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步不让的文明底线：从尘封档案中审视东京审判

　　1946年5月3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拉开序幕。在这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中，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为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本刊专访了向哲濬之子、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多年来，他辗转海内外各处档案馆、博物馆，收集整理东京审判一手史料，把许多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细节重新带回公众视野，让那段波澜壮阔的正义之战愈发清晰可感。

　　鲜有人知，向隆万对东京审判的了解一开始并不多。“我父亲其实很少跟我讲东京审判的故事。”采访伊始，向隆万回忆幼时，“在审判结束前，他很少回家，即使难得回来，也总是在书桌前，埋在成堆的文稿之中。”向哲濬生前曾经两度打算撰写有关东京审判的回忆，由于外部原因未能提笔。也正是这份遗憾，驱动着向隆万走上寻访史料、还原历史的道路。“东京审判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极大影响，我希望能尽量多的收集并传播那段历史。既为证明，也为传承。”

　　

　　

　　“一场惩治日本侵略罪行的国际正义审判，落幕之后却有近50年几乎无人提及、无人深入研究，整体陷入全面沉寂。”向隆万对此深感遗憾，“我本职是数学教授，并非历史、法学专业，早年海内外媒体前来采访，我手中只有几张老旧照片，拿不出完整庭审文稿，无法完整还原父亲当年的工作。”这也促使他下定决心自费远赴美国国会图书馆打捞档案。

　　“研究历史离不开一手档案，可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连一套完整庭审记录都找不到。”向隆万介绍，东京审判完整英文庭审记录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正式出版，距离审判结束已过去近40年。我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均无全套馆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印度法官帕尔主张所有战犯无罪的异议书早早流入日本。

　　“当年我父亲从东京带回两大箱庭审证据与书面档案，在内战动荡中尽数遗失。一箱移交南京外交部，不知所踪。”向隆万扼腕叹息，“另一箱寄存东吴大学法学院，计划用作法学教学资料，但之后也彻底损毁。重要一手证据大量流失，学者想要开展研究，连基础文本都无从查阅。”

　　2011年，正值东京审判开庭65周年之际，向隆万在美国找到其父亲向哲濬的10次完整法庭发言，整理成书后获得重视。随后，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引进全套原版庭审微缩档案，组织志愿者和专业团队耗时10余年，完成三套核心史料丛书的整理编译，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80 卷英文，译成中文分为三辑共40卷）、《远东国际检察局证据文献集成》（50卷）和《国际检察局讯问记录》（70卷），为学者和普通民众了解东京审判这段历史提供了全面、专业、客观的学习教材。

　　“收集和整理很难，但我很荣幸，时常觉得在替我父亲讲述那段历史。相信这些历史的传播能让人们了解和学习我国先辈们的情怀。” 随后，向隆万向记者介绍了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法官和其他参与审判的中国人是如何挺膺担当，守住文明底线。

　　

　　

　　东京审判是遵循英美法系的国际审判，向隆万介绍，“英美国际法庭首先进行的是检察阶段，然后进行的是法官量刑阶段。”作为检察官，向哲濬受命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寻找精通法律和英语的秘书。

　　“想要在国外打赢这场仗，除了证据，还得有人。当时中国缺少这样的人才，尤其是精通英美法的人才。”向隆万回忆道，“我父亲首先找到了裘劭恒，一位学识深厚、英语流利的法学才俊。”

　　裘劭恒的导师刘世芳，是向哲濬检察官的耶鲁大学同学。“刘世芳和裘劭恒说，‘此次去东京，一则为国家和民族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二则远东法庭史无前例，一定会有一批世界第一流的法律专家登台亮相。’裘劭恒被导师这番肺腑之言感动，随后肩负起代表国家出征的责任。”之后又进行了多方寻找和邀请，最终组成了中国检察官团队，包括以倪征燠为首的4位顾问、以周锡卿为首的5位翻译和以裘劭恒为首的4位秘书。其中高文彬身兼翻译和秘书之职。

　　

　　战争日期和战犯名单确认

　　

　　“英、美、澳等国最初认为，应该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作为犯罪的起点。中国是绝对不同意这个主张的。”向隆万解释，“实际上，日军之所以偷袭珍珠港，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太平洋国家作战，重要原因正是为了尽快结束旷日持久的侵华战争。”

　　日本全面侵华始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而卢沟桥事变是九一八事变的延长。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沈阳并开始吞并中国东北地区，中日战争自那时起便已开始。1943年成立的同盟国战争罪行委员会设在英国，中国外交部早就向英国政府照会：“战争之范围，应包括九一八事变以来在我国领土内参加暴行之一分子”。

