购令，民意沸腾、舆论哗然之际，东南大学副教授顾大松发起的公民行动，最终促成广东省法制办启动了审查深圳“限购令”合法性的破冰之举。也是在这一年，江苏等地出台的地方法规，对“限牌”等政策制定设置了严格的程序规范，折射了地方立法机关防止突袭式“限政”侵害民权的意识警惕和责任担当。但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修订过程中一度成为焦点的“限行”“限购”条款以及对此加以约束的制度构想，最终却因回避矛盾而删除，也留下了无穷的立法遗憾和悬念。

  　2015年，急功近利的“政绩工程”“烧钱游戏”依然屡屡冒头，沉疴难愈，从一个侧面警示着公共决策缺乏审慎、公共治理缺位滞后的现实危险。这一年，湖南衡山被揭GPD统计造假，其强大驱动力乃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官场歪风；浙江横店“圆明新园”被指“山寨文化”，隐身其后的则是立项、用地的监管不足。这一年，海口马拉松制造的交通瘫痪惹来市民抱怨浪潮，成为以扰民代价提升城市形象工程的负面典型；全运会奖牌榜不顾禁令悄然“复活”，验证了“金牌至上”政绩观的积重难返。这一年，长沙等多地“萤火虫展”因遭遇公益组织和市民抗议被叫停，难掩公权部门生态意识和监管机制的麻木迟滞；扬州申报吉尼斯纪录的“最大炒饭”被舆论痛斥为“浪费粮食”，真正引发民意公愤的是一些地方庸俗的文化炒作。

  　也是在这一年，从公共政策的制订到执行，公众参与、强化监督的民主原则和法治机制不断付诸实践，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官员终身责任追究等机制日趋成型，以制约公权、保障民权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和治理实践，展开了更为辽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