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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濮阳：中国法家思想的故土
河南濮阳，位于豫鲁冀三省交界，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法律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其文明史可追溯至6400多年前，西水坡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龙”蚌塑，因此被誉为“中华龙乡”。相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在此建都，仓颉在此造字，故又有“颛顼遗都”“字圣故里”之称。在法制史上，濮阳同样地位关键。战国初期，李悝、吴起、商鞅、吕不韦等法家先驱在此涌现，他们通过著书立说、推行变法，重塑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为后世两千余年帝制国家治理奠定了法理根基。自秦代以降，濮阳始终是法家思想实践的重要区域，为中华法治文明的绵延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濮阳蕴含的独特历史文化特质，何以令国力孱弱的卫国成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法家人才的培育之所、法治变革理念的辐射核心；法治文脉何以能够于此地绵延传承，并持续实现演进与创新；这一深厚的法治文化基因能否跨越历史维度，为当代濮阳法治建设提供精神滋养与文化支撑，上述问题既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历史文化现象，也是关乎基层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时代课题。
濮阳地区法治文化根基深厚
文化现象并非偶然且孤立地存在，而是其生存环境中多种要素协同演化的结果。战国初期，濮阳法治文化呈现繁荣景象，并非偶然。其兴起既具备多元诱因，亦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战国的动乱时局需要务实高效的治国方略。传统用于维系社会稳定的“礼治”“分封制”逐步瓦解，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社会失序。传统礼治理念已难以适应时局，富国强兵渐成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达成政治抱负的现实需求。秉持“变法图强”理念，以“好利恶害”之人性观作为价值判断的依据，否定儒家“仁政”的功效，大力倡导“刑无等级”“以刑去刑”“君主集权”“奖励耕战”等治国理念的法家学说，因其鲜明务实特色而被各国君主推崇，进而成为显学。
卫国属殷商旧地，处于周礼文化、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戎狄文化的交融区域，极易催生兼容并蓄的文明生态，孕育包容开放的治理智慧。这里既是水陆交通的要冲，也是信息和学术交流的熔炉，很容易发展成为思想自由传播和人才竞相发展的沃土。此外，卫国周边被众多强国环伺，生存压力极大，随时有被大国吞并的危险，这使得“弱民守内”的思想特征颇为明显，为重法、务实、尚功、求变的法家思想的诞生提供了现实条件。
卫地受殷商法制传统影响很深，形成了“周法为表，商法为本”的独特法律文化。为捍卫周室东部疆土，周公向卫国初代国君康叔传授《康诰》《酒诰》《梓材》等治国方略。基于此，康叔秉持“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审慎地继承、融合并弘扬商代刑法、周代宗法以及道德规范，将“德主刑辅、教化先行”的法治思想制度化，积累了“罪责自负”“刑当其罪”的司法经验，渐而演化为尚法求变的文化基因，为法家思想的正式发端提供了内在动力。
濮阳先贤变法图强的实践
战国时期变法图治局面的开启，当归因于法家思想萌芽的推动。李悝提出“不别亲属、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充分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的客观性与排他性、法治优于人治以及赏罚分明的法理理念，初步构建了中国法家法律思想体系，被后世公认为法家思想的奠基人。商鞅则于哲学层面对李悝的法律思想予以继承发扬。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人性好利”的法家人性论、“壹刑”说、重刑说等，为君主制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吴起倡导的“以法治军”，吕不韦倡导的“儒法并用”“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等观点，更为法家思想的开源与聚智指明了方向。虽然上述法律思想体系仍有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的空间，但其对于周礼观念的冲击以及对精英阶层的思想启迪极为显著，为卫地乃至后世的变法图强指明了价值取向与制度方向。
受“法与时转则治”等思想影响，李悝、吴起、商鞅三位来自濮阳及周边的法学先驱，积极推动系列社会变革，开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变法图强”运动。先是李悝在魏文侯支持下于魏国变法，政治上废除世袭贵族特权，打破权力垄断；农业上推行“废沟洫”“尽地力”和“平籴”政策，促进农业发展，粮食储备充裕，为军事扩张奠定经济基础，使魏国跃升为战国初期霸主。吴起随后在楚国变法，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之弊，他提倡削弱旧贵族，规定封君三代后收回爵禄，扶持新生地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迁旧贵族至地广人稀处务农。变法使楚国国力强盛，疆土扩张至洞庭、苍梧等地，国力增长显著。商鞅在秦国变法影响最大，围绕“农战”能力，政治上行县制以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开阡陌”废井田，允许土地买卖，激发生产；户籍上行“什伍连坐”，加强基层控制；农业上颁“垦草令”及人头税，增加财力；人才上以军功爵制取代世卿世禄。变法使秦国从边陲小国崛起为战国霸主。三位先驱的变法改制，都不同程度提升了国力，奠定了战国争霸的格局。
曹丕于《典论·论文》篇中曾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濮阳法学先贤留下的法学名著，为战国时局的重塑和法治文明的传承提供了制度蓝图与理论基石。《法经》开中国封建成文法典先河。《法经》由李悝编著而成，共六篇，由“盗法”“贼法”“网法”“捕法”“杂法”“具法”组成，标志着中国古代成文法典体系初具雏形。其核心思想是“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法经》将法律条文系统化、公开化，使“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秘密法传统走向终结。因其体系完备，被梁启超赞誉为中国的《拿破仑法典》。《商君书》为强国和专制提供法治指南。《商君书》由商鞅及学生的言论组成，围绕“农战”“刑赏”“胜民”“作壹”“断家”等政治术语展开论述，构建了系统的封建治国方略。《商君书》非常重视“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主张从“定分尚公”“利出一孔”“以法胜民”和“轻罪重罚”四个层面加强中央集权。《吴子》为中国古代依法治军提供经典蓝本。《吴子》系吴起所著，其中首次阐述“兵以治为胜”理念，建构“明审法令、令行禁止”军令体系，倡导“赏罚必信，即时兑现”执法准则，为后世兵家、法家治军提供了范式。《吕氏春秋》为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吕氏春秋》由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而成，确立“法因时变”的立法原则、塑造“以道统法、君权依法”的治理逻辑、强化“民本立法”的价值导向等，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在汉代形成提供了蓝本。
