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经传唤县长到庭应诉

-- ——追忆原河北省成安县法院院长徐彦科
   “我爸今天凌晨不在了!”今年6月25日一大早,我刚打开手机,就接到了河北省邯郸市中级法院法官徐海燕打来的电话。海燕的爸爸名叫徐彦科,先后担任过成安县法院院长、邯郸市邯山区法院院长和邯山区政协副主席。20年前,徐彦科曾因两次下传票传成安县县长到法院当被告而险遭罢免。
   闻听噩耗,我顿时犹如雷击一般,大脑一片空白。盈眶的泪水最终突破“闸门”,徐彦科那黑红的面孔、睿智豪爽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20年前初识徐彦科和此后的忘年之交,一幕幕在脑海里浮现……


传县长到庭遭遇“罢免门”
《民主与法制》撑起一片天

   20世纪90年代,在一代名相寇准担任过县令的成安县,出现了一位头顶庄严的国徽、肩负神圣的天平、胸怀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以人民的名义将邪恶铲除于人间的法院院长徐彦科。
   如果不是秉公执法的徐彦科在1995年干了一桩惊动全国法律界的大事,我很可能不会与徐彦科相识、相交、相知。这件大事源于成安县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非法集资,借贷到期不能偿还农民的借款而爆发。数百户农民集体将组建基金会的成安县政府告上法庭。
   敢于向强权挑战的徐彦科,按照《行政诉讼法》规定,依法先后两次传唤县长和兼任基金会董事长的县委副书记出庭当被告,这在当时可是开创了全国先例。然而,“县太爷”不但拒不到庭,反而恼羞成怒:“法院院长竟然传县长,难道徐彦科吃了‘豹子胆’?”的确,在当时官场生态和法制环境下,政府首长到法院坐到被告席上接受询问,可谓“凤毛麟角”。
   随后,徐彦科很快被停职检查;同时成安县委给邯郸市委打报告,要求撤换徐彦科。一时间,“院长传县长”成了成安县乃至邯郸市街谈巷议的热点,徐彦科的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也就是在这种非常特殊的关键时期,徐彦科向多家国家和省内外媒体求助,民主与法制社领导派我前往成安县采访。
   几天的采访,身材修长、举止矜持,眼神里流露出几分刚毅、几分倔强的徐彦科,给我留下了一个不畏权势的铁法官形象。这在我采写的《权与法的较量》中给予了充分报道,文章在1996年2月出版的《民主与法制》杂志上刊发后,全国十几家媒体进行了转载,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引发“权大还是法大”的大讨论,为在“阴霾”里的徐彦科撑起了一片蓝天;同时也打破了对徐彦科的新闻封锁,中央以及河北的媒体陆续报道了徐彦科秉公执法遭遇“罢免门”的情况。
   时任河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许永跃(后任国家安全部部长)在《权与法的较量》文章扉页上作出重要批示;随即邯郸市委派出了联合调查组,对徐彦科在成安县工作情况进行调查。徐彦科秉公执法、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的工作及作风得到联合调查组认可和肯定,作出了“徐彦科同志应继续留任”的决定。1996年6月,徐彦科被交流到邯山区法院担任院长。
   徐彦科冒着掉“乌纱帽”风险,在成安县上演了一场“院长传县长”的“权与法的较量”,在我国法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直到19年后的2014年9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才下发文件规定:原告5人以上的群体性行政诉讼、造成公民死亡或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赔偿等9种“民告官”案件,行政机关“一把手”都应出庭应诉。无正当理由不出庭应诉,将通报批评或依法追究责任。


