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代的“缘法而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其中就包括“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这一论断表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蕴含着强调依法裁断、平等适法的制度理念，与当下“推进严格执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要求具有内在契合性。作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建构的重要起点，秦代已在制度层面形成较为鲜明的“缘法而治”的治理模式，在“德礼之治”之外，展现出传统中国法重视法律规范、强调依法治理的另一种制度面向。

　　

　　

　　周秦之际，“道术为天下裂”，此时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礼崩乐坏”的秩序崩毁。同时，知识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分离使得思想开始空前活跃，士人群体迅速崛起，在“巫史传统”之下撕开理性思考的裂缝。直至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迎来尾声，思想文化领域开始由分散转向整合，商鞅代表的法家学派即为典型。《商君书》根据商鞅的政治实践经验总结而成，其中所体现的政治法律理念，构成秦国变法乃至兼并六国的统一战争的重要指导思想。

　　商鞅的政治法律理念并非无根之木，而是植根于春秋战国以来经历变革后的天人观念。在天道与人道共塑的人间秩序之中，这一时期思想家重建秩序的基本想象，是从“德”的层面论证“人理”的重要性。这种对德的论述，引发黄老学派的质疑。黄老学派主张天地人与宇宙相贯通的同时，又提出作为终极答案的“道”之不可把握。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思想，继承了黄老学派“绝圣弃智”的思想脉络，摒弃其抵制变革的一面，同时放大消解个体思考的一面，以服务于君主专制的建立。虽然诸子学派有着重建社会秩序的共同问题意识，但由于理论预设的不同，最终采取了不同的路径取向。商鞅为代表的法家秉持一种实用主义的理念，关注如何将思想学说转化为可供执行的制度，引导民众行为服务于国家目标。

　　商鞅通过对“上世”“中世”“下世”的划分，指出不同时代的统治策略应当有所改变。这并非完全是对传统的反动，某种程度上是顺应时势作出的理性抉择。商鞅指出下世的社会特征是“今之民巧以伪”，远不同于上世“民朴以厚”的状态。与之相对应，下世的统治策略是应转变为“贵贵而尊官”，应当废除上世的尚贤、亲亲的旧逻辑，确立君主权威与法制秩序。“效于今者，前刑而法”，以“法治”替代“德治、贤治”。

　　“圣人之为国也，审壹而已矣”，这种因时变法的逻辑，最终落脚于“定于一”的核心哲学。商鞅明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主张通过“壹赏、壹刑、壹教”，统一政令、刑罚与教化，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于“农战”这一核心目标，实现国家治理的统一性。“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秦国变法延续并深化了春秋战国以来公布成文法的基本思路，以公开的法律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根本。在“定于一”政治思想的指引下，秦代通过广泛立法，加强执法官吏的素质培养，以“缘法而治”作为具体的治理手段，丰富了正在形成中的传统中国法律秩序的路径选择。

　　

　　

　　法律规范对社会生活有广泛规制。“为治而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缘法而治”的前提就是建立完备的法令体系作为指引行为的规范基础，以此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法律化。农业是秦国“农战”体系的核心物质基础，秦律对其生产全链条予以系统性规制。例如，《田律》设定了农业生产全周期的信息上报义务，要求在作物抽穗期以及生长期，都要及时以文书上报雨量、受益或受灾田地的具体亩数，对农业生产状况的整体流程实现全覆盖管控。同时，《田律》也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对何时砍伐山林木材，烧草为灰，以及采集刚发芽植物、猎取幼兽鸟卵等事项设置了明确的行为标准，通过官方的强制力重新确认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秩序。《厩苑律》包含对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耕牛进行评比考核，并按照考核结果对相关人员予以奖惩的具体规定，同时也有耕牛死亡应及时呈报检验，若因拖延导致损失时的赔偿规定。在生产端之外，秦国法律对粮食存储与流转等事项也进行精细规制。《仓律》覆盖粮食从入仓到出仓的全流程，出入仓均需核验计量，并进行登记造册，同时明确不同谷物的折算标准，为物资核算提供统一量化尺度。《金布律》则表明秦国将商品交换环节也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例如“钱十一当一布”，为商品交易提供了统一的折算标准，以此来规范交易。《工律》也存在“为器同物者，其小大、短长、广亦必等”的手工业生产标准，以此统一官营产品的规格，同时也实现生产行为标准化。

　　在行政运行领域，秦国也将国家权力机器的运作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其中，《置吏律》规范官吏任免流程，涉及原任官员与主管官员的具体交接事项等内容。《传食律》明确了不同等级人员公务差旅供给标准，对具体官吏的饮食、物资供给作出精细化规定。《行书律》则涉及政务文书的递送、接收、反馈全流程的行为规范。行为模式设定走向精确化。秦代社会生活全面法律化的另一大特征，就是提供了极其精确的行为模式。例如《田律》根据自然时令设定春季、夏季的“勿为”之事，同时也规定了特殊情形的时空豁免规则，“唯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即仅遇因公不幸死亡的情形需伐木制作棺椁时，可不受春季伐木禁令限制。针对犬只擅入禁苑的情形，《田律》依据犬只是否追捕野兽来决定是否有权对其进行诛杀，再按禁苑的类型区别被诛杀犬只的处置方式，极大避免了管理模糊。同时《田律》对应当赋税缴纳的土地也进行刚性规定，无论土地是否垦种，均按每顷田地征收饲草和秸秆税，依照官府分给农户的授田数量计税，只要饲草和秸秆的种类形态符合最低标准，官府不得拒收。此外《田律》明确规定官牛马饲料领取逾期至二月之后，应当停止供给，对物资领取的时限作出具体规定，细化行为的时间边界。

