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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学者型法官的歪判实录（上）
下面这段文字来自一篇判决书，不知大家看过之后有什么感受？
“公司与自然人同样，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地域社会等（以下称‘社会等’）之构成单位，而为社会实体。故而，亦不得不负担作为社会等构成单位之社会作用。某一行为即使看来与章程所定业务并无关系，但只要是在社会通念上，对公司有所期待乃至要求之行为，则回应该期待乃至要求，不得不谓系该公司当然得以从事之行为。又，对公司而言，从事属于该等社会作用之活动，通常并非无益无用之行为。在追求企业体之顺利发展上，可认为有其相当价值与效果。故而，在此意义上，此等行为，虽属间接，但无碍于以之为在遂行其目的上之必要行为……”
我想你可能会说：“看不懂呀，文字太难理解了！”这样充满了学术化语言却又晦涩难懂的文字并不是论文，而是判决书。你可能又会说：“这不就是期待已久的论文化的判决书吗？”确实，这若不是论文化的判决书，恐怕别的判决书都没有资格获此称号了。全篇充满了引经据典、分析论证。那么，写作这样判决书的一群法官能够称为“学者型”法官吗？当然了！他们要再不是学者型法官，谁还够格呢？
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群日本人：日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中国法律人的理想之一就是让中国的法官都变成学者型的法官，似乎这样司法的正义就可以实现了。看一看日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个个都可以称之为我们理想中的学者型法官了吧！如果我们中国的法治发展到这一步，是不是法治就算大进步了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法治建设进行得差不多了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篇判决书吧，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它能告诉我们：在学术的外衣下，懦弱、麻木是怎样存在的；它能告诉我们：正义就是正义，与是否学术无关。
这个案子叫“八幡制铁案”。
八幡制铁是一家日本钢铁企业，不仅是大企业，而且是支柱型的大企业，其钢产量曾经占到过全日本钢产量的一半。现在它与日本的富士合并组成了新日本制铁，依然是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当初，它是用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建立起来的，所以与中国还算是有些历史渊源。
八幡制铁的两个董事小岛新一、角野尚德代表八幡制铁在1960年捐给了日本最大的政党自民党350万日元作为政治献金。有岛勉三郎是八幡制铁的一个持股500股的小股东。他曾任华南银行的行长，当时是律师。他作为原告起诉了这两个董事，认为两个董事的行为违反了董事的义务，超出了八幡制铁章程中规定的“钢铁之制造、贩卖及相关业务”的业务范围，不应当进行这样的献金行为，要求他俩进行赔偿。
那么，什么是“政治献金”呢？政治献金就是向政党或者政治候选人捐钱，这种捐钱在民主政治中是非常必须的。政党要竞选、要进行日常的政治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党或候选人本身拥有的资产很难满足，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募集。否则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政治无法维系，所以各国都允许政治献金的存在。但政治献金也会有衍生为“金权政治”的危险，它为富有的个人或集团用金钱影响政治运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很多国家都从法律上详尽地规范了政治献金。总的原则是允许政治献金，但必须公开透明。任何人捐献政治献金必须公示登记，让别人清楚什么人给了哪一位候选人多少金钱用于竞选。
其中在捐献主体上，各国也有一些具体性限制。美国以前就规定完全不允许以公司企业的名义捐助政治献金，但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不同的，日本长期以来就允许以公司企业的名义捐助政治献金，而其法律渊源恰恰就是这个八幡制铁的判例。
个人捐钱与公司捐钱有什么不同吗？太不一样了！个人捐钱是掏自己的腰包，公司捐钱是掏别人的腰包。虽然公司的钱也与老板有关，但至少是大家一起掏钱。而对于接受捐献的政客来说，其对老板的感激程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比如马云或王石向一个政客捐款一千万，他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而以阿里巴巴或万科的名义同样向这个政客捐款一千万，他还是会感激马云或王石个人的。对于马云或王石来说，后者不需要自己掏钱，就可以获得同样的回报，傻子才不干呢！慷他人之慨，谁会拒绝呢？
该案判决于1970年，在此之前，日本的政治献金已经呈现了大规模上升的趋势。1965年，自民党就收到了政治献金48亿日元，相当于以前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在这个判决之后，公司企业对政党的政治献金完全合法化，故而极度膨胀。特别是对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来说，尤为有利。日本的金权政治从此愈演愈烈，形成了至今难以割除的毒瘤。曾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冈原昌男在1993年对此判决大加鞭挞，认为在当时这是对政治腐败的“帮忙判决”。
当时，有岛勉三郎先胜后败。一审赢；二审输。案件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只等最高法院一锤定音。
案件分成三个问题：（1）公司的权利能力是否只限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2）如果不限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接下来“越界的限度”可以有多大？（3）董事进行政治献金是否违反了忠诚义务？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公司只能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八幡制铁是一家钢铁企业，如果只能从事章程中规定的“钢铁之制造、贩卖及相关业务”，就无权向自民党捐赠政治献金。自民党就要返还已经接受的政治献金，小岛新一和角野尚德二人也要承担责任，这也是有岛勉三郎起诉时的法律依据。但几乎所有的国家现在都不再拘泥于这样的规定了：让与公司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严格审查公司章程再与之交易，太不现实了。而且公司本身做一些章程之外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比如，公司过新年买一些庆祝用品。这严格说也是超出营业范围的，但如果这都一律无效实在没有必要了。所以，这条规定就逐渐松弛了下来。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下期再接着说。
