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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法律援助二十年》专题报道之四
致诚法援十年援助20万农民工
2015年11月2日，记者来到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原名为“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以下简称中心）的时候，执行主任时福茂刚刚开完会，正在招呼一群来自北大的研究生。
这些学生正是北大燕京学堂今年刚刚招收进来的第一批“中国学”硕士，他们都是为了以后跟法律相关的研究课题前来参观学习的。带队老师曾经在这里实习过。
得知整个机构一年要处理一千多起以农民工为主的案件后，许多留学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中心实际执业律师只有二十多个人，而他们对于受援人分文不取。时福茂介绍说，因为完全是为社会服务，因此每处理三个受援人，国家财政部就补贴2800元人民币。而他本人只从自己经手的案件中抽取七分之一。
中心墙上挂着一条很大的多人签字的红色横幅。这正是时福茂他们刚刚处理完的一个涉及400万欠薪的50人群体上访案件。
今天的他仍然非常忙碌。他曾经一年接手一百五十多起案件，现在虽然案件数目减少了，但是社会事务却增加了。
他向记者介绍说，自己上周六日在成都参加了“西部律师发展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星期天去农民工四川工作站考察，对于地方工作站进行协调和鼓励。回来后开了四个庭，全部都是农民工案子。周五进行自己的培训，把全国的工作站的律师都邀请来北京进行能力建设培训。周六参加北京律协专业委员会换届。
开会，开庭，接待，普法。时福茂说，这就是自己的工作状态。他说，这也是整个单位工作状态的缩影。作为执行主任，时福茂实际上只负责业务。按照他的话来说，“就负责花钱”。
2003年，出生于农村的佟丽华律师以对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经过两年多的经验积累和调查研究，2005年9月8日，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他依托于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中心有三项职能：咨询，普法，办案。对于比较简单的案件，援助律师为咨询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指导意见，告诉其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解决纠纷的办法；对于案件比较复杂、需要律师亲自办理的案件，中心会指派援助律师来负责该案件，亲自进行调解、调查取证、出庭代理；除了办理案件外，中心还开展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帮助其增加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和维权技巧，让更多的农民工不仅在将来能为自己维权，还能帮助工友维权。每周六上午，中心抽出工作人员用两个小时给农民工讲课。为了鼓励听课，中心给农民工一天20元的补贴。
作为有三十多个地方工作站的总站，所有地方机构都要来这里学习三周，拷贝所有的规章制度，了解案件流程和农民工接待，每年培训三次。
现在，中心的主力其实主要是普法工作吸引来的那些实习生。他们受到宣传的吸引，纷纷表示毕业后要来中心做援助工作。有些老师愿意培养孩子的公益心，在这里实习后考了司法考试，最终成为执业律师。整个中心只有三五个人是应聘来的，其他执业律师及工作人员三十余人全部都是这里直接培养出来的，他们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
不过，一部分人来这里工作并不是有多么强烈的公益心，而只是觉得待遇不错而工作稳定。时福茂说：“美国海军司令员说，不一定你要喜欢海军，只要你服从我们的制度，你就是一个好士兵。人能做好的事情跟人喜欢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
墙上挂的规章制度上有这样两条：“不得私自接受宴请，不得私自收受任何财物。”这也是中心的律师反复跟记者说明的。一次，受援人带了四十多箱加多宝来到了中心。受援人说，听说你们单位现在四十多个人，我们买的这些一人一箱。最终，中心总负责人佟丽华让工作人员按照市价折合成三千多元钱给了受援人。
新疆的受援人寄过来许多杏表示感谢，到北京几乎都坏了。中心还是把杏都放在食堂让大家分着吃了。因为，“这是人家一片心意”。
他说，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收入都靠社会上的基金、NGO捐助和其他一些合作来满足整个机构的运作费用。
今天正好是提高了工资的日子，从今以后，在中心工作的所有律师，本科生每月基本工资2500元，硕士研究生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博士每月基本工资4000元。以前都比这个数目少500元。
