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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证据是死的
-- ——读《武训地亩账》有感
这是一本无聊又特别的书！
若干年前，我在网上的旧书店里看到了它，十分好奇，就买了下来。全书都是影印件，影印的是一些老旧的田产买卖契约，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但还是被认真地编进书里。这些田地契约年代并不久远，也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全部都是北方农村一些买卖田产的文契。但它们之所以被新中国认真地编纂成书，影印成册，因为它们指向了一个人：武训。
武训是谁？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但现在已经太陌生了。他是一个乞丐，山东的乞丐，当了一生乞丐，但却享有圣人的称号。他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上唯一被写入正史的乞丐（可见《清史稿·武训传》）。
武训（1838-1896），山东堂邑县武庄人（今冠县柳林镇），行七，原无名，“训”是清廷褒奖他行乞办学时所赐，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他一生行乞三十八年，无妻无子，买房置地，建起了三所学校，教育了无数贫家子弟，是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
对于武训的评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高度一致：称颂、敬仰、赞扬。把一生的财富都无偿献出来做教育、办义学的，有几个人？而且目不识丁、终身乞讨，辛勤致富自己却不享受，真是千古奇人！
武训出身贫民家庭，7岁丧父。年轻时因为不识字被人欺骗，于是下决心兴办义学。20岁沦为乞丐，一生乞讨、做长工、打短工、表演杂耍，只为了攒钱办学校。到他49岁的时候，已经置田230亩，积攒了3600余吊钱，成了相当有钱的人，但他依然保持乞丐的身份，继续过赤贫的生活，直到他59岁去世。一生的财富自己不曾享受，地用来出租、钱用来放贷，所得都给学校做办学经费。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分析，都无法分析出是什么环境因素、客观条件，让武训这样一个人选择过这样的一种人生。只能承认，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这样的人。人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只成为自己。
可就是这样一个“完人”，却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遭到了批判。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赵丹主演）及武训本人的批判。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社论，执笔人是最高领袖本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开辟了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先河，完全是平地一声雷。
社论发表之后，武训调查组（其中包括化名李进的江青）就深入武训的家乡进行调查，写出了一份《武训历史调查记》，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份调查报告写得很有煽动性，让我一时间也已经有些怀疑历史上的武训了。但想起来那个年代连刘文彩的水牢都能伪造，我也就顿时从迷茫中醒了过来。
我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对武训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山东老农民这样呢？他默默在乡里做点好事妨碍到谁了呢？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后来我明白了：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你心中不可动摇的偶像，就是要把你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武训的电影是解放前筹拍的，完成于解放之后。可能拍摄者认为，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一个人，即使换了政权，也决不会有任何问题。所有的人应该都是这么认为的：武训的形象坚不可摧，谁也不可能否定。可解放后政治运动的诡异之处在于，就是要打击人们头脑中认为最有理、最合理的地方。想一想，如果连武训这样人格毫无缺陷，从事的事业无可指摘的人都被指责、被打倒，还有谁被批判时敢喊冤叫屈呢？不要相信你心中认为正确的道理，要相信权力。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了“据理力争”“仗义执言”的可能了。大家所据的理、所仗的义随时都会被打倒！所以只能服从领导、服从上级。这与战国商鞅的“立木行赏”是一个道理：不要按照常理行事，一切听官府的。
于是，好端端的武训成了牺牲品。《武训传》这部电影也被禁。随之，中国的私营电影也完全消亡。“文革”中，武训的墓和祠堂被砸，尸体被挖出，所建的学校灰飞烟灭。
1985年，武训被平反。
