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合文化的法治实践与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法治建设充分显示出“两个结合”的强大生命力。

　　

　　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和合”地域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西方唯物辩证法与东方辩证思维在实践中碰撞创新，马克思主义在此深深扎根并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与拥护，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的奇迹。

　　鄂豫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域具有显著的“和合”地域文化特色。湖北黄冈“吴头楚尾”的多元文化、孝感“感天动地”的孝亲文化、河南信阳“豫风楚韵”的交融文化、安徽安庆“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六尺巷文化、六安“茶马古道”的互利文化等，都具有“和合”地域文化共性。这种文化的形成是历史上多重因素长期互动的结果。大别山区坐落在中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地理过渡带，大别山脉的屏障与长江、淮河水系的连通，楚文化、中原文化等多元文化交汇形成的文化适应模式，魏晋南北朝时期北人南迁、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等重大历史事件，塑造了大别山人执两用中、守中致和、包容接纳的“和合”思维方式。当地黄梅戏的婉转唱腔、徽派建筑的曲线造型、民间剪纸的柔美线条等，都是“和合”文化在艺术领域的具象表达。

　　“和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内在契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要充分尊重人民的主体性。“和合”文化以和为贵，注重团结合作，勇于承认错误。1928年黄罗蕲特委、黄冈县委给省委的报告中，主动进行自我批评，“对政策上的错误，如集中谷米这是事实上做不到的事，而且失掉了群众的政策，应即改正。”1933年的《鄂东北道苏维埃政府告群众书》中公开向群众表态“我们过去打粮有时侵犯穷人，这是严重错误，今后再有继续这种错误的，我们拿革命纪律来制裁”。勇于自我革命、低调、谦逊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德，也是解决人心和力量问题的实践智慧。

　　“和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矛盾规律理路贯通。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具有对立统一性，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合”文化注重寻找对立面之间的连接点和平衡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成立之初，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土豪劣绅的煽动，当地民间武装“红枪会”“红学”等成为敌人的“枪手”，疯狂打击新生的革命力量。党组织积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的思想武器改造其为革命武装力量。1926年起，吴焕先、吴先筹、詹以贤先后创办或改造三堂红学，成为鄂豫边最早的革命武装。1927年，通过统战工作，河南光山南部的部分红枪会员主动投向革命。1928年5月，黄麻党组织和第七军组织改造柴山保“红枪会”，罗明高、郭小五、吴文保等原来的反动“学长”成长为革命骨干力量。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大别山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的强大法宝。

　　“和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一理同贯。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和合”文化强调家庭团结，重视人际关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中，当地紧密的社会关系是开展革命工作的重要有利条件。黄麻起义没有任何正规军队参加，参加者是当地揭竿而起的农民。革命高潮时，大别山人民拥军参军。革命低潮时，群众尽力帮助保存革命火种。革命者牺牲后，亲人们前赴后继支持革命。大别山是被烈士鲜血染红的，红安县七里坪兰桂珍11位亲人为革命牺牲，徐海东全家66人为革命献身，“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历程中，大别山人薪火相传，“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后，红二十五军西去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战斗并不断发展壮大，大别山区为革命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有生力量。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制定的《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婚姻问题决议案》《信贷暂行条例》《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工农监察委员会条例》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当地独特的地域文化对其也有一定的孕育作用。“和合”文化融入根据地的立法、执法、司法、法制宣传等法治实践中，也体现在党规党纪在根据地的维护与执行中，还被运用于革命力量对抗反动政权斗争策略中。

　　严管厚爱，加强党的建设。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和不正之风，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也决定革命事业的成败。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为党赢得了群众的真心拥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设立工农监察委员会监督政权建设，确保法律的实施符合人民的利益。1929年鄂豫边区八县党代表大会决议草案规定：“严守群众纪律，废除肉刑，经济公开，官兵待遇一致”。严管的另一面是灵活运用柔性方式实现党纪的硬执行。“商南事变”发生后，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商城的同志承认了错误后，中央才批评他们并对他们做了相应处分。过硬的干部作风、良好的政治生态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服务工农，巩固阶级基础。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恶劣的务工条件在当时大别山区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规定，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土地”一律予以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红军的官兵、革命职业家及愿意耕种的雇农、工人、小贩等。这激发了农民保护苏维埃政权的积极性。1931年，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颁布劳动法规，明确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八小时，每周休息一天，对工作场所的卫生标准和安全设施也作出要求，保障了工人权益，促进了根据地工业发展。1931年，《鄂豫皖苏维埃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及相关配套法规明确，革命法庭公开审判、审判合议等，充分吸收群众参与审判过程，增强了司法的公信力与公正性。

