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法”有了温度

　　2025年3月25日，河南省许昌市襄城县库庄镇综治中心。

　　阳光斜切过掉漆的木桌，在水泥地面上拉出一道明暗分界线。木桌这边，头发花白的李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指尖捏着那叠面额百元的纸币，嘴唇翕动着，几次欲言又止。就在半个小时前，通过调解，她拿到了拖欠多年的劳动补偿。

　　“你不嫌我赖，你比俺孩子还耐烦。”李老太太终于开口，粗糙的手掌死死攥住姜青辉的手，眼眶湿了。

　　那一年，姜青辉49岁，在基层人民调解岗位干了整整28年。从城关镇司法所到库庄镇司法所，28年如一日，他累计化解各类矛盾纠纷超过6000件，其中重大疑难纠纷500余件，荣获“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河南省最美司法所长”等称号。2023年，他所在的库庄镇司法所被评为河南省“枫桥式司法所”，成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的先进典型。

　　2025年12月，姜青辉转岗至襄城县法学会，从一线调解员转型为县级法学工作者。岗位在变，但他连接群众、服务基层的那条“线”从未断开。如今，他正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襄城县库庄镇，位于城乡接合部，常住人口近8万，征地拆迁、问题楼盘、邻里纠纷，各种矛盾高发频发。对于这类矛盾，姜青辉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工作方法——“精准切入、灵活施策”。

　　“每个矛盾都有它的‘七寸’，找到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姜青辉这样解释他的调解哲学。

　　2015年，周庄社区16户村民与承租方薛某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约定将82亩农用地租给薛某种植绿化树，租期10年，每亩年租金1000元。合同履行至2021年底，薛某因市场行情变化、资金链断裂，开始拖欠租金。

　　截至2023年春，租金已连续拖欠两年，涉及金额16万余元。16户村民多次讨要无果，一怒之下用农用车堵住了薛某项目部的地磅和进出通道，薛某的挖掘机无法进场施工。双方矛盾一触即发。

　　姜青辉接到调解申请，是在2023年4月。他第一趟去现场，没急着开口，先把三方合同翻了个遍。“先把法律关系理清楚：这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租赁合同纠纷，核心是三个问题——欠了多少租金？合同还继不继续？地里的树怎么办？”姜青辉回忆说。

　　查完材料，他开始分头谈。当天下午，他从村里谈到项目部，一共谈了十几轮。

　　“你们吵来吵去，吵的都是‘理’，但法条在那儿放着，谁占理、谁该让步，心里其实都清楚。”姜青辉把自己梳理的法律依据摆在桌上，一条一条念给双方听。

　　参与调解的村民代表老周（化名）说：“俺不是不讲理，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两年了，钱没见着，人也找不着，他（薛某）连个面都不露。”

　　薛某也有苦衷：“行情好的时候我扩大种植，行情一跌，树卖不出去，我拿什么给他？地里种的都是树，又不是钱。”

　　姜青辉抓住了一个关键：地上种的是绿化树，不是小麦玉米。树可以移栽，可以买卖，这是解局的“锚”。他提议：16户村民放弃追讨拖欠租金，薛某以所种82亩树木抵算地租，合同解除，地归村民。

　　“一开始双方都不同意。村民觉得树不值钱，薛某觉得树是自己的凭什么抵。”姜青辉说，他又协调第三方评估公司对树木价值进行了评估，最终以评估价作为折算依据，方案才逐渐被双方接受。

　　协议签署那天，薛某把树全部移走，地磅和通道解封，前后历时两个月的僵局就此化解。这起纠纷后被许昌市司法局列为当年“十大典型调解案例”之一。

　　“案子结了，当事人满意就完了。非要总结经验，就是把法律弄清楚、把账算清楚，剩下的交给当事人自己选。”姜青辉说。

　　

　　