《武训地亩账》就是那份《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附件。它根据从武训家乡发现的三册文契合成，都是武训逐年买地文约的抄本。共有七十四笔，共计土地二百八十五亩多。出版这本地亩账的目的就是把它当成证据，来证明“调查记”中的结论。
“调查记”中说：“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30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其证据就是这本《武训地亩账》。
“调查记”中说：武训的凶恶，除了表现在他放债的方法方面外，又表现在他向贫苦农民夺取土地的种种方法上。据我们此次调查所知，他所采用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款，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给他。
二，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原有的少量土地折卖给他。
三，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便将当地变为卖地。
其证据也是这本《武训地亩账》。
……
“调查记”确实是高手所为，挖掘的角度经过了深思熟虑，当初看起来义正词严。再配上这本“地亩账”，简直是铁案了。
但现在看来，其手法不过是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充满了污蔑、主观臆断甚至粗鄙庸俗的想象。这等漏洞百出的东西当初也只有在强权的撑腰下，才能够公然地招摇过市。
“调查记”完全无视基本情理：
武训所买的地面积非常小，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甚至只有几分地，不正是说明他本人是个贫苦农民，只能靠这种一点一滴的方法来积攒财富吗？所谓夺取土地的方法，就是正常买卖嘛。何谈到“夺取”呢？人们出卖土地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都是遇到了困难。武训买地何罪之有呢？将这样的歪理堂而皇之地大书特书，还将所谓的证据影印成书，供人阅读，正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发明。这个发明还被发扬光大，随后的几十年里，那些层出不穷的大冤案，又有几个没有这样的一本《武训地亩账》呢？
现在那些迷信在判决书中堆砌罗列证据就可以取得公正的可以看一看：将这么多的文契罗列出来，作为证据使用，却不讲基本情理，难道就可以避免武训案成为一个冤案吗？那些厚的不得了、只会罗列证据材料的判决书，难道还能有《武训地亩账》下的功夫大？
证据是死的，情理是活的。武训地亩账，放到讲情理的人眼里，看到的就是圣人；放到不讲情理的人眼里，看到的就是恶棍。武训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还是一个勤劳致富的普通农民，同一份证据，是否能够做到讲情理，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证据同样重要的是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审查判断证据必须合乎情理，情理与证据二者不可偏废。只有证据，没有情理，武训这样的圣人都能变成流氓；只有情理，没有证据，那就是胡思乱想、主观臆断。证据是客观的，情理是主观的，合乎情理地审查判断证据，做到主客观相一致，我们才能够对客观事实有正确认识。
所以，不要看到罗列大量证据的判决书就大声叫好了，仔细地读一读其中的道理，再作出自己的判断。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罗列证据的判决书几乎没有论理充分的。就像把证据印成书给世人观看一样，多半是因为心虚……
若干年前，我在网上的旧书店里看到了它，十分好奇，就买了下来。全书都是影印件，影印的是一些老旧的田产买卖契约，有的已经破败不堪，但还是被认真地编进书里。这些田地契约年代并不久远，也没有什么史料价值，全部都是北方农村一些买卖田产的文契。但它们之所以被新中国认真地编纂成书，影印成册，因为它们指向了一个人：武训。
武训是谁？这个名字曾经如雷贯耳，但现在已经太陌生了。他是一个乞丐，山东的乞丐，当了一生乞丐，但却享有圣人的称号。他是中国四千年历史上唯一被写入正史的乞丐（可见《清史稿·武训传》）。
武训（1838-1896），山东堂邑县武庄人（今冠县柳林镇），行七，原无名，“训”是清廷褒奖他行乞办学时所赐，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他一生行乞三十八年，无妻无子，买房置地，建起了三所学校，教育了无数贫家子弟，是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
对于武训的评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高度一致：称颂、敬仰、赞扬。把一生的财富都无偿献出来做教育、办义学的，有几个人？而且目不识丁、终身乞讨，辛勤致富自己却不享受，真是千古奇人！
武训出身贫民家庭，7岁丧父。年轻时因为不识字被人欺骗，于是下决心兴办义学。20岁沦为乞丐，一生乞讨、做长工、打短工、表演杂耍，只为了攒钱办学校。到他49岁的时候，已经置田230亩，积攒了3600余吊钱，成了相当有钱的人，但他依然保持乞丐的身份，继续过赤贫的生活，直到他59岁去世。一生的财富自己不曾享受，地用来出租、钱用来放贷，所得都给学校做办学经费。无论用怎样的方法分析，都无法分析出是什么环境因素、客观条件，让武训这样一个人选择过这样的一种人生。只能承认，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天生这样的人。人可以不受环境的影响，只成为自己。