　　讲究策略，画出最大同心圆。大革命时期，黄安县的共产党人完全取得了国民党党部和工会、农会的领导权，灵活运用国民党合法政令框架落实共产党的主张，民主决议、减租减息、取消苛杂、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财产与公产、八小时工作与增加工资、依据法令审判土豪劣绅等虽然不是以共产党的法制文件颁布的，但同样起到了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的社会效果；在革命低潮，充分保存扩展革命力量。“选派适宜同志打入枪会等旧的群众组织”“注意对穷苦小资产阶级的宣传，提出於他们有利益的口号。使他们从豪绅的方面站在苏维埃革命的旗帜之下来”。在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鄂豫皖的红二十八军面对严峻斗争形势，及时将原先激进的“五抗”政策转变为更具灵活性的“卖安”政策，即在特定条件下允许地主收取地租，实行减半收作公粮，实际承认国民党的捐税，实行柔性缴纳与拖欠。灵山便衣队还直接从佃户手中收取交纳地主租子的一半，并打收条给佃户，由佃户交地主，地主不得再重复索取。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经济立法执法中也体现了这种理念，《关于商业累进税之规定》避免了过高税率对经济的抑制。这种在特殊情况下柔性对抗的阶段性粮税政策，与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的结果，印证了“和合”的文化力量。

　　柔性治理，化解各方矛盾。“和合”文化注重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摒弃零和博弈，根据地司法机关注重采用调解、教育等柔性手段处理各类纠纷，保障基本人权，避免矛盾的激化。针对革命根据地内大量的民事诉讼案件，党组织与司法机关都要查明情况，进行调解、批评和教育，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在双方同意下，下判决书，各执一纸，回去照办，不得有变。李先念任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期间，经常调解邻里吵架、土地纠纷、婆媳不和、夫妻离异等群众矛盾。在关于商城解决徐恩恕、徐其书的问题上，特别委员会认为，“反对以非常手段来做错误的惩罚，向党内同志公开的说明以教育的方法来纠正同志的错误”。司法工作强调保障人权，“法庭审问案犯，绝对不用刑”“犯人做工亦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犯人打的草鞋和编的筐……除本外赚的钱，可作改良犯人生活之用”“犯人身带的钱财……释放时再如数交给他。”

　　不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存在“人治”色彩、法律执行不严、反馈机制缺乏等问题，张国焘建立个人专断的领导体制严重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土地分配也存在不公现象，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向中央报告，“金家察……三乡、五乡、六乡苏维埃的主席，都是过去地主……土地分配是主席的亲戚朋友分得一石八斗，贫农分得二斗、三斗”。“和合”文化对教育感化效果有一定的理想主义期待，麻城乘马岗区释放的90余名土匪“逾半复叛”这些不良现象损害了法律权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法治观下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红色法治的影响，有助于从多元文化的角度重新审视法治建设的历史进程，传承吸收红色法治和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理论。

　　统筹推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巩固拓展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以作风建设新气象与反腐败的卓越成效不断赢得人民群众信任拥护。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构建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不断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坚持人民至上守护群众福祉。法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是新时代法治建设的价值主轴。立法环节要加强民主参与，通过基层立法联系点、听证会等机制畅通民意表达，重点加强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立法。建立行政执法群众评议机制，更好发挥法治在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中的作用，强化劳动监察执法力度，提升执法的温度与精度。加强司法救济的可及性保障，完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将“和合”治理智慧升华为“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原则，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的有机融合。

　　聚焦经营主体优化营商环境。经营主体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就业机会的核心提供者、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市场活力的根本来源。认真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及配套法规，增强政策稳定性，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垄断和隐性壁垒，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行“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加强产权保护，优化破产重整机制，清理不合理收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建立涉企案件“绿色通道”，提高司法效率，强化数字赋能，不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发展韧性。

　　以德润心提升治理的温度与效能。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优良传统、鲜明特色和突出政治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把从严管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好典型案例剖析，注重违法犯罪问题预防纠正、抓早抓小，在案件查办、罪犯改造、司法矫正等工作中注重政策引导和人文关怀。在行政执法领域积极开展行政指导、行政调解、首违不罚等柔性执法方式，灵活运用劝导示范、说服教育、指导约谈等柔性执法手段。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积极运用调解等柔性手段化解社会矛盾，引导当事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作者系黄冈师范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察专员，中国法学会法治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法学会常务理事。）

　　● 责任编辑：陈致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