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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冯梦龙“无讼”理念及其司法实践
冯梦龙是明代杰出文学家、戏曲家、思想家、廉吏，福建六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崇祯七年至十一年（1634-1638年），年逾花甲的冯梦龙从故乡苏州远赴福建寿宁任知县，施政卓有成效，并且写下独树一帜的《寿宁待志》。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同志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考察冯梦龙宦寿旧址，夜读《寿宁待志》，并在全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称赞冯梦龙“精辟地指出了志书的资治功用”；2000年，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6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啊，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称赞冯梦龙，2014年5月他在兰考考察时高度评价冯梦龙：“他减轻徭役、改革吏治、明断讼案、革除弊习、整顿学风、兴利除害，打造了一个百姓安居乐业的寿宁，当时的记载是‘牢房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在冯梦龙留下的丰富著作中，‘三言’中的公案小说、《智囊》中的相关论述等，都体现了其“无讼”理念。《寿宁待志》则提出了鲜明的“无讼”理念，并记录了他可贵的司法实践，给今人以启示。
冯梦龙的“无讼”理念
宦寿之前，冯梦龙在“三言”小说中描写的清官循吏形象身上，流露出明显的“无讼”理念。如《醒世恒言》中描写薛少府：“凡有盗贼，协力缉捕。又设立义学，教育人材……又把好言劝谕，教他本分为人。因此处处田禾大熟，盗贼尽化为良民。”《警世通言》中描写钱易：“下车之日，宣扬皇化，整肃条章；访民瘼于井邑，察冤枉于囹圄……宽仁惠爱，劝化凶顽；悉皆奉业守约，廉谨公平。”描写沈炼：“吏肃惟遵法，官清不爱钱。豪强皆敛手，百姓尽安眠。”《醒世恒言》中描写石璧：“为官清正……又且听讼明决，雪冤理滞，果然政简刑清，民安盗息。”这些人物都不同程度表现出“无讼”的思想和行为特征。冯梦龙在《智囊·察智部·总序》中提出：“吏治其最显者，得情而天下无冤民，诘奸而天下无戮民。”意思是，地方官吏守土治民最应该具备明察的智慧，掌握实情则天下没有受冤屈的百姓，究办奸盗则天下没有被残害的百姓。在这里，“吏治”实指地方官员的司法行为，“无冤民”“无戮民”实指社会治理的“无讼”境界。他又在《智囊·上智部·龚遂》中评述：“古之良吏，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蕲于为朝廷安民而已。”可以说，冯梦龙把“化事”和“安民”视为地方官实现“无讼”的主要手段和目的。
宦寿之后，冯梦龙在《寿宁待志·官司》中阐述其施政纲领：“险其走集，可使无寇；宽其赋役，可使无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省其谳牍，可使无讼”的字面意思是，简省司法裁判文书，可以使百姓不打无谓的官司。进一步解释，简省司法裁判文书是指通过非诉讼方式来解决矛盾纠纷，不打无谓的官司是指不产生诉讼案件，不增加百姓诉讼成本、造成“诉累”。也就是通过“化事”来“安民”的意思。用当下法治话语来说，相当于“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所以，“省其谳牍，可使无讼”是冯梦龙的司法纲领，集中表现了其“无讼”理念，其中“省其谳牍”是司法途径与措施，“使无讼”是司法理想与目标。冯梦龙在寿宁写过一副对联：“讼庭何日能生草？俗吏有时亦看山。”形象生动地表达了自己对“无讼”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首先，冯梦龙的“无讼”理念有着丰富的历史渊源。