　　《仓律》则体现出具体事务执行过程中的量化思维，对折算比例、投入标准进行了系统规定。其中，不仅包括对谷物进行的加工折算标准，还包括农作物播种的量化标准，对农业生产进行精准控制。而在物资存储环节，《仓律》也设定了统一的仓储量化单位，“入禾仓，万石一积”“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对不同地区的粮仓根据实际情况设定具体存储量级。

　　对于官吏及民众而言，程序也构成行为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如《仓律》所见封缄与核验程序，要求粮食入仓后由多方共同加印封缄，每仓预留固定发放口，官吏免职离任时需共同核验封缄，其他人追加存粮需先核验原存储量。《工律》则要求制作兵器时“各以其官名刻久之，其不可刻久者，以丹若䰍书之”，必须刻勒制造官营作坊名，以此确保器物规格的统一。

　　“以法为教”的制度化展开。社会生活的全面法律化，既需要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也需要民众树立对法律的理解与服从。商鞅在秦国变法之初便有“徙木立信”的尝试，为后续法令推行奠定了重要基础。《商君书》中也多次强调宣教法律以服务大一统秩序的必要性，核心主张便是“以法为教”，摒弃儒家诗书礼义的传统教化路径，以国家法律作为教化民众的基本内容，与“壹赏”“壹刑”共同构成“壹”的治国纲领，最终实现“归心于壹”的治理目标。《商君书》也设计了“以法为教”的具体制度路径，提出设立专司法律解释、宣教的“主法之吏”，“以为天下师，令万民无陷于险危”。这一设计正是“以法为教”的制度落地，专职官吏作为普法执行主体，成文法令作为核心教化内容，形成“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宣教机制。

　　睡虎地秦简《语书》载南郡守腾明确下令：“今法律令已具矣……令吏明布，令吏民皆知之，毋歫于罪”，将宣教法律明确为官吏的法定义务。《语书》指出“私好、乡俗之心不变”是“明避主之明法”，普法旨在以国家统一法律意识取代地方“乡俗”“私好”，实现社会认知统一。秦国实施“法治”的重要目标在于，以国家法律所蕴含的国家意志，重新培育并凝聚社会共识，而这正是“以法为教”主张在地方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法律解释与适用的标准化。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对律文进行权威解释，以问答形式明确罪名认定边界与量刑标准，以此统一各地官员对律文的理解标准。例如，《法律答问》对“与盗同法”和“与同罪”的适用差异进行说明，“与盗同法”情形下同居、里典、伍人连坐，“与同罪”或“反其罪”的情形下则不连坐，以此消除审判官员对两类相似法律表述的理解偏差，进而确保适用标准统一。《法律答问》对一些脱离常识的概念术语的具体含义也进行了解释，例如“何谓‘盗埱圭’？王室祠，埋其具，是谓‘圭’”，对“盗埱圭”的具体含义进行解释，其中的“圭”即指王室举行祭祀时埋藏祭品的祭坑。这种统一解释机制，确保同一律文在不同地域、不同官员手中适用标准一致，实现对律文含义的统一把握。

　　秦国法律在法律后果层面也统一了罚则体系，对同类违法行为设定无身份差异的统一惩罚标准，贯彻“刑无等级”的基本原则。例如，从《法律答问》可见秦代存在“盗徙封，赎耐”的规定，对于私自移动田界的行为，不区分实施者身份，均处“赎耐”的统一刑罚。前述针对百姓犬只闯入禁苑管理设定的规则，也是按照禁苑类型、犬只行为区分处置规则，不区分行为主体的身份差异而适用同一法律后果。《法律答问》明确，“五人盗，赃一钱以上，斩左止，又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黥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以下到一钱，迁之”，秦代存在的差异化量刑，也是依据犯罪人数，涉案赃物价值等犯罪事实设定处罚等级，并未出现以等级身份为标准设定处罚依据，或者以之为依据的减免条款。

　　以道德教化培育执法官吏公心。秦国推行“缘法而治”的治理策略，官吏群体则是这一基本国策的具体执行者，秦国已经意识到对官吏群体进行品德教化的重要性。《语书》作为南郡守腾下发的官方行政文书，其中包含秦国对官吏进行评价的标准，即“良吏”与“恶吏”的区分。“良吏”需满足“明法律令，事无不能也；又廉洁敦悫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也，故有公心；又能自端也，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要求官吏执法时摒弃私心，不因对象身份不同而畸轻畸重。“恶吏”则“不明法律令，不智事，不廉洁……无公端之心，而有冒抵之治”，即对律令不通、政务不谨、缺失公心。这种评价标准将“公心”“自端”“廉洁”作为核心考核要素，引导官吏抵御私心与权势干扰，将对官员品德的教化落实到制度层面。

