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服务润兵心

　　军人军属维权工作事关军人家庭冷暖，连着军队兵心士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军人军属荣誉激励和权益保障”。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打通军人待遇保障等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实实在在为基层解难帮困，增强官兵获得感和归属感”。今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再次对依法维护军人军属权益作出部署。基层军事检察机关是军队重要司法部门，直面基层、直面一线、直面官兵，肩负着以法治方式加强军人军属权益保障，助力打通政策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历史使命。

　　

　　

　　2024年12月11日，成都军事检察院在西部战区总医院开展检察服务期间，了解到东部战区陆军某部战士小王的父亲因车祸受重伤，正在ICU抢救，家庭陷入困境。据了解，王父此前乘车由四川前往云南务工途中，因驾驶员疲劳驾驶发生严重车祸，导致脊髓神经损伤伴四肢瘫痪、双肺挫伤伴感染。先后在事发地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部战区总医院救治，共支出医疗费用20余万元。因人身伤害系交通事故第三人侵权所致，治疗费用无法通过医疗保险报销核减；加之肇事方经济困难，即便判决赔偿也无法执行，小王一家不得不借债支付。丈夫瘫痪在床生命垂危，儿子在一线任务部队服役无法抽身，母亲仅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一起事故让这个家庭风雨飘摇。

　　快速响应，展开军地检察协作。成都军事检察院第一时间主动介入，会同成都市检察院、彭州市检察院（被告所在地）、都江堰市检察院（原告所在地），迅速展开军地检察协作。彭州市检察院当即对接市法院开启涉军维权“绿色通道”，启动民事支持起诉程序，同时协调市司法局指派执业经验丰富的公益律师代理诉讼，并协助小王申请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成都军事检察院创新开展“一站式”证据调取工作，协调西部战区总医院、昭通市交管部门、彭州市法院等单位，高效出具医疗证明、责任认定书、保险单等文书，压缩诉讼准备周期。同时，全程跟进诉讼进程，并进一步协调成都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展开司法救助。此次维权行动，军地检察机关倾注真心服务官兵，实现默契高效配合。　

　　多元救助，坚持综合帮扶。成都军事检察院确定司法救助与社会救助相结合的基本导向，实现从“应救助尽救助”向“能做到尽做到”升级。军地检察机关开启司法救助“绿色通道”，探索“先行救助+后续追偿”模式，在诉讼结果未明确前，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司法救助工作细则（试行）》第9条关于因案致贫军人军属优先救助的规定，提前向小王发放救助金。考虑到一次性司法救助只能缓解暂时经济困难，无法提供长远保障，成都军事检察院协调成都市、县两级地方检察机关以及武装部、民政部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召开联席会议，围绕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小王母亲就业、王父医疗护理等问题展开研究。其间，成都军事检察院官兵为小王一家捐款，彭州市武装部送去慰问品保障日常生活所需，当地医院指派医护人员定期上门开展免费医疗检查和护理，街道、社区指定专人提供日常困难帮扶，协助发起“水滴筹”募集爱心捐款，并为小王母亲提供就业帮扶。多部门跨区域、跨系统联动，合力为军人家庭解决实际困难，助官兵有效化解现实压力。

　　矛盾疏导，推动实质性解纷。军地检察机关针对案情综合研判，及时梳理案件推进中的矛盾阻力。经了解，涉案几方是同村村民，且有亲戚关系，平时交往密切。事故发生后，肇事方和车主心理压力较大，尤其是肇事方面临巨额赔偿，态度消极，案件推进受阻。后续小王还要返回部队继续服役，其母亲仍需在当地生活，受案件影响不好融入邻里。此外，军地各方虽依法给予军人军属维权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但从相对方的角度看，若处理不当，易产生影响军地军民关系的负面情绪。为此，成都军事检察院派专人走访肇事司机及车主，耐心细致做好思想工作，牵头组织社区、邻里与肇事司机、车主、小王及其家属面对面协商，达成“先行支付护工费用+共同申请救助金”的临时方案，缓解了对立情绪，及时疏导了矛盾，有效避免了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

　　

　　

　　近年来，成都军事检察院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妥善解决侵害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涉法问题，办理多起司法救助案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影响军人军属维权案件办理质效的因素。

