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正义不容置疑 法理根基不容动摇

　　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的世纪审判大幕就此拉开。这场历时两年零七个月的庄严审判，不仅是对日本战争罪犯的刑事追责，更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名义，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它与1945年纽伦堡审判共同开创了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个人战争罪责的国际刑事司法先例，为遏制侵略行为、捍卫世界和平建立起有力的法律屏障。

　　80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场国际刑事审判的法理内核，会发现它早已超越了“胜利者的正义”，成为二战后重建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律秩序的重要基石。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确立的“侵略战争是犯罪”“个人需为战争罪行负责”等原则，经过国际司法实践的反复验证，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日本右翼势力近年来一系列倒行逆施、复活军国主义的恶劣行径，本质上是在挑战这套历经战火淬炼的法律秩序，终将面临国际法“禁止反言”原则的约束和国际社会集体问责的双重法律后果。

　　历史正义不容置疑，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根基不容动摇，东京审判的法律效力不容挑战。这一审判所确立的法理原则，不仅是对历史罪行的清算，更是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盾牌。

　　

　　在传统国际法框架中，战争被视为国家行为，发动战争的决策者往往能以“国家行为”“主权豁免”等为由逃脱国际罪责，除非因战败而成为战胜国惩治的对象。东京审判打破了这一传统，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为依据，将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明确列为可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的罪名。“从事构成违反国际法的犯罪行为的个人应承担法律责任”成为国际法原则。

　　东京审判的判决，不仅是对28名被起诉的甲级战犯的惩罚（其中2人在审判期间病死，1人因精神失常免予起诉，最终25人被定罪），更以国际司法形式确认了日本的战后定位——放弃武力扩张、限定领土范围、接受军备限制。这些内容并非单纯的“战败条件”，而是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义务，日本必须无条件遵守。

　　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确立的“侵略战争是犯罪”“平民不可被随意加害”等原则，成为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准则。如今，各类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审判战争罪犯时，仍在沿用东京审判奠定的法律逻辑。可以说，这场审判为人类构建了一座维护和平正义的历史丰碑。

　　作为最高层级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主要追究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责任，构成了战争罪犯国际刑事审判的东方实践。在审判过程中，关于战争起点的界定曾引发激烈争论。日方主张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美、英、中三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并援引《天皇投降诏书》“然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企图将包括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等在内的长期侵华罪行排除在审判范围之外。但远东军事法庭最终以大量确凿证据驳斥了日方的诡辩，将日本的侵略战争起点界定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明确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的全部侵略罪行。

　　东京审判之后，国际社会陆续建立了一些特设的国际刑事法庭以及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这些国际司法机构在审判战争罪犯时，无一例外地沿用了东京审判确立的“个人刑事责任”“侵略战争是犯罪”等原则。国际实践充分证明，东京审判确立的法理原则并非“一时之规”，已成为国际社会惩治战争犯罪的通用准则。东京审判惩治侵略罪行的历史正义不容置疑。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是重要的国际法文书，形成了完整的法理链条，构成了战后约束日本的国际法框架，也为东京审判的国际法效力奠定了坚实的法理基础。

　　从法律渊源看，东京审判所依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并非凭空而生，它根植于《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使用武力”“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原则，同时吸收《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人道法公约的精髓，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制度化体现。法庭通过审判实践明确，发动侵略战争不再是可免受追责的“国家行为”，策划、指挥侵略战争的个人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在战争中屠杀平民、奴役劳工等反人类行为，无论是否出于“军事需要”，都属于国际法禁止的严重罪行。这些裁决后来被写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纽伦堡原则》，成为国际刑法的通用准则，至今仍是国际刑事法院审判战争犯罪的重要依据。

　　如今的日本右翼势力反复宣称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私刑”，刻意回避了审判过程中严格遵循的程序正义原则。事实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程序设计上吸收了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的双重程序规则，从制度层面确保了审判的公正性。特别是贯彻了纽伦堡审判实践中确立的“被控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有权得到公平审判”的原则，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知情权等，均得到了充分保障。