　　在姜青辉调解的纠纷里，能用钱解决的反倒是“简单案子”。

　　他介绍，自己处理的纠纷中，大约七成矛盾的导火索是经济纠纷，但真正的症结往往在别处：“宅基地边界划到了谁家多占了一棵树的地儿，婆媳之间积了几年的口角，邻里间谁家盖房堵了谁家的光……表面是争一口气，实际上是心里有委屈没处说。”

　　常老先生（化名），71岁，库庄镇某村村民。2008年，他在某保险公司业务员推荐下，投保了一份分红型终身寿险，年缴保费约2400元，缴费期10年。2021年合同到期，常老先生到保险公司办理领取时，发现实际可领取金额与当年业务员口头承诺差距悬殊：“当时他说一年能分七八千，结果到手只有78元。”常老先生说。

　　老人认为被骗，多年积蓄打了水漂，开始到镇上、县里上访。2022年起，他成了库庄镇综治中心的“常客”。

　　姜青辉接手时，老人情绪非常激动，见面头一句话就是：“你别跟我说，我谁都不信了。”姜青辉没反驳，搬了把椅子，坐在老人旁边，让他把话说完。

　　“聊了两个多小时，他把他那些年的事都说了。儿子在外打工，老伴儿走了，自己身体不好，一年到头指着这几千块钱生活。”姜青辉说，“他不是要‘告状’，他是要一个‘说法’——觉得自己被忽悠了，心里堵着一口气。”

　　等老人情绪平复，姜青辉拿出保险条款，一条一条解释：“哪些是合同里写明的，哪些是当年业务员口头承诺但没有落成文字的，哪些在法律上能站住脚、哪些有争议——我都跟他掰开了说。”

　　常老先生说：“业务员当初拿那个小本子给我算，说一年能分七八千，还说缴完就能一次性取出来。我当时就信了，哪想到合同里还有那些弯弯绕绕。”

　　与此同时，姜青辉多次找到该保险公司襄城支公司负责人。协调时，他把老人的实际困难一一摆出：“没有其他收入，身患慢性病，女儿嫁得远，照顾不上。一个老人攒了一辈子的钱，到了这个岁数发现没了——你们怎么也有个社会责任吧。”

　　三番五次沟通后，保险公司最终同意两项补偿：一是按保险合同条款足额支付应兑付金额180元；二是额外给予救济1500元，另赠送一袋大米、一桶食用油和一口新炒菜锅。

　　老人当场签下息诉罢访承诺书。常老先生说：“那180元是合同里该给我的，那1500元是他们给的救济，我认这个理。”此后，常老先生再未上访。

　　“调解不只是定分止争，也得让他知道，这个社会没有丢下他。”姜青辉说。

　　

　　

　　2024年1月，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施行不久，襄城县政府办公室将一起因110出警引发的行政复议案件指派给库庄镇司法所。当事人吕某（化名）因一次出警处置，觉得受了委屈，非要讨个说法，一纸复议申请递到了县政府。

　　姜青辉接案后没急着约谈，先翻了两遍卷宗，又走访了出警民警和周边群众，把来龙去脉摸了个清楚。

　　原来，2024年春节前，由于家庭矛盾，吕某夫妇双方的父母在小区里相互撕扯，扭打在一起，最终结果造成一方受伤，另一方被治安拘留。

　　他去了吕某家里。没谈法律，先拉家常——家里几口人、都做什么工作、孩子在哪上学。吕某一开始板着脸，说了半个小时，慢慢松了口。

　　“我不是非要告谁，我就是想不通。他们来了也没问清楚，就和稀泥，我凭什么认？”

　　姜青辉听完了，才把卷宗拿出来，一条一条讲出警的处置依据。哪些是依法处置、哪些是程序瑕疵、哪个环节确实没做到位，掰开揉碎。他讲完发现，吕某其实清楚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只是没人愿意坐下来听他说话。

　　几轮沟通下来，吕某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行为确有不当之处，在复议法定审结期限内主动撤回了申请。案子结了，当事人也卸下了心里那块石头。

　　“主动撤回申请，要比强制裁决有分量得多。因为它意味着，愤怒被理解了，委屈被看见了，人在法律面前，重新找回了理性的尊严。调解这事，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你得先让人把话说完。”姜青辉说。