　　军地检察协作效果的不确定性。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军地检察机关公益诉讼协作工作的意见》；2022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加强新时代军地检察机关协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两份《意见》”），明确了军地检察协作的重大意义和基本内容，为军地检察协作长效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联合办案的初衷，是让军地检察机关持续动态交流，形成良好合作基础，最大限度发挥协作优势，实现更高质量协作。但上述两份《意见》并未对工作机制作出具体细化规定，这既为因地域差异化带来的协作个性化留有空间，同时也使协作缺少明确的模式、路径、方法，军地检察协作机制作用的发挥及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涉军维权案件的延续性。对军队检察机关来说，军人军属既是案件当事人，更是战友亲人，司法程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工作的结束。军人家庭可能会面临一些因案件而起的具体问题，陷入工作、生活上的困境。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当事人之间往往存在以亲缘为基础的乡村邻里关系，事涉后续人际关系处理。因事故背负巨债又陷入“官司”，小王归队前最担忧的，便是母亲在村里的生活问题。家门连着营门，家事牵动军心。只有妥善解决后续问题，军人才能安心服役。

　　侵权纠纷处理的消极面。涉军维权案件逐年增多，涉及面广、性质多样。军人军属维权的消极一面主要体现在“怕”和“懵”。“怕”的是维权过程太复杂、太麻烦、没精力，担心“对簿公堂”有损军人形象，甚至影响在部队的发展前途；“懵”的是缺乏法律知识，对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不清楚，对维权路径和军队政法机关的职能不了解。小王请假返乡后，一边忙于照顾父亲，一边又要安抚母亲，对如何维权没有思路。虽然单位派出军队律师协助，但不便长期在外跟进，小王年底又面临晋升留队，“打官司”的思想包袱很重。如若在面临侵权纠纷时，“怕”字当头，“懵”字挡道，长此以往，军人军属将对依法维权产生惧怕和抵触心理，主观上对权益自我放弃，导致合法权益受损。

　　

　　

　　基层军事检察机关办理军人军属维权案件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须主动适应时代要求，守正创新，破解难题，提升办理军人军属维权案件质效。

　　优化涉军“一站式”检察服务工作机制。“一站式”模式的关键价值在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建立、优化涉军“一站式”检察服务工作机制，可以更好满足部队和官兵的司法需求，实现矛盾纠纷就地、就近、就快化解。军地共同主导，联合出台关于地区加强检察服务工作的意见，在部队驻地、地方检察院检察服务中心、军队医院等场所设立“涉军法律服务站”，派驻律师、调解员等专业力量，提供普法宣传、法律咨询、诉状代写等“一站式”“全流程”服务，实现涉军纠纷“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介入”“一站式”维权。

　　密切军地检察协作。基层军事检察机关应强化军地检察协作意识，主动加强与地方检察机关的对接沟通，加深相互了解，建立合作的信任基础，凝聚军地检察协作的信念和力量。在两份《意见》指导下，将日常联络、信息共享、联合培训等制度化，形成常态化运行机制。在军人军属维权案件办理中，探索出军地检察机关联合支持起诉、实施司法救助、提出检察建议等具体方法路径，进一步形成地区经验、特色模式。

　　建立多部门协同长效机制。中央政法委员会和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新时代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的意见》中，明确了涉军维权工作军地会商机制，确立了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军地合作的基本导向。基层军事检察机关办理军人军属维权案件不应局限于司法领域，不可止于案件本身，应发挥军政军民团结的政治优势，建立健全高效顺畅的军地多部门协同长效机制，推动解决因案件衍生出来的其他矛盾问题。建议在省、市、县三级成立由国防动员部门、基层军事检察机关、地方检察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民政部门、司法行政部门组成的议事机构，定期召开例会，通报涉军案件情况，协调跨区域、跨系统问题。全方位考量军人军属的维权诉求，各部门发挥职能优势，“量身定制”帮扶措施，“一揽子”解决军人军属的实际困难，多维度开展军人军属维权工作，切实解决军人后顾之忧。

　　（李洋系武警警官学院讲师，陈昱舟系解放军成都军事检察院上校检察员）

　　● 责任编辑：王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