可就是这样一个“完人”，却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遭到了批判。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赵丹主演）及武训本人的批判。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社论，执笔人是最高领袖本人：“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开辟了以政治手段处理文艺问题的先河，完全是平地一声雷。
社论发表之后，武训调查组（其中包括化名李进的江青）就深入武训的家乡进行调查，写出了一份《武训历史调查记》，结论是：“武训是一个以兴学为手段，被当时的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这份调查报告写得很有煽动性，让我一时间也已经有些怀疑历史上的武训了。但想起来那个年代连刘文彩的水牢都能伪造，我也就顿时从迷茫中醒了过来。
我很长时间里无法理解为什么要对武训这样一个“人畜无害”的山东老农民这样呢？他默默在乡里做点好事妨碍到谁了呢？犯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后来我明白了：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打击你心中不可动摇的偶像，就是要把你认为最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武训的电影是解放前筹拍的，完成于解放之后。可能拍摄者认为，这样的题材，这样的一个人，即使换了政权，也决不会有任何问题。所有的人应该都是这么认为的：武训的形象坚不可摧，谁也不可能否定。可解放后政治运动的诡异之处在于，就是要打击人们头脑中认为最有理、最合理的地方。想一想，如果连武训这样人格毫无缺陷，从事的事业无可指摘的人都被指责、被打倒，还有谁被批判时敢喊冤叫屈呢？不要相信你心中认为正确的道理，要相信权力。在新的时代，已经没有了“据理力争”“仗义执言”的可能了。大家所据的理、所仗的义随时都会被打倒！所以只能服从领导、服从上级。这与战国商鞅的“立木行赏”是一个道理：不要按照常理行事，一切听官府的。
于是，好端端的武训成了牺牲品。《武训传》这部电影也被禁。随之，中国的私营电影也完全消亡。“文革”中，武训的墓和祠堂被砸，尸体被挖出，所建的学校灰飞烟灭。
1985年，武训被平反。
《武训地亩账》就是那份《武训历史调查记》的附件。它根据从武训家乡发现的三册文契合成，都是武训逐年买地文约的抄本。共有七十四笔，共计土地二百八十五亩多。出版这本地亩账的目的就是把它当成证据，来证明“调查记”中的结论。
“调查记”中说：“这些土地，大都是被武训乘人之危从农民手里零星地夺取去的。每张文约上的地亩数，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武训每次置地的数目如此细小，足证大都是贫苦农民遇了危急情况，不能生活下去，不得已才把土地卖给武训。武训之成为大地主，是在二十九年内（从他30岁算起），用各种残酷的方法，逐步地积累起来的。”
其证据就是这本《武训地亩账》。
“调查记”中说：武训的凶恶，除了表现在他放债的方法方面外，又表现在他向贫苦农民夺取土地的种种方法上。据我们此次调查所知，他所采用的方法有如下几种：
一，农民借了武训的高利贷款，到期还不起，只得把土地给他。
二，武训把已经占有的土地租给农民，农民交不上租，把自己原有的少量土地折卖给他。
三，农民因婚丧喜事急需用钱，把自己的土地当给他，可是到期无钱赎，便将当地变为卖地。
其证据也是这本《武训地亩账》。
……
“调查记”确实是高手所为，挖掘的角度经过了深思熟虑，当初看起来义正词严。再配上这本“地亩账”，简直是铁案了。
但现在看来，其手法不过是移花接木、指鹿为马，充满了污蔑、主观臆断甚至粗鄙庸俗的想象。这等漏洞百出的东西当初也只有在强权的撑腰下，才能够公然地招摇过市。
“调查记”完全无视基本情理：
武训所买的地面积非常小，大都只有一二亩或二三亩甚至只有几分地，不正是说明他本人是个贫苦农民，只能靠这种一点一滴的方法来积攒财富吗？所谓夺取土地的方法，就是正常买卖嘛。何谈到“夺取”呢？人们出卖土地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当然都是遇到了困难。武训买地何罪之有呢？将这样的歪理堂而皇之地大书特书，还将所谓的证据影印成书，供人阅读，正是当时那个年代的发明。这个发明还被发扬光大，随后的几十年里，那些层出不穷的大冤案，又有几个没有这样的一本《武训地亩账》呢？
现在那些迷信在判决书中堆砌罗列证据就可以取得公正的可以看一看：将这么多的文契罗列出来，作为证据使用，却不讲基本情理，难道就可以避免武训案成为一个冤案吗？那些厚的不得了、只会罗列证据材料的判决书，难道还能有《武训地亩账》下的功夫大？
证据是死的，情理是活的。武训地亩账，放到讲情理的人眼里，看到的就是圣人；放到不讲情理的人眼里，看到的就是恶棍。武训是一个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还是一个勤劳致富的普通农民，同一份证据，是否能够做到讲情理，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与证据同样重要的是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审查判断证据必须合乎情理，情理与证据二者不可偏废。只有证据，没有情理，武训这样的圣人都能变成流氓；只有情理，没有证据，那就是胡思乱想、主观臆断。证据是客观的，情理是主观的，合乎情理地审查判断证据，做到主客观相一致，我们才能够对客观事实有正确认识。
所以，不要看到罗列大量证据的判决书就大声叫好了，仔细地读一读其中的道理，再作出自己的判断。根据我的经验，这些罗列证据的判决书几乎没有论理充分的。就像把证据印成书给世人观看一样，多半是因为心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