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一座蕴含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名山

　　在中华古典文明中，泰山是一座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名山和圣山，承载着中华民族对世间万物的认知、对理想政治的塑造，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早在远古时代，先民们与其偶遇，因其高大雄伟便心生敬畏，惊呼大山。此后，人们的脚步不断远行，大山见多了，但它在中国古人心中的神圣性却从未动摇，专称其为“泰山”。“泰”字在古文中有极大、极多之意，也有强大、安定之意。数千年来，人们不断附以泰山各种文化含义，又不断从新的角度对这些含义进行阐释，泰山的形象日渐丰满。本文尝试从法文化的角度探讨泰山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关系，再现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之多元与厚度。

　　

　　

　　岱庙，位于泰山脚下，是中国古代帝王供奉泰山神灵，举行祭祀大典的场所。祭天祀地是古代中国国家礼仪中最为隆重盛大的国祀大典。所谓“封禅泰山”，是指在泰山筑土为坛以祭天地，报天地之功。古代凡是受命而王的最高统治者，条件具备后都要举行祭祀泰山的典礼。岱庙始建于汉代，历代不断扩建和维修。传统中国等级森严，岱庙的主体建筑系按照建筑的最高规格营造的。此外，岱庙中保存着秦汉以来的历代碑碣石刻211通，记载着中国古代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生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从而确定了岱庙在古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翦灭六国，统一天下，建立起庞大的秦帝国。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不再称“王”，取三皇、五帝中各一字，自称始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同时，取消分封制，改行郡县制，掀开了中国历史崭新的一页。3年后，即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率群臣浩浩荡荡从皇都数千里奔波登临泰山、祭拜天地。在泰山极顶举行了盛大的祭礼，报天地之功，赞美自己功德，并立石刻字确立治国方略，昭告天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箸明，垂于后嗣，顺承勿革。

　　意思是，皇帝即位君临天下，订立国家制度，申明国家法令，臣民必须严格守法……国家治理、政治运行、各种生产生活安排得当，一切都要合乎国家之法度。这种鲜明、正确的政治主张，要传之于子孙后代，永世承继不得改变。

　　这段话出自著名的秦泰山刻石。秦泰山刻石原立于泰山山顶，后被移于岱庙。现存于岱庙东御座院内，立于大殿前的一座砖砌碑亭内，距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诏书是秦朝确立的法律渊源，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秦泰山刻石是中国古代第一块石刻诏书。把诏书刻在泰山石上，易保存且传之久远，显示了刻者对诏书内容的重视。

　　秦始皇泰山封禅不仅是华夏文明史上首次帝国级的政治仪式，也是秦国从武力征服向文明建构的秦王朝过渡的特殊时期。在中国法制发展史上，秦泰山刻石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一是宣告秦朝奉行“以法治国的方略”,把法制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底层逻辑；二是统一法令，结束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法令不统一的问题，做到“法令由一统”；三是统一文字，为大一统的秦帝国提供基础性的制度保证。战国时期，各国文字不统一，政令信息的传播成本极大，且难以持久，文化交流颇为不易。秦泰山刻石是研究秦代“书同文”制度的珍贵资料。

　　秦泰山刻石既有秦始皇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意图，但同时也是天人之间的一场对话。秦始皇建立了全新的帝国后，如何治理这片广袤疆域、是否有革新之策，天下人拭目以待。秦始皇通过立碑刻石的方式，向天下昭示秦以法治国的方略，回答了人们的关切。中国由此告别了夏商的神权治国和西周的礼制，进入到了皇权控制下的法制。当然，秦朝强调的法制，与我们今天主张的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础上的法治，有着本质区别，但秦朝对法制的重视理应引起关注与思考。

　　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的一座古墓中出土了一批秦简，内容以秦的法律为主，整理者将这部分秦简命名为“云梦秦简”。墓的主人是一位地方官员，去世后家人将其生前使用的法律简册一并陪葬。换言之，云梦秦简并非秦朝法律的全部。辅之以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知秦的法律内容极为丰富，仅法律渊源即包括律（国家制定的基本法律）、令（皇帝的诏令）、封诊式（公文格式和司法机关办案程序）、程（各种行业标准）、廷行事（判例）、法律答问（法律解释）等，其中，律就有二三十篇，涉及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生活方方面面，再现了秦朝一切均有法式的真实样貌。