濮阳法治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自秦汉以降，受复杂政局与社会状况影响，濮阳及周边地区的法治文化中心地位不复存在。但濮阳及其周边地区已积淀了浓郁的法治文化底蕴，在中国古代法治文明后续发展的关键节点，总能于濮阳寻得以法治世的典型案例和历史痕迹。
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于西汉时期正式形成，其典型特征体现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了法家和道家学说。在这一过程中，濮阳人汲黯贡献颇为显著。汲黯因反对酷法繁刑，曾怒斥汉代酷吏张汤“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遏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也”。从当时社会时势和社会治理效果着眼，一味坚持严刑酷法已经与汉代百废待兴的时局脱节，以休养生息为核心的黄老学说已然成为时代所需。也正是以汲黯为代表的时贤精英的积极努力，黄老学说与法家思想逐渐融合，推动了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形成。
在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步入成熟期的唐代，濮阳同样走出一大批法治人物，如唐高宗时大理寺正卿张文瓘、唐玄宗时大理评事及监察御史杜暹、唐德宗时京兆尹吴凑等。张文瓘掌管全国司法，深谙德法兼容精髓，断案公正，注重人心教化，深得囚犯拜服。据《新唐书·张文瓘传》记载，“诸囚闻其迁，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杜暹与吴凑均因断案公正闻名于世。据《旧唐书·列传第四十八》记载，唐玄宗称赞杜暹“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干。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肃官僚，惠及黎庶”。据《新唐书·列传卷八十四》记载，吴凑“叩鞍一视，凡指擿，尽中其弊，初无留思，众畏服，不意凑精裁遣如此”。这些濮阳籍法治名臣的司法实践，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成熟与完善积累了实践经验，提供了思想源泉。
在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转型阶段的宋代，濮阳地区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澶渊之盟。宋辽两国以契约缔结的方式替代武力冲突，把军事对抗转化为规则约束，彰显以务实妥协为显著特征的功利主义法律思想的智慧。此盟约促成了中原王朝与游牧政权维持百年和平的难能可贵局面，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以和平手段止息战争、以规则方式解决纷争的经典范例。
在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式微的明代，封建集权达到顶峰，政法高度合一特色鲜明，濮阳也涌现出以“开州八都”为代表的司法监察名臣群体。赵廷瑞、纪著、侯英、王綖、李珏、史褒善、吉澄、董汉儒八人全带有都御史官衔，执掌“纠劾百官、司法会审、地方监察”等司法职能，为明代中央集权下法治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如《钦定四库全书·畿辅通志·卷七十三·董汉儒》载：“魏忠贤矫旨欲荫其弟侄，汉儒上疏力争，言极鲠直”；《钦定四库全书·弇山堂别集·卷一百》载，在查处杨一清贪腐案时，“上诏革容职而贳一清罪，所受金帛令所司追收入官，既而，给事中赵廷瑞等复以为言，乃夺职令閒住”；《钦定四库全书·畿辅通志·卷七十三·史褒善》载，“以论陵珰骄横忤旨，谪判滁州”。“开州八都”的躬身实践，堪称中国古代“政法合一、礼法并制”的典型范例。
当代濮阳的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为构建“大一统”的制度基础和“规则之治”的理性精神提供了重要滋养。通过对传统治理智慧的批判性继承与发展，濮阳基层社会治理逐步形成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经验。促进社会发展，必须抓好社会治理。如何更好传承弘扬延续千年的中华法治智慧，应当是一场“向历史深处挖掘”与“向未来场景应用”的双向奔赴。
近年来，濮阳市立足本地实际，将资源禀赋与市情紧密结合，在法治建设领域积极探索，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治理工作模式。立法领域，在全国设区的市中率先颁布《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管理条例》，为“白色污染”治理提供了范本；颁布《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安全管理规定》，是河南省首部专门针对危化品运输车辆的市级地方性法规，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化工大市安全治理提供了借鉴；牵头推进卫河流域协同立法工作，高标准制定《卫河保护条例》，是全省首例流域协同立法，为跨区域生态协同治理提供了法治解决方案。制度建设层面，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制定《备案审查衔接联动工作办法》，构建了多部门横向衔接、市-县-乡三级纵向联动的“一盘棋”格局，为全国设区市人大的备案审查工作起到了示范作用，荣获第二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称号。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濮阳市在全省率先颁布《濮阳市社区矫正工作标准》，为全省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复制推广的实践经验。
濮阳作为中华成文法的起源地，其绵延千年的法治文化脉络，为当代法治建设赋予了思想有源可溯、制度脉络清晰、实践有例可循、社会基础坚实的独特法治优势。在未来法治濮阳建设进程中，我们需坚守“法与时转”的变革精神，提炼“德法兼修”的治理智慧，弘扬“执法为民”的司法理念，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推进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质、制度刚性与文化柔性、本土特色与现代治理的融合，积极推动法治文脉的传承创新以及向现代法治的转型。这既是历史的召唤，也是时代赋予濮阳的重大课题，更是推进法治濮阳、助力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作者系河南省濮阳市政协副主席，商丘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本文系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资助项目“中原法家群体与中国法制近代化”（2019-XYXZ-15）的阶段性成果。〕
● 责任编辑：李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