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苏区金融体系的建立与金融法制实践

　　鄂豫皖苏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1930年正式形成后，为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保障根据地军需民用，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建设，逐步构建起独立完整的金融体系。其中，银行体系和货币体系是核心载体，金融法制是重要保障。苏区坚持群众路线，创办苏维埃银行，颁布系列法规，规范货币兑换、惩治经济破坏和金融扰乱行为，严厉打击高利贷、投机和假币犯罪，从零起步打造红色信用体系。在金融监管和法制实践中，以法治建设涵养红色金融基因，为中央苏区及新中国金融、银行、货币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鄂豫皖苏区金融体系以货币体系为基础、银行体系为核心，联动财政、生产、贸易等环节，形成服务革命、惠及民生的金融生态。1930年10月，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在湖北黄安（现为红安）七里坪成立，1931年迁至河南新集，先后更名为鄂豫皖省苏维埃银行、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成为苏区统一的省级金融机构。该行直属苏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各县设分支机构或代理点，兼具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财政金库三重职能，核心业务涵盖货币发行、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低息贷款、收兑敌区货币，是苏区金融运行的核心枢纽。苏区货币体系以银本位为基础，确立苏币为唯一法定货币，由工农银行统一发行，与银元1∶1等值兑换，保障币值稳定。货币种类包含纸币、布币、铜币、银币四类，纸币发行量最大，布币适配山区流通，铜币作为小额辅币，银币用于强化货币信用。同时实行严格的敌区货币管理。国民党中央银行纸币按10∶6折价收兑，地方合法纸币按10∶9比价兑换，军阀的“军用票”、地主豪绅“代金券”、私营商店“市票”一律取缔，彻底结束苏区货币混乱局面。苏区金融体系以工农银行为核心，联动苏维埃财政、国营经济公社、生产消费合作社，形成“银行+财政+生产+贸易”协同机制。资金来源主要为政府拨款（战争缴获、没收土豪财产）、群众储蓄、集资筹票。资金运用聚焦支援红军军需、扶持农业手工业生产、保障物资流通，有效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实现苏区经济良性循环，为革命战争推进提供坚实经济支撑。

　　

　　

　　鄂豫皖苏区金融法制依托苏维埃政权立法体系，结合金融实际需求逐步完善，形成“决议+条例+章程”多层次立法框架。立法主体为鄂豫皖苏维埃代表大会、苏区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立法依据包含金融工作决议和专项管理条例、章程，覆盖货币发行、借贷管理、金库管理、反假币等全领域，为金融执法提供明确法律依据。核心立法内容包括：确立苏币法定地位，规范货币发行与流通；取缔高利贷，限定民间借贷利率；建立现金和金库管理制度，规范资金收支；惩治伪造货币、贪污挪用等金融违法犯罪；明确金融机构职能和监管要求，构建较为完整的金融法治框架。苏区通过制定法规条例、严格执法实践、积累典型案例，搭建早期红色金融法治体系，有力维护金融秩序、保障银行与货币体系有序运行。《关于借贷与工资问题决议案》废除高利贷、典当，免除农民债务、无偿赎回当铺物品。《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外交工作六项政策》明确苏币为唯一合法货币，禁止非苏区货币自由流通，切断敌人货币渗透渠道。法规严禁金银外流，偷运银元至白区按“破坏金融罪”论处。《鄂豫皖苏维埃银行章程》规定苏币与银元1∶1兑换，要求银行足额储备金银、以储备量控制发行量，防范通货膨胀。《苏维埃金库章程》《财政经济委员会条例》明确战争缴获、税收、罚款等资金统一上交工农银行金库，严禁截留挪用，资金支出须经财政经济委员会审批，确保专款专用、防范贪污浪费。根据1934年4月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5条，将制贩使用假币列为反革命重罪，最高可处死刑。同时采用三色套印、暗记等技术提升防伪能力，对金融贪污、违规放贷、投机倒把等行为从严查处。系列法规解除农民债务枷锁，牢牢掌控经济命脉，促进金融独立和红色信用体系建设。

　　

　　

　　鄂豫皖苏区金融法制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通过一系列典型案例的执法实践，彰显了法治的严肃性，保障了金融体系的有序运行。以下为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案例。

　　统一货币管控，取缔私票折价收兑敌币。苏区成立前，大别山区货币种类繁杂、币值混乱，严重影响经济稳定。苏维埃政府依据货币相关决议与条例，开展货币统一执法行动，明确货币发行权归苏维埃银行。各区乡苏维埃挨户检查，银行与经济公社联动，限短期内完成私票登记兑换，收缴地主私票、商会票等非法货币，对拒不配合者依法处置。对国民党纸币分类折价收兑，收兑资金用于白区采购军火、药品、盐、布匹等紧缺物资。此次行动迅速确立苏币法定地位，结束金融混乱，稳定市场秩序，增强群众对红色货币的信任，为打破经济封锁奠定基础。

　　严打假币犯罪，捍卫红色货币信用。苏币流通范围扩大后，国民党特务与反动势力勾结奸商伪造苏币，破坏金融信用、扰乱市场物价。1932年初，皖西北特区苏维埃银行发现大量假币，政治保卫局与银行联合侦查，破获以某地主为首的造假团伙，查获假币与制假工具。依据相关条例，苏区公开审判处决主犯、判处从犯有期徒刑，当众销毁假币，并开展反假币宣传、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形成全民反假氛围，有效震慑假币犯罪，维护苏币信用与市场秩序。

　　废除高利贷剥削，规范民间借贷秩序。土地革命前，大别山农民深受高利贷压榨，月利率高达10-20厘。苏区依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贷暂行条例》开展废债执法，召开群众大会烧毁高利贷借据，宣布高利贷债务无效，对继续放高利贷、暴力逼债者依法没收财产、判刑惩处。同时，工农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发放低息贷款，替代高利贷支持生产。皖西、黄安、商城等地的典型案例，彰显苏区以法律手段保护农民利益、构建新型金融秩序的决心，解放农村生产力，赢得群众广泛支持。

　　

　　鄂豫皖苏区金融法制立足革命根据地实际，呈现鲜明红色特征。一是立法先行，以决议、条例构建完整法治框架，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二是严打重罚，对假币、高利贷、贪污挪用等违法犯罪从重惩处，彰显法治权威。三是群众路线，发动群众参与货币管理、反假币和金融监督，形成“政府+银行+群众”共治格局，所有法制实践围绕支援革命、稳定经济、保障民生展开，凸显红色金融使命担当。在金融法制保障下，苏区彻底终结货币混乱和金融无序状态，苏币币值稳定、物价平稳，有效遏制投机、保障民生。通过收兑敌区物资打破经济封锁，为反“围剿”提供经济支撑，低息贷款扶持生产、废除高利贷减轻群众负担，赢得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拥护。在艰苦革命环境中，鄂豫皖苏区从银行体系构建、货币发行规范，到金融法制完善、执法实践落地，形成系统成熟的红色金融治理模式，为中央苏区及新中国金融体系、金融法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一历史实践深刻启示我们，金融发展必须以法治为根基，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执法监管，才能防范金融风险、保障体系健康运行。新时代，应传承红色金融基因，汲取历史智慧，推动金融事业坚守本源、服务人民、守住风险底线，实现高质量发展。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 责任编辑：李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