　　中国检察官为了确立以九一八事变为战争起始日期，收集无数资料佐证我方观点。“这个起始日期非常重要，如将日本战争犯罪事件限制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则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暴行便不在其中，罪不可恕的日本战犯将逍遥法外，中国人民断难接受。”实际上阴谋策划并实施九一八事变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早在1928年6月4日就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当时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最高行政长官张作霖，这已经是战争行为；而包括中、日在内63个国家承诺的《巴黎非战公约》也从1929年生效。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侵华战争的时间起点界定为1928年1月1日。但被告广田弘毅和东乡茂德的美籍日裔律师乔治·山冈强烈反对这一日期。1946年5月14日上午，乔治·山冈首先发难，认为在1928年1月1日至1941年12月9日之间的指控并非战争罪，“原因在于这些行为发生在和平时期”。

　　当天下午，向哲濬在他第一次发言中，代表检方予以驳斥。“我父亲列举了九一八事变及之后的战争事实，他向法庭的所有人发出质问：‘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还有什么是战争？’”他连问两遍，可见当时他的激愤之情。

　　随后开始关于战犯名单确认的辩论。“早在日本投降之前，时任中国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提议，组织敌军罪行调查委员会，其任务之一就是确定日本战争犯罪名单。”在各同盟国提出的名单中，中国提出的战犯名单最多。但是从酝酿建立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之时开始，始终有人质疑，为何追究战犯的个人责任。直到开庭之后，辩方仍以此发难。“被告梅津美治郎和东乡茂德的美籍律师布雷克尼上校作了长篇发言。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战争不是犯罪。第二个观点是战争是国家行为，而非个人行为。”多国检察官都对以上观点作出了反驳，向隆万介绍，“辩方律师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就像梅汝璈法官晚年在专著中分析的，‘被西方一般人推崇为国际法的开山始祖的格劳秀斯，在300多年前便表示过，对于违反国际法的犯人，捕获者或审判者是有权处死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审判中也有一句话，‘1919年战胜国有权界定犯罪行为，并为该罪行起诉德国皇帝或其他任何人。’在英美法系的法庭中，判例就是法律。”季南检察长和各国检察官协商后最终选定28名战犯作为被告，其中15名在中国提供的战犯名单之内。这些被告大多对中国军民血债累累，中国为这28名战犯名单的确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很多人应该都看过《东京审判》这部电影，让国人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很有意义。根据梅汝璈法官日记以及倪征燠首席顾问回忆录所呈现的法庭辩论，还是比较真实的。”向隆万从庭审谈起，将记者的思维带回到了紧张的庭审现场。“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看了不少影像记录，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几乎没有一场法庭辩论是平淡的。”

　　“1947年10月6日，关于板垣征四郎罪行的辩论开场的纪录片中，我看到了我父亲和被告辩护律师山田争抢话筒的罕见场景。我父亲作为一个非常儒雅的人，连我都从未见过他那个样子。”向隆万回忆，法庭上发生了多次辩论，检察官们面对日军被告及其辩护律师的抵赖和争辩，有理有据地反驳每一条试图洗刷罪行的辩驳。“但面对对方的恬不知耻、胡搅蛮缠，争论的内容又是日军对中国的迫害是否属实、是否应该定罪，作为中国人，有时是无法冷静面对的。”按庭审记录统计，检方3人共发言122次，辩方6人共发言123次，持续了整整一天，辩论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除了庭前准备的证据，中国检察官团队还成功说服了一位重要证人出庭——溥仪。“中国检察官认为，溥仪虽是傀儡，但是日本许多举措还是在形式上通过他走一个流程。”向隆万表示，溥仪的出庭作证，有力揭示了日本对东北侵略掠夺的罪行。“溥仪最初是十分恐惧的，他害怕自己会作为战犯受审。”向哲濬的秘书裘劭恒为此作了极大努力。“裘秘书时常到溥仪居住的地方走动，半个月后，两人几乎像朋友一样交往了。”

　　最终，溥仪连续出庭8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证人。“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证明了伪满洲国不是自主独立国家，证实伪满洲国是日本武力制造的傀儡政权，坐实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责。”

　　完备的证据、精彩的辩论，都离不开前期周密的统筹布局，都离不开充足的庭前准备，解决了多个关键问题，支撑这场跨国、跨文明的世纪审判顺利进行。

　　