　　他到库庄镇这些年，接手的纠纷数以千计。土地、邻里、保险、家庭、治安……看似五花八门，但归根结底是一件事：帮人找到那个“中间的平衡点”。

　　据统计，这些年，他参与调解的各类矛盾纠纷，成功化解率达95%以上，群众满意度超过98%。这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沉淀的是他28年的笨功夫：接手每一起纠纷，先看纠纷类型找法律依据，再看当事人状态找情绪症结，最后看矛盾根源找利益平衡点。

　　同事们私下把这叫“三看三找”，但姜青辉自己从不在当事人面前提这个词，“说多了人家觉得你在套模板，不如就在每一个案子里面把它用出来。”

　　

　　

　　“调解工作不能只看调成了多少案子，更要看为群众解决了多少实际问题。”这是姜青辉常挂在嘴边的话。

　　姜青辉的办公室抽屉里，保存着几十个调解记录本。每一本都密密麻麻记满了调解案例、心得体会。这些记录本，是他二十多年调解生涯的见证。

　　“有时候翻看这些记录，就像回顾自己的人生。”姜青辉说，“每一个案例背后，都是一个家庭、一群人的故事。能参与这些故事，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是我的荣幸。”

　　一个人的调解能力再强，能处理的案子也有限。姜青辉在库庄镇司法所所长任上干了几年，渐渐想明白了一件事：“调解不能光靠我一个人，得把网织起来。”

　　很快，一张覆盖全镇的调解网络被他编织起来：29个社区，都有他的“眼睛”和“耳朵”。矛盾冒头，第一时间就能“感知”。

　　在案件处理上，他推行“1+4+N+X”模式：由镇综治中心统筹，联合司法调解、网格排查、行业调解、律师参与四类力量，吸纳村调解员、退休干部等加入专职调解力量。这一模式运行两年，库庄镇矛盾纠纷发现上报“零迟缓”、化解销号“零积压”。

　　2025年12月，姜青辉转岗至襄城县法学会，任法学会秘书长。岗位变了，服务基层、化解矛盾的初心没有变。

　　“在基层调解了二十多年，积累了一些经验。现在到了法学会，虽然我仍然可以通过综治中心参加矛盾纠纷化解工作，但由于时间精力有限，我想把这些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姜青辉说。

　　转岗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展系统化的调解培训。他依托法学会的法学资源和培训优势，面向全县基层调解员、网格员和村（社区）“两委”干部，开设了“调解实务讲堂”。

　　培训不是照本宣科。姜青辉采用案例教学、实战模拟、现场答疑等方式，“三看三找”拆解成可操作的步骤，把自己二十多年的调解心得和技巧毫无保留地分享出来。

　　“姜老师讲得都是‘干货’，一听就懂，一学就会。”一位参加培训的年轻调解员这样评价。

　　“我最怕的就是，把我这二十多年总结的东西带走了，没留下。转过来做法学会工作，就是想把一个人的经验，变成一群人的本事。”姜青辉说。

　　在法学会，他还牵头搭建了全县基层调解交流机制。

　　每月一次的“调解沙龙”，成为全县调解员交流经验、互学互鉴的平台。不同乡镇、不同领域的调解员聚在一起，分享实战案例，探讨疑难问题。

　　“以前我们都是各自为战，现在有了这个平台，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一位乡镇调解员说。

　　姜青辉还邀请法学专家、资深法官、律师参与交流，促进法学理论与调解实践的深度结合。这种“理论+实践”的交流模式，让基层调解工作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姜青辉敏锐地意识到，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为此，他推动建立了“互联网+调解”平台，让全县群众可以通过手机App提交调解申请，通过视频会议进行远程调解。这一创新不仅提高了调解效率，也方便了群众。

　　“时代在变，调解工作也要变。但无论怎么变，为民服务的初心不能变。”姜青辉说。

　　● 责任编辑：周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