冯梦龙的“无讼”理念传承于中国古代“无讼”思想传统。“无讼”观念最早萌芽于《易经》：“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大意是，把争讼行为进行到底，无论结局胜败都是凶险的。最早把“无讼”观念理论化并奠定其政治思想基础的人是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意思是，审理诉讼案件，我同别人也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我一定要在源头上使诉讼案件不会发生。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无讼”就成为中国传统司法思想的主流思想，且长盛不衰。儒家之外，法家、道家的思想与“无讼”理念也有相合之处。法家主张“以刑去刑”与儒家主张的“以德去刑”可谓殊途同归，都强调“去刑”，这也是“无讼”的重要司法特征之一。道家主张“道法自然”“无为而治”，虽然显得消极，但其导向的结果与儒家的“无讼”也有类似之处。千年而下，清代蒙学读物《幼学琼林》中说：“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这正是“无讼”理念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具有深远影响的又一证明。
冯梦龙的“无讼”理念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和谐”社会理想。儒家经典《礼记》描述了“大同世界”，道家经典《老子》描绘了“小国寡民”社会。不管“大同世界”还是“小国寡民”社会，本质上都是对“和谐”社会理想的一种追求。“无讼”理念正是这种“和谐”社会理想在司法领域中的投射。冯梦龙在《麟经指月》中自述：“不佞童年受经，逢人问道，四方之秘复，尽得疏观；廿载之苦心，亦多研悟……”在长年的“受经”“问道”中，冯梦龙接受“和谐”“无讼”思想理念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可见，冯梦龙的“无讼”理念来源于古代“无讼”的政治思想源头，根植于古代“和谐”的社会理想土壤，与先贤圣哲一脉相承。
其次，冯梦龙的“无讼”理念有着鲜明的儒家“民本”印记。
冯梦龙宦寿之前，在《智囊》中强调“真心为民，实政及民”。究其内涵，“为民”是政治思想出发点，“及民”是政治实践落脚点。具体到司法领域，“为民”“及民”是冯梦龙的司法思想出发点和司法实践落脚点。在冯梦龙出仕之前的人生履历中，曾广泛接触社会不同群体，对普通百姓的生活境遇抱有深切的同情，他在《智囊》中引用并赞同北宋哲学家邵雍的观点：“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矣。”
宦寿之后，冯梦龙直抒胸臆：“余虽无善政及民，而一念为民之心，惟天可鉴。”他表明自己的施政态度：“以勤补缺，以慈辅严，以廉代匮，做一分亦是一分功业，宽一分亦是一分恩惠。”这“功业”“恩惠”的实施对象，显然是百姓。为此，他充分肯定寿宁前知县方可正“留心民瘼，清节如水。在任半年，吏民戴之”；热情称颂寿宁前知县戴镗造就“奸宄屏息，坊里安堵，庾藏克实”的祥和局面，特意修建“戴清亭”纪念戴镗，并赋诗明志：“老梅标冷趣，我与尔同清。”表明要向前任学习的心迹。
冯梦龙的司法实践
在冯梦龙的笔下，明末寿宁县呈现出一幅地理偏远、经济贫困、文化落后的时代图景，有一些寿宁人表现得不知法律、顽劣好讼。他在《寿宁待志·狱讼》开篇说“寿讼最简亦最无情”。如订立契约的人极其随便草率，拿了方寸大的破纸就在上面潦草书写；又如变卖家产的人再三收取买方增加的贴补，还要诬告人家白占他的家产。他提出“省其谳牍，可使无讼”的司法纲领并加以努力实施，既具有针对性，又具有挑战性。从《寿宁待志》及民间资料来看，冯梦龙在寿宁留下了相当丰富的司法文化资源；从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和诉讼案件的审理、判决来看，冯梦龙的“无讼”实践可以概括为教化防讼、化事息讼、明察听讼、量情决讼四个方面。
其一，教化防讼，防止纠纷。