而作为中心的执行主任，时福茂每个月的收入是7200元，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1万元。他笑称：“这是处级的待遇。”如果换去做商业律师，应该至少是现在收入的五倍。而现在的工作量还远远大于一般的商业律师。援助机构的属性是民办非企，虽然有税收的减免，但福利并不高。
研究中心王胜利律师表示，整个社会对于公益律师的需求是庞大的。国家应该设有专项支持。公益律师其实归根结底是民生的需求，制度层面上需要更多的支持。美国现在有两三万公益律师，而我们国家可能两千都不到。在这仅有的两千人中，还有不少人会因为未来的经济压力而选择离开。
不过，这几年来，公益律师们感觉工作量已经下降了。中心接待的群体性案件越来越少，去年时福茂办理的82个案件中，只有两个农民工群体案件。50人以上的案子以前特别多，现在基本都是个人来寻求援助。他说，这几年来政府对于农民工的重视，让农民工欠薪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因为援助律师的定位，相对来说，公益律师比商业律师在地方法院或政府接触中碰到的困难其实已经少得多。从工伤案件起步的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王胜利律师跟记者分享了一个案件的援助思路，也传递了致诚律师一般的办案理念。
一位受援人于2014年7月28日至2015年11月1日在用人单位任职驾驶员。2014年9月5日晚，受援人开车执行单位派遣任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右侧肩胛骨骨折。
受援人想要申请工伤认定，但用人单位却拒绝提供劳动合同文本并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对已有证据的分析，援助律师倾向先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由劳动监察部门责令用人单位交付劳动合同文本，为申请工伤鉴定取得关键证据。这有效避免了为确认劳动关系提起仲裁、一审、二审耗费过多时间。
然而，受援人并未听取援助律师的方案，自行于10月21日先向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递交了申请书，仲裁委员会于10月28日受理本案，同时发出了延期审理通知书。
仲裁程序一旦启动将是不可逆的，在仲裁后，受援人可能还面临一审、二审等漫长的诉讼程序，更别说还有败诉的法律风险。
援助律师了解到，受援人曾经与用人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没有在受援人本人手中，用人单位还欠发受援人的工资。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援助律师向受援人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反复的论证，受援人最终接受了援助律师意见，果断决定撤回仲裁申请，坚持了向劳动监察投诉的维权路线。
11月5日，受援人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投诉书，举报用人单位侵害受援人权益的事实和违法用工情况。
11月14日，受援人正式撤回了仲裁申请书。
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受理投诉后，劳动监察部门在第一次调查取证时就消极作为，在没有认真调查取证的前提下就决定出具调查结论，将纠纷推到仲裁部门。
眼见着又要走仲裁程序，援助律师迅速想出了解决办法。
援助律师通过提交新证据的方式，争取了再次和劳动监察大队主管此案的监察员沟通的机会。与监察员友好沟通中通过摆事实、列法条、讲法理的方式把援助律师的意见表达清楚，最终促使监察部门暂缓出具告知仲裁通知书并将进一步调查取证。监察员当场还给用人单位打电话帮助协调解决此案。
在援助律师的指导下，受援人陆续收集到了更多证明力强的证据用以证明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次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补发所欠工资，交付劳动合同文本。用人单位声称没有与受援人签订劳动合同，但承认了用工事实，用人单位认为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援助律师抓住了这一点进行了第二次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限期与受援人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举报书给用人单位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其与受援人谈判。
监察员的调查最终发现了用人单位大量的违法用工行为，直接促使用人单位与受援人达成和解协议，最终拿到75000元的赔偿款。
结束采访的时候，中心刚刚接待了一名四川包工头，他带领农民工四处上访，最终被政府定位为恶意讨薪。中心工作人员劝他们当被告，让农民工把他们跟开发商一起告上法庭。
时福茂说，援助律师的工作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中心会接待一切人，就算“你开着宝马”也会接待。但是只服务于农民工。