　　内容丰富之外，立法还颇为细致，对人们的行为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和约束。明确了什么是合法，什么是违法，使社会成员的行为有了明确的规范和准则，有助于减少行为不规范而引发冲突，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

　　试举一例。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一条关于见死不救问题的规定，内容如下：

　　贼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闻号寇，问当论不当？审不存，不当论：典、老虽不存，当论。

　　意思是：贼人闯入甲家伤害甲，甲呼救，若四邻因外出不在家未听到呼救，可免于处罚；但里典（基层官员）、老人（基层实际管理者）即便不在家，仍须承担责任。

　　此外，秦朝还规定，各级官吏必须懂法，民众则以吏为师，懂法守法。

　　因时间久远，北宋末年，秦泰山刻石的文字大部分已磨灭，仅保存十个残字，但对中国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秦制对后世的影响可谓深远，诚如有诗所赞：“零星两片石，卓越两千年。” 

　　

　　

　　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主张“以法治国”。秦的法制在价值观上惟国家至上，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汉代中叶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儒家主张仁政，强调民惟邦本，为秦开创的制度框架增添了内在肌理和血肉，并使国人认识到单纯的法网严密并非理想的法制。此后，儒法互补，中国传统法文化在价值观层面不再单一而是日渐丰满。

　　这一点在泰山文化中体现得也极为明显。在中国古代，泰山与朝政国运紧密相连，可以看作是政治得失的晴雨表。朝政国运涉及国泰和民安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在古人看来，只有国家强大安定，才有人民的安康乐业；反之，唯有民安，国泰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古人存在着山川崇拜现象，又以泰山最为著名。如果说黄河代表着中华文明的起源，代表着坚韧与抗战；长江代表着包容，代表着经济与活力；而泰山的寓意就是国泰民安。泰山顶上大观峰石壁上刻有唐玄宗李隆基撰写的《纪泰山铭》，其中有“道在观政，名非从欲”之语。与之紧邻的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泰安知府萨槎所题的“与国咸宁”，直接阐明了泰山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之关系。汉武帝八次泰山封禅，祭拜天地，留下“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的赞叹。

　　在中国古代，帝王无论是巡狩，还是封禅、祭祀，都把泰山与社稷苍生联系在一起，希冀和祈求的都是江山永固。百姓则通过民间信仰的泰山府君和碧霞元君祈求“护国庇民”。《诗经·鲁颂》云，“泰山岩岩，鲁邦所詹”“保彼东方，鲁邦是常。不亏不崩，不震不腾。三寿作朋，如冈如陵”。后人解释“如冈如陵”为“国家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维”。早在《诗经》形成的年代，中国古人就已经把国运长久、国家强盛、国泰民安比喻为“安于磐石泰山而四维”。此后，这一观念屡见于历代史籍，渗透进中华传统文化的肌理之中。

　　如何做到“国泰民安”？“四维”在古汉语中有多层含义，如方位、道德观念、规章制度等。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四维”既指儒家倡导的礼、义、廉、耻等道德行为规范，又指体现这些道德规范的典章制度。管子云，“四维者，礼义廉耻也”“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宋代林之奇在《尚书全解》中进一步指出：“凡朝廷之制度纪纲，莫不得其条理，而四海九州岛之民，莫不安居乐业，天下之势，盖若泰山而四维之安。”强调的是君主的行为和制度纲纪对维护国泰民安的作用。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皇帝祭拜泰山。九月十九日康熙发下诏，从法制层面对如何实现国泰民安作出如下规定：

　　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省份，自用兵以来，供应繁苦，宜加恩恤。康熙二十四年所运漕粮，著免三分之一。

　　自康熙十三年起，至二十二年，拖欠漕项钱粮，著自康熙二十三年起，每年带征一年，以免小民一时并征之累。东巡经过地方，宜俱加恩恤，著将康熙二十四年应征丁银，尽行蠲免。

　　凡官吏兵民人等，有犯除十恶等罪不赦外，其余自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昧爽以前，死罪军罪以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咸赦除之。有以赦前事告讦者，以其罪罪之。