　　东京审判的全过程严格按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规定进行。例如，起诉书提前送达所有被告人并译成日文，所有庭审程序以英日双语进行，被告人可自行选择辩护人或由法庭指定，甚至允许上百名辩护律师同时参与庭审。为避免翻译偏差，法庭还专门组建了三人语言仲裁小组。这些细节不仅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尊重，更从程序上夯实了审判的合法性基础。

　　在事实查明环节，法庭采用法官职权调查主义，赋予法官主动传唤证人、调取证据的权力。整个审判历时两年零七个月，庭审共818次、持续417天，出庭证人419名，受理证据4300多份，最终形成的判决书长达1200多页，详细梳理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全面侵华的完整侵略脉络。这种对证据的严苛要求，使得东京审判的判决成为不可推翻的历史定论。

　　

　　值得世人警惕的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右翼政客伙同右翼势力在历史正义问题上倒行逆施，一步步挑战东京审判的法理权威，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突破国际法对日本在军备问题上的法律限制。其行为已构成对国际法的多重违反。

　　——否定东京审判法律效力违背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日本右翼政客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美化军国主义罪行，本质上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根据国际法中的“禁止反言”原则，日本既然在《日本投降书》中接受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就无权挑战东京审判的国际法律效力。而参拜靖国神社，更是直接挑战东京审判确认的“战犯有罪”结论，违反了日本应当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日本右翼试图通过推动修宪，删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和平条款”。这一行为同样违反了《波茨坦公告》中“铲除军国主义”“完全解除武装”的规定。《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明文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宪法第九条并非日本的“内政问题”，而是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的法律约束。日本单方面修改，属于破坏国际条约义务的不法行为。

　　——扩张军备突破了东京审判对日本的法律限制。近年来，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连续14年大幅增加军费，2026年度防务预算更是突破9万亿日元，远超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原则。日本在西南诸岛部署远程进攻性武器，包括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一步步偏离东京审判为日本确定的战后“非军事化”定位。更危险的是，日本扬言修改“无核三原则”，挑战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26年3月报告，日本囤积的武器级钚达47.8吨，足够制造约1200枚核弹头，直接违反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和平利用核能”的规定，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启动对日本的特别核查程序。

　　——在领土和主权问题上严重违反国际法。日本违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日本必须归还窃取的中国领土”的明确规定，非法侵占中国钓鱼岛。2026年4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交的《钓鱼岛主权法理依据白皮书》已有107个国家联署支持，再次以国际法形式确认了钓鱼岛的中国主权。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日本右翼政客屡屡发表不当言论，将“台湾有事”定义为日本“存亡危机事态”。这不仅违背了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承诺，更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违反《联合国宪章》中不干涉内政的基本原则。

　　

　　东京审判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对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以及对日本必须放弃武力扩张的战后定位，具有充分的国际法律依据和国际法上的拘束力，已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支柱。面对日本右翼的违法挑衅，国际社会必须坚定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基础。对于日本违反《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条约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应当依据《联合国宪章》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2026年3月，中国、俄罗斯、朝鲜等17个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日本否定东京审判的行为，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日本右翼势力的警惕和反对。

　　各国应加强国际法层面的协作，共同抵制否定历史正义、质疑东京审判法律效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任何图谋，形成维护战后秩序的国际合力。2026年2月，韩国政府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赔偿二战期间强征的劳工；4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办公室表示，正密切关注日本军事扩张是否构成侵略罪的初步证据。这些行动充分证明，任何试图挑战战后国际法律秩序的行为，都将受到国际法的严厉制裁。

　　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的法理光芒从未黯淡，提醒我们：和平不是理所当然的馈赠，是需要用法律守护的成果。当历史正义面临挑战，唯有坚定捍卫国际法的尊严，才能让战争的悲剧永不重演，让人类的未来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之下。

　　（钟佳系西南政法大学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助理、博士后研究员；黄惠康系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国驻马来西亚原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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