通过编书授课宣扬“无讼”。冯梦龙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在寿宁做了很多兴学立教的实事，如筹资捐俸、修缮学宫，尊师礼士、敬称师尊，革除学弊、整饬学政。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立月课，且颁《四书指月》亲为讲解”。《四书指月》是他在江苏丹徒训导任上亲自编撰的，主要内容是阐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书中既包括丰富的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也包含冯梦龙本人长期研究儒学经典的个人心得体会。可以料想，冯梦龙在亲临杏坛、言传身教之时，必然以儒家道德教化和“无讼”理念灌注其中，这也是他防范诉讼的重要途径。他在《寿宁待志》中说，立月课、讲“四书”之后，“士欣欣渐有进取之志，将来或未量也”。这意味着，冯梦龙的“无讼”理念也在寿宁民间如春风化雨般地传播了。
通过树立典型扬善诫恶。《寿宁待志》专列《劝诫》一篇，开宗明义说：“磨世砥俗，必章劝诫。”意思是，磨砺营造良好的世情、风俗，必定要列明表彰、告诫的人与事。冯梦龙查考旧县志，发现这方面有欠缺和遗漏，他根据自己的调查补充相关人物姓名及事迹。《劝诫》篇共分“先达”“孝子”“节妇”“乡宾”“耆民”“旌善亭”“申明亭”七节。虽然篇中包含一些封建思想糟粕，如“节妇”观念，但更包含不少积极成分。如对居于乡间、公服破烂、安贫乐道并且与弟弟和睦相处一辈子的“乡宾”，醇厚谨饬、遵守法律、不愧长者称号的“耆民”，都着意表彰。对恶行宛如魔鬼、屡次犯下命案的顽民恶霸，则着力鞭挞，要把他们的姓名用红笔写在申明亭上，给后人留下警戒。这些正、反人物事迹对教育民众有着鲜明的示范作用和警示作用。
通过发布禁令消除隐患。冯梦龙针对寿宁人的一些突出陋习，予以施策矫正。如寿宁人重男轻女，生了女儿就溺死或抛弃路旁，这种恶劣的行径在当时是违法的，而且刑罚很重。为此，冯梦龙充分发挥通俗文学家的才华，撰写了浅显易懂的《禁溺女告示》，对百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广为张贴，并且采取严厉的惩治措施、完善的报告制度，又自己捐钱奖赏收养女婴的人，多措并举之下，很快止住了溺女风气，有效减少了社会问题隐患。又如寿宁民间信仰巫师、不相信医生，每当有人生病，一定请巫师来迎神驱祟，邻居们竞相敲锣打鼓，这叫“打尪”。大家都在病人家吃肉喝酒，不“打尪”就让邻居们感到寂寞，指责病人家小气、刻薄。每当“打尪”，有的人全家都在观看，病人死了也没人知道。针对这种伤财害命、制造嫌隙、暗藏隐患的社会不良习气，冯梦龙发布禁令并且捐俸施药，人们才开始懂得找医生看病吃药，较大程度消除了潜在的社会问题。
其二，化事息讼，调解纠纷。
寿宁民间纠纷多，民间调解比较发达。《八闽通志》记载寿宁民间：“一失其平，叫呼四出，析之以理，忿怒亦销。”明代有一种独特的申明亭调解机制：当民间发生纠纷时，由乡民推举德高望重的老人在申明亭主持调解，调解不成，再向官府起诉。但到了明朝末年，官方倡导的这种民间调解机制已然衰颓，废弃很久。冯梦龙希望重新发挥申明亭在调解机制方面的作用，他在《寿宁待志·劝诫·申明亭》中列了十三个反面人物的姓名和劣迹，计划写到申明亭上。《寿宁待志》中还记载了一种独特的“结义调解”方式：两姓人家结怨长久，有经验的调解人为了消弭矛盾、化解纠纷，就让乙方的儿子拜甲方为义父，并且写下协议，结成亲戚。遇到有债难还的情况，也用这种方法，把欠条作为赠送给义子的鞋袜礼物，义子虽然心有不满，还是终身承认义父。这种化怨为亲的方法，在封建时代堪称奇妙，所以被冯梦龙写入书中。
冯梦龙也重视发挥官方调解的导向作用，这从他在《智囊》中关于“化有事为无事，化大事为小事”的评述就可以看出来。20多年前，寿宁法院干警在民间发现的一篇冯梦龙轶文《县主冯告示》，反映了南宋特奏状元缪蟾祖坟旁的古树名木遭到邻人抢占，缪氏族人先后上诉到县、府、道三级衙门，多年未解，最终是冯梦龙以三级衙门名义发布告示，并辅以强制措施，彻底平息了这场历时弥久的纠纷。这个真实案例，充分体现了冯梦龙化事止争和安民息讼的能力、魄力与智慧。
其三，明察听讼，审理案件。
冯梦龙在寿宁成功审结了一起违背天理人情的故意伤害兼诬告案，十分得意，详细记录在《寿宁待志》中。
青竹岭村人姜廷盛，怒气冲冲来到县衙，说是同弟弟到三望洋村征粮，被刘世童抢走粮食并且砍伤他弟弟。担保人作证，言之凿凿，说得有根有据。查验他弟弟的伤口，看着吓人。没多久，刘世童被传唤到庭，辩解说是姜廷盛自己砍伤弟弟，想以此敲诈他。