根据中心提供的《2005-2015农民工法律援助十年变迁调研报告》显示，从2005年9月8日成立到2015年8月31日，中心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65201件，涉及农民工超过20万人次，涉及金额5亿元以上。共办结案件10069件，帮助农民工挽回损失1.45亿元人民币。办结5人以上群体性案件304件，涉及5112人。不得不说，这样的成果是伟大的。走入致诚的农民工普法学校，可以看到几百面锦旗挂满了房间。希望致诚可以一直走下去，为社会的法治进步贡献一份绿色的力量。
这些学生正是北大燕京学堂今年刚刚招收进来的第一批“中国学”硕士，他们都是为了以后跟法律相关的研究课题前来参观学习的。带队老师曾经在这里实习过。
得知整个机构一年要处理一千多起以农民工为主的案件后，许多留学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因为中心实际执业律师只有二十多个人，而他们对于受援人分文不取。时福茂介绍说，因为完全是为社会服务，因此每处理三个受援人，国家财政部就补贴2800元人民币。而他本人只从自己经手的案件中抽取七分之一。
中心墙上挂着一条很大的多人签字的红色横幅。这正是时福茂他们刚刚处理完的一个涉及400万欠薪的50人群体上访案件。
咨询、普法和办案
被誉为“不收钱的农民工律师”的时福茂投入农民工法律援助事业后，先后办理300余起维权案件，为农民工维权金额达170万元，培训农民工1万余人。他曾深夜赶赴工地与老板谈判6小时，为任学东等55名农民工讨工资；经过3年努力为断臂童工于浩索赔86万元。今天的他仍然非常忙碌。他曾经一年接手一百五十多起案件，现在虽然案件数目减少了，但是社会事务却增加了。
他向记者介绍说，自己上周六日在成都参加了“西部律师发展论坛”并作了主题发言，星期天去农民工四川工作站考察，对于地方工作站进行协调和鼓励。回来后开了四个庭，全部都是农民工案子。周五进行自己的培训，把全国的工作站的律师都邀请来北京进行能力建设培训。周六参加北京律协专业委员会换届。
开会，开庭，接待，普法。时福茂说，这就是自己的工作状态。他说，这也是整个单位工作状态的缩影。作为执行主任，时福茂实际上只负责业务。按照他的话来说，“就负责花钱”。
2003年，出生于农村的佟丽华律师以对农民工的深厚感情，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经过两年多的经验积累和调查研究，2005年9月8日，经北京市司法局批准，他依托于北京市致诚律师事务所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
中心有三项职能：咨询，普法，办案。对于比较简单的案件，援助律师为咨询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指导意见，告诉其相关的法律规定和解决纠纷的办法；对于案件比较复杂、需要律师亲自办理的案件，中心会指派援助律师来负责该案件，亲自进行调解、调查取证、出庭代理；除了办理案件外，中心还开展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帮助其增加法律知识、维权意识和维权技巧，让更多的农民工不仅在将来能为自己维权，还能帮助工友维权。每周六上午，中心抽出工作人员用两个小时给农民工讲课。为了鼓励听课，中心给农民工一天20元的补贴。
作为有三十多个地方工作站的总站，所有地方机构都要来这里学习三周，拷贝所有的规章制度，了解案件流程和农民工接待，每年培训三次。
现在，中心的主力其实主要是普法工作吸引来的那些实习生。他们受到宣传的吸引，纷纷表示毕业后要来中心做援助工作。有些老师愿意培养孩子的公益心，在这里实习后考了司法考试，最终成为执业律师。整个中心只有三五个人是应聘来的，其他执业律师及工作人员三十余人全部都是这里直接培养出来的，他们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
不过，一部分人来这里工作并不是有多么强烈的公益心，而只是觉得待遇不错而工作稳定。时福茂说：“美国海军司令员说，不一定你要喜欢海军，只要你服从我们的制度，你就是一个好士兵。人能做好的事情跟人喜欢的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
墙上挂的规章制度上有这样两条：“不得私自接受宴请，不得私自收受任何财物。”这也是中心的律师反复跟记者说明的。一次，受援人带了四十多箱加多宝来到了中心。受援人说，听说你们单位现在四十多个人，我们买的这些一人一箱。最终，中心总负责人佟丽华让工作人员按照市价折合成三千多元钱给了受援人。
新疆的受援人寄过来许多杏表示感谢，到北京几乎都坏了。中心还是把杏都放在食堂让大家分着吃了。因为，“这是人家一片心意”。
他说，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收入都靠社会上的基金、NGO捐助和其他一些合作来满足整个机构的运作费用。
今天正好是提高了工资的日子，从今以后，在中心工作的所有律师，本科生每月基本工资2500元，硕士研究生每月基本工资3000元，博士每月基本工资4000元。以前都比这个数目少500元。
而作为中心的执行主任，时福茂每个月的收入是7200元，一年的全部收入是11万元。他笑称：“这是处级的待遇。”如果换去做商业律师，应该至少是现在收入的五倍。而现在的工作量还远远大于一般的商业律师。援助机构的属性是民办非企，虽然有税收的减免，但福利并不高。
研究中心王胜利律师表示，整个社会对于公益律师的需求是庞大的。国家应该设有专项支持。公益律师其实归根结底是民生的需求，制度层面上需要更多的支持。美国现在有两三万公益律师，而我们国家可能两千都不到。在这仅有的两千人中，还有不少人会因为未来的经济压力而选择离开。