　　“东京审判的《起诉书》，相当于一场战争中对敌人发出的檄文。”向隆万表示，中国检察官和各国同仁在进行准备工作时，遇到两个重大障碍，一是缺乏证据，二是时间匆促。“《起诉书》中列举的战犯罪状，必须基于详实的证据。英美法庭严苛证据规则，空有苦难陈述无效，必须配套标准化书面证词、人证、物证完整证据链。国内战前‘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大量材料不符合庭审规范，只能重新走访取证。由于法庭组团匆匆，各国检察官还来不及搜集和携带充分的证据。”日军侵华时间最长，中国检察官的担子也最重。但是战争环境十分艰难，中国百姓既缺乏收集证据的条件，也缺乏保留证据的意识。“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战时实施了极其严厉的舆论封锁措施，在日本投降前后，日军大本营更是三令五申销毁文档，这又使取证难上加难。”

　　面对重重困难，中国检察官努力通过多方渠道尽快收集证据。首先是通过函电向国内求援。“我父亲向哲濬到东京后，不到一周就接连发电报向国内提出要求。”向隆万拿出电文介绍，“他列举了需要国内帮忙搜集的材料，表示‘请尽可能速将材料寄来。’”侵华日军的暴行并不限于中国本土，日军在亚太地区对华侨和中国使领馆人员的暴行也在追诉范围之内。“我父亲又致电了王世杰，表明急需日本在香港、新加坡、泰国和其他太平洋地区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行证据和证人，特别是可追溯到由日本高层军政官员负责的暴行。”

　　国际检察局决定，中国检察组陪同季南检察长等6人到中国实地考察。一行人去了上海、北平、重庆等地。“我父亲为了让国内有所准备，向外交部通报了季南来中国的原因和目的，以及多少人、哪些人随行。”此次中国行困难颇多，向隆万介绍，“1946年正值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华北、东北解放区无法开展调查，日军在东北、华北大量暴行缺少完整证据，起诉书相关内容存在缺失。国民政府内战优先，给中国检察团队人力、物资支持严重不足。”

　　但在检察官团队的努力下，仍发现大量关键证据。“在上海期间，检察官们寻访大量南京惨案亲历者，采集书面证据，锁定松井石根所部日军进城后的屠杀、强奸、纵火、掠夺等暴行。”此外，在各地调查过程中，还发现了部分来不及销毁的日军命令、驻军文件、占领区行政档案，证明日本有计划实施侵略。“虽然最终并未成功起诉731部队甲级战犯，但这次来中国调查后，季南的秘书萨顿还是根据调查过程形成了37页《来自中国的报告：细菌战》，提交给季南检察长。” 

　　

　　2004年纪录片《丧钟为谁而鸣》、2006年电影《东京审判》先后推出，让普通大众首次较为生动地了解东京审判的历史。《东京审判》的导演曾表示要到东京去放映，但参加首演式的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教授认为不可行。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认为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审判”，对被告的罪名都是虚构的。而故事片中虚构了日本右翼极端分子暗杀梅汝璈法官的情节，如果到东京上映，正好授人以柄，断然不可，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必须严谨。向隆万说，当时不少媒体问他的看法，因不了解史实而感到羞愧，这正是促使他到美国寻找第一手文档的动因。

　　东京审判作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战争审判，首次在国际法层面定义侵略为犯罪，确立“军人不得以服从命令免责”原则，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国际司法平台清算外敌侵略罪行，实现民族正义，为战后国际秩序、现代国际刑法奠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中学历史教材仅少量篇幅提及东京审判，大众对向哲濬、梅汝璈、倪征燠等人物认知度还不高。

　　“我们要在这件事上把握好话语权，不能让这段历史以歪曲的形式出现在世界公众的视野中。”向隆万对东京审判的传播有着清晰的思考。“可以先把相关内容逐步纳入大中小学课程。宣传不能只靠情感，可以以三套原始庭审档案、第三方记录等一手史料为核心，整理遇难者实名档案，用实证回击右翼谎言。”在国际传播方面，向隆万表示，要做好多语种外译，通过国际研讨会和外文著作向海外传递史实。要加快培养青年研究者，深挖各地战犯审判档案，针对右翼谬论产出学术驳斥成果。

　　东京审判划定了人类不可逾越的文明底线，先辈们以证据为刃、以法理为盾，寸步不让，让侵略暴行受到法律审判。今日整理史料、普及史实，皆是接续当年的坚守，用完整客观的一手档案驳斥谎言。唯有始终守住这条正义底线，铭记民族苦难，才能长久守护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 责任编辑：孙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