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震动世界的相册

a　　白求恩、约翰·拉贝、埃文·凯尔——在这三位接受国礼瓷的外国友人中，埃文·凯尔是最年轻的一位。

　　面对记者，他侃侃而谈。在发现那本震动世界的相册之前，他不过是一个经营金银与收藏品的普通典当行老板。然而，就在2022年8月中旬一个闷热的清晨，他收到了那封改变了自己命运轨迹的邮件：“……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一周后，埃文·凯尔拿到了那本轰动社交媒体的相册。

　　如今，相册的捐赠已成为他人生的一段序章。近日，本社记者专访埃文·凯尔，听他讲述这本相册背后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以及他扎根中国、向世界传递和平与友谊的未来期许。

　　

　　

　　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主修日本问题研究时，埃文·凯尔最初的志向是成为一名编剧。然而，无数次的写作与投稿，等待他的却是一次次碰壁。

　　埃文·凯尔的外祖父二战时期在太平洋地区作战，他从小就从外祖父母那里了解过这一切。求学期间，他深入了解了日本在二战中的诸多罪行细节。在随后拿到那本黑色皮革包边、饰有龙形图案的相册时，他便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这本相册出自一名二战时期驻扎在东南亚的美军士兵之手。前几页就让埃文·凯尔惊叹不已，每一页都有纪念水手航行经历的证书，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国市井的快照。但当翻到第六页时，惨绝人寰的屠杀场景映入眼帘。埃文·凯尔深知，这便是南京大屠杀不容辩驳的直接记录。

　　埃文·凯尔经营的典当行有一个规矩，涉及战争的历史物品是非卖品。在他眼里，这些物品属于人民，更属于历史。在拿到相册的第一时间，他想的就是把它交给博物馆。

　　然而，将历史物证送进旨在保存记忆的机构并非易事。此前，埃文·凯尔曾多次发送邮件，拨打电话，但都毫无结果。为了引起博物馆的注意，他决定制作一段视频发布到网上。

　　出乎意料的是，短短几小时内，视频浏览量突破数百万。他的TikTok一夜之间涨粉近50万。《滚石》杂志、《商业内幕》、雅虎新闻、Vice新闻等数十家国际媒体，要对他进行采访。

　　与此同时，有人出高价求购相册。但埃文·凯尔心里很清楚，这些人并非为了收藏，而是为了销毁罪证。埃文·凯尔告诉记者，那些否认战争罪行的人将他视为“日本的敌人”，对他进行无休止的攻击。面对这一切，埃文·凯尔并未退缩，他平静地表示，这或许正是自己为了做正确的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在专业律师的协助下，这本相册无偿捐赠至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

　　

　　当埃文·凯尔接触到那本相册时，深知很多历史真相都被掩盖了。相比一些影视作品所呈现的片段，这段历史的复杂与残酷，远超常人想象。

　　东京审判中，中方面临的一大困境，就是缺乏大量直接、有力的证据。战场直接记录的资料本就寥寥无几。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到9月盟军进驻东京，短短一个月，日本方面有计划地销毁了大量罪证。

　　二战期间，日本实行严格的言论管制。全面侵华后，日本知识界与媒体界的狂热愈演愈烈。他们按照内阁情报部的宣传策略，刻意说服国内民众支持对华作战，巩固侵略成果。

　　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作为首位进入汉口的日方成员，回国后大肆举办演讲，将战场的惨烈归咎于中国军民的抵抗。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日本国民长期沉浸在虚假的战争叙事之中。

　　埃文·凯尔认为，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舆论，日本国内实施了严酷的新闻审查。1931年至1932年，被查封的新闻件数激增数倍。即便是随军记者，也丧失了新闻独立性。他们拍摄的照片必须经过层层审查。凡涉及军事机密、皇族要员，尤其是虐待俘虏、战场死伤等暴行画面，一律被盖上“不许可”的红色印章。

　　随着战局恶化，大量“不许可”的照片在战败前夕被销毁。日本行将战败时，军部下达了“必须将战争见证资料全部烧毁”的命令。日本共同通讯社在日比谷公园挖坑焚烧底片，每日新闻东京总社的照片也尽数烧毁，仅有大阪公司无视废弃令将这批资料保留下来。

　　这批照片的数量相当庞大，仅底片就有近50只木箱。每只木箱大概能存放2000张。此外还有69册照片台账，记录了受理日期、刊登的报纸或杂志、审查结果等信息。

　　1972年，每日新闻社开始整理这批底片，并在5年后推出一套大型丛书《一亿人的昭和史》，其中第10册《不许可写真史》首次将这些照片公之于世，成为日军侵华历史的一份铁证。

　　埃文·凯尔捐赠的相册，与这些历经劫难才得以重见天日的“不许可照片”一样，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警示。它们以最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影像资料是最有力的证据。无论侵略者如何销毁罪证、掩盖罪行，那些被定格的残酷瞬间，终将穿透岁月的尘埃，让历史真相昭示世人。

　　

　　

　　大学时期，埃文·凯尔曾系统学习过惩治种族灭绝罪行的课程。这段经历让他坚信，对待战争罪行必须秉持刑事案件的严谨态度，以确凿的证据提起公诉，通过法律与文明的审判，将暴行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在埃文·凯尔眼中，历史的清算远未结束，仍有大量日本战犯逃脱了法律制裁。比如，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等，始终未被追究战争罪责。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乃至在日本攻占南京后，日本天皇对相关部队进行了嘉奖，更对偷袭珍珠港、研制和投放细菌武器等反人类行径予以默许。

　　反观纽伦堡审判，其追责之彻底令人瞩目。对支持希特勒的大财阀以及党卫军、秘密警察、政治领袖集团都进行了制裁，纳粹党及其附属组织中199名高层成员，接受了正义的审判。

　　埃文·凯尔谈到，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德国视为反思战争罪行、直面历史的典范。二战后，在靠近集中营的城镇，德国当地民众常常被要求参观营地，甚至协助掩埋尸体、挖掘万人坑等。美国战争信息部还拍摄记录了这些过程。

　　相较于此，日本在认罪态度上始终暧昧不清。东京审判未能对“樱会”等军国主义组织彻底清算。日本不仅对战犯的定罪与追责严重不足，而且在1958年释放了所有服刑的乙级、丙级战犯，其中有人后来还做了内阁大臣。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这位曾担任东条英机内阁大臣的甲级战犯，后来竟出任日本首相。

　　埃文·凯尔表示，在战争罪行面前，人人应当平等。正义不应有双重标准，追责更不应有国界之分。他深切希望，唯有真正正视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之道。

　　历史的相册虽已合上，但守护真相的步履从未停歇。从明尼苏达州的典当行到天津的街巷，这位美国青年的目光已然越过历史的硝烟，投向更广阔的未来。他坚信，只要还有人愿意在尘封的岁月里寻找证据，只要还有人愿意跨越山海传递善意，真相便永远不会被掩埋。

　　在埃文·凯尔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历史正义的执着守望，更是中外民间交流中那份跨越国界、直抵人心的和平力量。

　　● 责任编辑：孙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