“公司与自然人同样，为国家、地方公共团体、地域社会等（以下称‘社会等’）之构成单位，而为社会实体。故而，亦不得不负担作为社会等构成单位之社会作用。某一行为即使看来与章程所定业务并无关系，但只要是在社会通念上，对公司有所期待乃至要求之行为，则回应该期待乃至要求，不得不谓系该公司当然得以从事之行为。又，对公司而言，从事属于该等社会作用之活动，通常并非无益无用之行为。在追求企业体之顺利发展上，可认为有其相当价值与效果。故而，在此意义上，此等行为，虽属间接，但无碍于以之为在遂行其目的上之必要行为……”
我想你可能会说：“看不懂呀，文字太难理解了！”这样充满了学术化语言却又晦涩难懂的文字并不是论文，而是判决书。你可能又会说：“这不就是期待已久的论文化的判决书吗？”确实，这若不是论文化的判决书，恐怕别的判决书都没有资格获此称号了。全篇充满了引经据典、分析论证。那么，写作这样判决书的一群法官能够称为“学者型”法官吗？当然了！他们要再不是学者型法官，谁还够格呢？
但遗憾的是，他们并不是中国人，而是一群日本人：日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中国法律人的理想之一就是让中国的法官都变成学者型的法官，似乎这样司法的正义就可以实现了。看一看日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个个都可以称之为我们理想中的学者型法官了吧！如果我们中国的法治发展到这一步，是不是法治就算大进步了呢？是不是大家都觉得我们的法治建设进行得差不多了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这篇判决书吧，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件。它能告诉我们：在学术的外衣下，懦弱、麻木是怎样存在的；它能告诉我们：正义就是正义，与是否学术无关。
这个案子叫“八幡制铁案”。
八幡制铁是一家日本钢铁企业，不仅是大企业，而且是支柱型的大企业，其钢产量曾经占到过全日本钢产量的一半。现在它与日本的富士合并组成了新日本制铁，依然是日本乃至世界最大的钢铁企业。当初，它是用中国马关条约的赔款建立起来的，所以与中国还算是有些历史渊源。
八幡制铁的两个董事小岛新一、角野尚德代表八幡制铁在1960年捐给了日本最大的政党自民党350万日元作为政治献金。有岛勉三郎是八幡制铁的一个持股500股的小股东。他曾任华南银行的行长，当时是律师。他作为原告起诉了这两个董事，认为两个董事的行为违反了董事的义务，超出了八幡制铁章程中规定的“钢铁之制造、贩卖及相关业务”的业务范围，不应当进行这样的献金行为，要求他俩进行赔偿。
那么，什么是“政治献金”呢？政治献金就是向政党或者政治候选人捐钱，这种捐钱在民主政治中是非常必须的。政党要竞选、要进行日常的政治活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单靠政党或候选人本身拥有的资产很难满足，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向社会募集。否则民主社会中的政党政治无法维系，所以各国都允许政治献金的存在。但政治献金也会有衍生为“金权政治”的危险，它为富有的个人或集团用金钱影响政治运作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很多国家都从法律上详尽地规范了政治献金。总的原则是允许政治献金，但必须公开透明。任何人捐献政治献金必须公示登记，让别人清楚什么人给了哪一位候选人多少金钱用于竞选。
其中在捐献主体上，各国也有一些具体性限制。美国以前就规定完全不允许以公司企业的名义捐助政治献金，但日本在这方面的做法是不同的，日本长期以来就允许以公司企业的名义捐助政治献金，而其法律渊源恰恰就是这个八幡制铁的判例。
个人捐钱与公司捐钱有什么不同吗？太不一样了！个人捐钱是掏自己的腰包，公司捐钱是掏别人的腰包。虽然公司的钱也与老板有关，但至少是大家一起掏钱。而对于接受捐献的政客来说，其对老板的感激程度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比如马云或王石向一个政客捐款一千万，他会感激涕零，知恩图报；而以阿里巴巴或万科的名义同样向这个政客捐款一千万，他还是会感激马云或王石个人的。对于马云或王石来说，后者不需要自己掏钱，就可以获得同样的回报，傻子才不干呢！慷他人之慨，谁会拒绝呢？
该案判决于1970年，在此之前，日本的政治献金已经呈现了大规模上升的趋势。1965年，自民党就收到了政治献金48亿日元，相当于以前四年总和的一倍半。在这个判决之后，公司企业对政党的政治献金完全合法化，故而极度膨胀。特别是对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来说，尤为有利。日本的金权政治从此愈演愈烈，形成了至今难以割除的毒瘤。曾任日本最高法院院长的冈原昌男在1993年对此判决大加鞭挞，认为在当时这是对政治腐败的“帮忙判决”。
当时，有岛勉三郎先胜后败。一审赢；二审输。案件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只等最高法院一锤定音。
案件分成三个问题：（1）公司的权利能力是否只限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2）如果不限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接下来“越界的限度”可以有多大？（3）董事进行政治献金是否违反了忠诚义务？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公司只能在章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八幡制铁是一家钢铁企业，如果只能从事章程中规定的“钢铁之制造、贩卖及相关业务”，就无权向自民党捐赠政治献金。自民党就要返还已经接受的政治献金，小岛新一和角野尚德二人也要承担责任，这也是有岛勉三郎起诉时的法律依据。但几乎所有的国家现在都不再拘泥于这样的规定了：让与公司打交道的每一个人都严格审查公司章程再与之交易，太不现实了。而且公司本身做一些章程之外的事情，也在情理之中。比如，公司过新年买一些庆祝用品。这严格说也是超出营业范围的，但如果这都一律无效实在没有必要了。所以，这条规定就逐渐松弛了下来。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下期再接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