不过，这几年来，公益律师们感觉工作量已经下降了。中心接待的群体性案件越来越少，去年时福茂办理的82个案件中，只有两个农民工群体案件。50人以上的案子以前特别多，现在基本都是个人来寻求援助。他说，这几年来政府对于农民工的重视，让农民工欠薪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只服务于农民工
腾讯网报道《活着·工伤档案》写道：“农民工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变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2.69亿农民工，其中外出打工者1.66亿人。在庞大数字的背后，‘工伤’是这个群体心中讳莫如深的顾虑，大多数工人并没有工伤保险，一旦出现意外，索赔维权之难将超乎想象。”因为援助律师的定位，相对来说，公益律师比商业律师在地方法院或政府接触中碰到的困难其实已经少得多。从工伤案件起步的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王胜利律师跟记者分享了一个案件的援助思路，也传递了致诚律师一般的办案理念。
一位受援人于2014年7月28日至2015年11月1日在用人单位任职驾驶员。2014年9月5日晚，受援人开车执行单位派遣任务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右侧肩胛骨骨折。
受援人想要申请工伤认定，但用人单位却拒绝提供劳动合同文本并否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根据对已有证据的分析，援助律师倾向先向劳动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由劳动监察部门责令用人单位交付劳动合同文本，为申请工伤鉴定取得关键证据。这有效避免了为确认劳动关系提起仲裁、一审、二审耗费过多时间。
然而，受援人并未听取援助律师的方案，自行于10月21日先向丰台区劳动仲裁委员会递交了申请书，仲裁委员会于10月28日受理本案，同时发出了延期审理通知书。
仲裁程序一旦启动将是不可逆的，在仲裁后，受援人可能还面临一审、二审等漫长的诉讼程序，更别说还有败诉的法律风险。
援助律师了解到，受援人曾经与用人单位签订过劳动合同，但是劳动合同没有在受援人本人手中，用人单位还欠发受援人的工资。
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的规定，援助律师向受援人进行了耐心的解释和反复的论证，受援人最终接受了援助律师意见，果断决定撤回仲裁申请，坚持了向劳动监察投诉的维权路线。
11月5日，受援人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投诉书，举报用人单位侵害受援人权益的事实和违法用工情况。
11月14日，受援人正式撤回了仲裁申请书。
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受理投诉后，劳动监察部门在第一次调查取证时就消极作为，在没有认真调查取证的前提下就决定出具调查结论，将纠纷推到仲裁部门。
眼见着又要走仲裁程序，援助律师迅速想出了解决办法。
援助律师通过提交新证据的方式，争取了再次和劳动监察大队主管此案的监察员沟通的机会。与监察员友好沟通中通过摆事实、列法条、讲法理的方式把援助律师的意见表达清楚，最终促使监察部门暂缓出具告知仲裁通知书并将进一步调查取证。监察员当场还给用人单位打电话帮助协调解决此案。
在援助律师的指导下，受援人陆续收集到了更多证明力强的证据用以证明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第一次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补发所欠工资，交付劳动合同文本。用人单位声称没有与受援人签订劳动合同，但承认了用工事实，用人单位认为是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
援助律师抓住了这一点进行了第二次投诉，要求用人单位补缴社会保险并限期与受援人签订劳动合同。同时，向朝阳区劳动监察大队递交了举报书给用人单位造成巨大的压力，迫使其与受援人谈判。
监察员的调查最终发现了用人单位大量的违法用工行为，直接促使用人单位与受援人达成和解协议，最终拿到75000元的赔偿款。
结束采访的时候，中心刚刚接待了一名四川包工头，他带领农民工四处上访，最终被政府定位为恶意讨薪。中心工作人员劝他们当被告，让农民工把他们跟开发商一起告上法庭。
时福茂说，援助律师的工作目的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中心会接待一切人，就算“你开着宝马”也会接待。但是只服务于农民工。
根据中心提供的《2005-2015农民工法律援助十年变迁调研报告》显示，从2005年9月8日成立到2015年8月31日，中心共接待法律咨询案件65201件，涉及农民工超过20万人次，涉及金额5亿元以上。共办结案件10069件，帮助农民工挽回损失1.45亿元人民币。办结5人以上群体性案件304件，涉及5112人。不得不说，这样的成果是伟大的。走入致诚的农民工普法学校，可以看到几百面锦旗挂满了房间。希望致诚可以一直走下去，为社会的法治进步贡献一份绿色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