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停表” 技术向善范本尚需法治护航

　　近期，一项被称为“红灯停表”的外卖骑手配送新规则，正在多个城市落地推行。以江苏为例，先是苏州在全国率先实行该机制，首批覆盖千余路口，骑手等红灯时订单计时自动暂停、配送时限顺延。其后，无锡全城所有路口接入“红灯停表”系统，成为首个全域覆盖该功能的城市。南京、泰州、南通三地也接踵与部分平台合作，在部分城区上线该机制。与此同时，美团配送、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已承诺在北京推行“红灯停表”，上海、杭州、成都、南昌、兰州等20多个城市也在酝酿跟进……一张不断扩张的“等灯地图”，正在迅速铺开。

　　外卖骑手超速、逆行、闯红灯等现象，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治理痛点。几年前，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引发全网刷屏，戳中的正是其背后的真实症结。平台以往的配送计时算法，通常只考量直线距离和理想车速，却无视红灯的时滞效应，骑手为了避免扣罚，只能将自身安全和公共安全都押在油门上。但“等灯停表”的出现，却展示了截然不同的算法逻辑，它并未降低配送效率的绝对值，却让算法“看见”了物理世界的真实路况。更证明了技术并无原罪，算法既可能制造焦虑，也可以消解焦虑。技术向善的范本意义正在于此，它回应了公众对平台算法的质疑，也表明平台治理难题能够通过技术优化予以破解。

　　“红灯停表”机制的推广，并非来自平台的自觉，而是多方力量博弈、协作的结果。比如，美团接纳“红灯停表”，源于一线骑手的真实呼声；三家头部平台在北京实行这一新机制的承诺，是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协商对话时达成；苏州仅用一个月便完成系统全覆盖，则是政企团队高效合作的结果。这样的事实证明，劳动者主动争取、政府部门深度介入等等，都是倒逼“红灯停表”成形推广的关键因素。也正因此，算法改进要从个案走向常态，就须建立制度化的协商、监管等机制，真正夯实技术向善的制度根基。

　　具体而言，首先，需要确保、拓宽劳动者的意见表达渠道。依托骑手社区、线上申诉通道、定期恳谈会等多元载体，让劳动者的合理利益诉求汇聚成推动规则变革的力量；其次，行业组织应成为协商对话的中枢平台。工会组织应广泛收集劳动者的具体诉求，将其转化为具有专业性的协商议题。行业协会则需制定安全惩戒、算法伦理等行业规范，督促平台履约合规；再有，政府部门需进一步改进监管方式，从“事后处置”全面转向“事前嵌入”与“过程监管”并重。通过构建算法备案与审查制度，将涉及劳动者核心权益的算法重大调整纳入监管视野，通过搭建常态化的劳资共治平台，将劳动者、平台、专家学者等多方代表的协商结果固化为具有约束力的行业规范；此外，应当构建消费者的知情保障、意见反馈等机制，让公众了解算法调整背后的合法性、合理性考量，为技术向善营造宽容的社会氛围。

　　当下，“红灯停表”仍是部分城市与部分平台的“自选动作”，最终能否覆盖所有城市、所有区域，尚需时间检验。在此过程中，推广“红灯停表”还需妥善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交通安全、劳动权益、平台运营效率、消费者体验这四重价值目标，如何在算法改进中取得动态平衡。这就需要通过立法或行业规范确立统一基准，只有以制度化方式固化试验成果，才能避免“因城而异”“因平台而异”的算法改进失衡局面，也才能让技术向善从软约束变成硬要求。

　　“红灯停表”只是平台经济治理的一个缩影，类似的算法纠偏还会不断涌现。只有通过法治化路径，把分散的“创新补丁”升级为可复制的成熟机制，才能让算法在效率保障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合理平衡。作为技术向善的范本，“红灯停表”的每一步推进都在证明，算法改进不会自动降临，技术向善需要声音、需要压力，更需要法治的护航。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