新岗位再创佳绩 郑天翔题词祝贺

   徐彦科担任邯山区法院院长后,仍然痴心不改,义无反顾,不仅以身作则,秉公执法,而且带出了一批“铁法官”,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1997年冬,《民主与法制》杂志又派记者朱克辛(后任《民主与法制》杂志副总编)、连继民(现任《民主与法制》杂志副总编)到邯郸跟踪采访徐彦科,又以《今日铁法官》为题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进行了报道。
   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在《民主与法制》杂志上看到徐彦科的模范事迹后,亲自为其题词“艰苦奋斗”,并派秘书亲自送到邯郸,令徐彦科感慨万千。他决心以十二分的热情投入到法院的各项工作中,以报答老院长的知遇之恩,每年都赴京向老院长汇报基层法院工作。每次老院长都听得津津有味,还不时插话询问,并对今后基层法院工作给予具体指导。
   1998年,邯山区法院在审理一起公安民警渎职案件中,生性耿直、倔强的徐彦科秉公办案,没有按照市委某领导的意见判决,却很快遭到了“软暴力”,法院院长任期还没有到届就被安排到区政协担任副主席,离开了他十分钟爱的审判事业。
   谁都知道,政协副主席是个闲职,是给将近退居二线的领导干部一个过渡缓冲期,但是,一贯做事认真的徐彦科却把政协副主席的位置看得很重,不但天天到政协上班,而且对分管工作抓得有声有色。区委领导看他是块能“打硬仗”的将才,安排他担任邯山商贸城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从商贸城规划到征地拆迁,从开工建设到招商引资,从装修到开门营业,商贸城倾注了徐彦科大量心血和汗水。 


退而不休
撰写反腐败论文获中纪委奖励

   “日将暮,鬓已秋,伤逝途。”的确,当曾经的少年经过岁月风沙的磨砺、面上的皱纹纵横如山岳、头上的鬓发斑白仿佛秋霜时,难免会有一种“人生苦短,韶华不再”的怅惘与失意。特别是当一个人褪尽身上的光环,由傲岸步入平淡、由纷繁归于落寞之际,巨大的心理落差有时会像一杆鞭子,凌厉得使人无从逃避!
   然而,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自强不息,只要生命的热度还没有冷却,就要毫无保留地发光发热;他们更像是“不用扬鞭自奋蹄”的拓荒牛,只要生命的能量还没有耗尽,就要耕耘不止、永不停歇!徐彦科就是这样的人。
   他从邯山区政协副主席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不甘消沉,退而不休,先后被国内多家党政机关和大型企业单位聘为高级法律顾问,找他咨询疑难案件和举报腐败案件的人络绎不绝。同时,30年前就是中国法学会会员的徐彦科仍继续从事法学研究和关注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多次出席河北省法学会、中国法学会、全国法院系统、中央纪委监察部等举办的理论研讨会,并两次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疑难案件专家论证会。他笔耕不辍,撰写了数十篇论文,其中《回眸建党90年特色反腐倡廉历程与对策——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一文,在2011年10月中旬中纪委、监察部联合举办的“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理论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论文奖。
   此次理论征文活动层次高、规模大,入选的理论文章内涵深刻、主题鲜明、观点正确、论证充分、逻辑缜密、文风朴实,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针对性和前瞻性,是近年来全国反腐倡廉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徐彦科是这次研讨会获奖的全国唯一的一名退休干部,也是连续两次(2009年和2001年)荣获中纪委论文奖的退休县级领导干部。