　　《为吏之道》作为针对官吏的训诫读物，其开篇就对官员的任职标准进行了全面阐述，明确官员应当具有的操守。具体而言，包括“宽俗忠信，和平毋怨”“审悉毋私”“安静毋苛”，还涵盖“毋作骄暴，静则安，俭则正”“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等行为准则，覆盖廉政、处世、行政全维度，试图规范官吏内在伦理。遵循这些任职基本原则，《为吏之道》还概括出“吏有五善”“吏有五失”，从上下级关系、为政品德以及行为标准等方面提出更为具体的行为规范。

　　《语书》和《为吏之道》的记载，表明秦国在推行“缘法而治”的治理模式中，突破了《商君书》设计的单纯依靠“刑赏”驱动的基本策略，在实践中将官方考核与个体修身紧密结合，采用了更务实的做法，从而为主观层面执法公正，提供了伦理面向的内在支撑。

　　秦代有严格的文书行政和层级化监督机制。在确立法律统一的适用标准、对官吏的修养品行进行教化之外，秦国还通过严格的“文书行政”制度，在程序层面要求所有政务沟通、案件审理等事项都必须通过书面文书记录，并及时上报。《秦律十八种·内史杂》明确规定“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所有政务请示必须通过书面形式提交，严禁口头请示或托人代为转达。《语书》也包含政令传递的核心规则，“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文书在郡内依次传送，不可随意调整，同一份政令需抄录多份并同步公布，且政令必须通过官方驿站系统递送。

　　《秦律十八种·行书》要求“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辄相报殹”，即传递、接收文书必须登记发文与收文的具体日期、时辰，随即予以回复。《秦律十八种·内史杂》要求“县各告都官在其县者，写其官之用律”，各县应逐一通知辖区内都官，抄写本机构遵行的律令文本存档，确保律令文本的统一性与可核查性，避免律文版本混乱导致的执行偏差。

　　《语书》记载的“发书，移书曹，曹莫受，以告府，府令曹画之”，地方机关收到文书后发放给所属各曹，属曹若拒绝接收，地方要向郡报告，由郡官进行责处，这表明秦代已形成纵向监督上报链条。《语书》明确“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要求上级对下级、同级官吏之间互相监督，覆盖从令、丞到基层属吏的所有层级，明确不同层级官吏主体的监督责任。

　　

　　

　　在“定于一”政治思想指导下，秦国迅速实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法律化，通过加强法律宣教、对执法官吏进行品德培育等具体措施，使得“缘法而治”的基本策略得以制度化。

　　就理论价值而言，秦国推行的“缘法而治”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智识启迪。其一，通过确立垂直管理体制，弱化中间阶层的特权空间。秦国变法“定于一”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形成了“君－官－民”的垂直管理体制，塑造出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实施高效的穿透式社会控制。此种制度设计削弱了传统贵族的影响力，转而将国家任免的官僚塑造为全新的精英群体，以军功爵制实施激励赏罚。秦国围绕“缘法而治”进行的制度设计，事实上延续了战国时期法家政治思想的核心观点，并且决定了传统中国社会法律发展的基本方向。其二，强化社会成员行为的可预期性，稳定社会秩序。在周制尚未瓦解之前，社会成员的行为预期依赖于“礼”这一社会秩序规范，具体实施又需要依凭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治理模式，社会成员很难形成标准化行为准则。通过以官吏群体为中介实施的“缘法而治”，秦国在宗族治理模式解体之后，重新建立起更标准化的社会治理方式。这种治理模式的变化客观上提升了民众行为的可预期性，使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其三，确立“文书行政”治理模式，推动国家治理呈现理性化趋势。在以君主为顶点构成的官僚行政系统中，各级官署向下传达行政命令，下级官署定期或不定期上传报告，在生产力水平远不如现代社会发达的秦汉帝国，“文书行政”使得国家意志蔓延浸透至帝国的各个角落，保障中央集权国家得以有效运转。这种科层化、程序化、纪律化的治理模式，体现出政治社会学所强调的“理性化”特征。与秦代“法治”迥然不同的是，近现代的“法治”强调其与民众内心认同之间的密切关系。更有论者进一步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同虚设。秦国在实践中虽已意识到商鞅法制理论的局限性，并试图加强对执法官吏的道德教化弥合伦理层面的缺憾，但并未从根本上建立起民众与法律世界之间的关联，法律仍被视为“驭民”之工具。汉代以来的“缘法而治”，则试图将儒家伦理重新纳入法律世界，重建规范与民众之间的联系，逐渐形成“礼法合一”的中华法系。

　　正如柳宗元所言，“秦之所以革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代的“缘法而治”，在制度层面实现了国家治理模式的革新，奠定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治理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秦国“缘法而治”的治理实践也为当下的法治建设提供了镜鉴，即需要建立法律规范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联，而非仅将其视为治理社会的工具。

　　（李栋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郝云霄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李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