　　祭祀行香习仪及祈晴、祈雨、乡饮酒礼等项银，仍复存留，以供支用。

　　岳镇四渎庙宇倾颓者，该地方官设法修葺，以昭诚敬。

　　内外文武官员现应议处者，俱著宽免。

　　各处孤贫口粮已复存留经管，地方务须从实给散，以瞻穷独。

　　诏令内容具体而详细。稍加观察不难发现，在康熙看来，国泰民安既是一个指导性的口号，更是一整套法律制度。要想实现国泰民安就必须从法律上做到:君主节制、轻徭薄赋，让利于民；臣下有尊严，努力工作；大赦天下，推行轻刑，营造宽松的社会氛围；振恤孤寡，保护弱者；民众有信仰、知廉耻、懂敬畏。

　　该诏令可以视为中国古人对如何实现国泰民安的基本认知。

　　

　　中国是一个大国，民族众多，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展程度差异极大，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需要，传统法律文化一直将“和合共生”作为人文理想。所谓和合共生，即儒家主张的“贵和尚中”。《礼记·中庸》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泰山文化同样体现着“和合共生”的精神，大致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国家信仰与民间信仰和谐相处。在中国古代，泰山是帝王封禅的圣地，泰山封禅是国家正祀。而泰山同时也是民间信仰的寄托之处。山上的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是百姓祈福的重要神灵。研究表明，泰山的民间信仰正是伴随着封禅、祭祀等“国家正祀”活动而产生的，具有起源早、流传广的特点。从时间维度来看，泰山民间信仰的起源与东汉时期具象化的泰山神——泰山府君有关。此时，泰山被称为“天孙”，泰山之神除了庇佑社稷帝王之外，还有主苍生生死的功能，即与芸芸众生密切相关，民间信仰由此而生。此外，泰山女性之神——碧霞元君也应时而生。就地域而言，泰山的民间信仰从泰山周边地区向全国扩展，信仰圈逐步扩大。据雍正《陕西通志》记载，早在汉代，陕西咸宁县就建立东岳庙，“东岳庙，在城东南四十里，汉时建”。安徽太湖县的东岳庙则建于南朝刘宋时期。其后，各省府县陆续建有东岳庙，形成“天下郡国，皆有东岳庙”的格局。

　　《泰山志》记载了一则民间传说，讲的是国君与东岳府君（泰山神）共同合作，回报登州先贤马默的故事：

　　登州沙门岛为发配人犯之地，但官府只给300人犯的口粮。每当犯人增多，管事者只能将多出者投入海中。马默任登州知州后，得知此事，向朝廷建言，挑选年老体弱的人犯移至登州保全性命。神宗采纳其建议，并制定为法令，人犯由此得以活命。

　　一天，马默独坐府中小睡，梦见一人从空中降入世间，携一男一女画符授于马默。他大声说：我自东岳来，圣帝有命，奉天符。马默原本无嗣，因移沙门岛犯人之事，上帝特命赐儿女。说完，那人乘黄云而去。马默惊起，后来，果然生男生女。

　　中国古人强调天地有大爱不舍万物，明君施仁政不弃生命，马默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历代政治家推动泰山文化多元。秦朝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大声疾呼，“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康熙帝御定的《日讲书经解义》中亦强调：“古人云，泰山不择土壤，故能成其高，沧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人主不遗葑菲刍荛之言，故能成其圣。”清光绪五年，《申报》刊发文章，提出：“泰山不争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大，此言治国之道”，直接将泰山文化中的包容精神上升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

　　泰山原本是儒家思想的渊源之地，儒学一向兴盛，与此同时，泰山还是道教的孕育之地，泰山的普照寺、竹林寺、灵岩寺等佛教寺庙同样香火繁盛，泰山文化包含了儒释道文化之合。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在精神层面以儒家文化为主，同时又融合了法家、道家、兵家，以及佛教、民间信仰为一体；就规范而言，中国法律制度包含了国家法（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制定）、民间法、民间习惯等多种规范体系，体现了极强的包容性。

　　综上，泰山文化不仅是一种山岳文化和区域文化，而且是具有泰山特质的中华民族共有文化。泰山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文化信息和法文化内涵，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探讨。

　　（作者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

　　● 责任编辑：陈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