一本书要了他一条命

   三年前,年近七旬的徐彦科为了把自己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生阅历和宝贵的审判经验教训留给后人,他翻笔记、查资料,整理了200万字的书稿。为了将这部传记式的文集早日出版,他常常带病工作,几次累得住进医院。我和几位新闻界的同仁每次见到徐彦科时,都劝他注意身体,不要总是熬夜,不要再苦熬自己,但后来的情况表明,他把我们的话当作了“耳旁风”。去年秋天,他在空军总医院被查出患了胰腺癌。
   今年6月27日,在徐彦科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妻子王红流着眼泪对我说:“老徐天天夜里写书到凌晨两三点,早晨6点就起床锻炼身体,他的病是活活累出来的,一本书要了他的一条命啊!”
   2014年夏,60万字的《我的法官生涯》初稿完成后,徐彦科又几上北京、北戴河,请中纪委副书记张军、最高法院副院长景汉朝和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的老领导李永进、王幼辉、郭红岐审阅,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再进行修改。可以说,《我的法官生涯》几易其稿,倾注了徐彦科晚年所有的心血,非常难能可贵。就在这部文集即将付梓之时,徐彦科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医院。
   据王红介绍,老徐住院后,肚中腹水,大得像个孕妇,身上却瘦得皮包骨头,体重由180斤骤降到120斤,疼痛使得他脸部扭曲,坐起来的时候头都抬不起来,样子非常可怕。即使这样,他一直咬牙坚持了一个多月,只注射了一支杜冷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不给组织和亲朋好友添麻烦,徐彦科嘱咐家人不准将他病重住院的消息告诉单位和朋友,以致他驾鹤西去后,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都非常遗憾没有能去医院探望他,见上他一面。
   鲜花翠柏丛中的徐彦科安详地“睡”着,这时的他,显得很慈祥,也很孤单。这一刻,只觉得他是妻子的老伴、儿女的严父,完全像一个普通的老人,在和家人及朋友作最后的告别。而排成长队的告别人群又提醒着我,在这个世界上他留下了太多。他对为官者德行的铿锵评述,他对违法者的仇恨与鄙视,带着鲜明的个人风格与魅力,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心里。


永不倾斜的天平

   徐彦科虽然走了,但从这本刚刚出版、由我以《永不倾斜的天平》为题作序、倾尽徐彦科三年心血乃至生命的《我的法官生涯》文集中,我读懂了这是一个由特殊材料制成的“铁法官”:他甘受清贫,安贫乐道,当了法院院长还没有在星级宾馆里吃过“早茶”,以致坐等服务员上饭;人民赋予了法官特殊的权力,他坚持公平和正义,不让天平有一点点倾斜;在法官生涯的18年间,承办和主持评议各类案件千余件,未发生一起错案;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他出污泥而不染,谢绝当事人请吃逾600次,拒收现金和高档礼品55次计4.5万余元;在纷繁缭绕的环境中,他耐得住寂寞,不知歌厅、酒吧、桑拿为何物。然而,不可否认,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有许多法官被金钱迷失了方向……
   司法的主角是法官,司法公正的关键是法官,而法官客观公正的思想品格则是影响司法公正的重要因素。每个法官的胸前佩戴着一枚鲜艳的法徽,法徽上闪耀着金光的是一座天平,它象征着公平正义,是法官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徐彦科之所以成为远近闻名的“铁法官”,是与他的成长环境和经历分不开。1945年,徐彦科出生在太行深山、河北省阜平县革命老区一个贫寒的家庭,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炮火中度过幼年和童年,从小受到革命熏陶;少年时代亲历了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运动,特别是“三年饥馑”的年代给他留下了十分辛酸的记忆。1965年12月,他参军来到北京军区第九步兵学校。服役三年,三年被评为五好战士,并提拔为副班长、班长。1969年3月,徐彦科奉命赴内蒙古建设兵团屯垦戍边,经受了“蓝天作帐地作床,风沙拌饭可口香。狂风为我送歌声,广阔天地作战场”的艰苦磨炼。他在兵团工作七年间,先后任过两个连队司务长、团供销员和三师糖厂助理员。1976年11月,徐彦科转业到邯郸地区商业局工作。1979年年底,被调到邯郸地区中级法院担任审判员,与法院、法官、法律结下了不解之缘,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可贵且又不可复制的精神财富。这些在他这部《我的法官生涯》文集里都有详细记载。
   徐彦科虽然走了,但他对献身的法官职业无怨无悔。
   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中国的法官都像徐彦科这样刚正不阿、秉公执法、不畏权势、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把好公平和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用刚强的手臂支撑着心中的天平,那么法律的天平将永远不会倾斜!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连日来,每当回忆同徐彦科交往的一幕幕,宋人文天祥《正气歌》中的诗句,不由得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在徐彦科身上,时时刻刻体现的不正是激荡着这股中华民族的天地正气吗?


责任编辑:李爱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