冯梦龙想，哥哥没有砍伤弟弟的道理，况且光天化日之下砍伤自己弟弟，怎么能敲诈得了别人？但姜廷盛蓬头垢面，不可接近，而刘世童衣裳清楚，应答从容，不像曾与人打斗过的样子。冯梦龙就暂且让双方各自找人担保回去。
第二天中午，冯梦龙吩咐备轿，假称外出拜客，出了西门就直奔三望洋，一一询问当地父老儿童，都说是姜廷盛砍伤自己弟弟。又听说姜廷盛的亲姨吴氏住在不远的地方，当时曾来劝解，冯梦龙也叫来询问，吴氏只说是姜廷盛误伤了弟弟。而当时跑去给吴氏报信的小孩儿是姜廷盛同族人，也说是姜廷盛砍的。
冯梦龙详细了解了其中原故，原来姜廷盛对刘世童早有怨恨。姜廷盛的弟弟是个一只手有残疾的人，姜廷盛一直讨厌他只会吃饭不会干活儿。姜廷盛带弟弟到刘世童处寻衅滋事，企图一打起来就把弟弟打死，用来诬陷刘世童。刘世童不跟他打，姜廷盛更火了，又觉得丢脸，就随手拿起旁边肉案上的一把屠刀扔向弟弟，正中弟弟额头，血流满面，姜廷盛也抹了血涂到自己身上。
至此真相大白，冯梦龙感慨道：“始知天理所必无，未必非人情所或有也。”冯梦龙重重责打了姜廷盛，叫他的保人一起结案，又让他把弟弟领回去疗治，如果弟弟没死，准予从宽处理；如果弟弟死了，要他偿命！姜廷盛无计可施，只好把弟弟带回去小心看护调理，最后总算没事。
在这个案子中，冯梦龙综合运用辞听、色听、耳听等传统听讼方法，采取声东击西、秘密下访、实地探察、多方取证等司法措施，最终让作恶者得惩、被诬者得清、受害者得救。他总结道：假使我不亲自去案发现场，或者去时没保密，就必定被常情推理所耽误了。
其四，量情决讼，公正司法。
轻罪从宽。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中很少说到具体的普通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偶尔提及也没说明裁决结果。但他对寿宁前知县蒋诰的司法宽政行为十分赞赏：“笞罪亦许种松自赎，即此可想其人矣。”可见，冯梦龙是赞同轻罪从宽的。在上述姜廷盛案中，冯梦龙最后也没有机械决讼，一味严惩，而是从人情出发，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出了灵活处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重罪从严。冯梦龙评论寿宁前知县周良翰努力办事，有魄力、有作为，以铲除地方豪强和奸猾之徒为主，禁止越级告状，说到做到，吏员害怕他，百姓怀念他。冯梦龙对抓捕惩治重罪者也毫不手软。《寿宁待志》中记载的惩治恶霸陈伯进一案，相当于现在的“扫黑除恶”案件，典型表现了冯梦龙重罪从严的司法实践。地处边远的泗洲桥有一个恶霸叫陈伯进，他勾结邻近政和县西溪村、古田县谢教村的恶势力，无恶不作，多次杀人犯案，但都通过贿赂手段逃脱了罪责，把官府玩弄于股掌之中。冯梦龙宦寿以来，一批重犯无不伏法，唯独没有将陈伯进绳之以法。派遣县差前往抓捕，反而被陈伯进烫伤面部回来。冯梦龙利用从建宁府返回寿宁县的机会，亲自前往把陈伯进抓捕到县衙，严厉惩处，彻底铲除恶势力团伙，并把陈伯进的名字和恶行用红笔写入申明亭，警示世人。又在泗洲桥增设巡检，使之长治久安。
宽严相济。冯梦龙在《寿宁待志》提出，治理地方的官员“别风气之淳顽，而雨露不得不济以雷霆；察户口之肥瘠，而催科不得不参以抚字”。他这种恩威并施的施政思想在司法实践上即表现为宽严相济。在“禁溺女”一事中，他颁布的告示既贯彻了明代从严惩治“淹死初生男女”行为的法律精神，又特别加入奖赏的内容：“各乡、各堡但有生女不肯留养，欲行淹杀或抛弃者，许两邻举首本县，拿男子重责三十，枷号一月，首人赏银五钱。如容隐不报，他人举发，两邻同罪。或有他故必不能留，该图呈明，许托别家有奶者抱养。其抱养之家，本县量给赏三钱，以旌其善；仍给照。”正是通过赏罚并举，宽严相济，才使得“此风顿息”。
总之，在宦寿期间，冯梦龙本着“作事不求名而求实”的原则，克服了种种主客观困难，因地制宜、综合施策，其“省其谳牍”的司法实践取得了可贵成效，寿宁的司法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很好地践行了其“无讼”理念。冯梦龙这样描述自己的努力成果：“县少重囚，故无监、铺之分。狴犴一区在二门之西，偏北三间亦号‘重监’，南二间则曰‘轻间’。余添造一间，不令重加于轻。然时时尽空，不烦狱卒报平安也。”当时的福建名士徐惟起十分推崇冯梦龙，称赞他“卧治”寿宁：“计闽中五十七邑令之闲，无逾先生……而百端苦心，政平讼理，又超乎五十七邑之殿最也”。明末清初，著名诗人钱谦益称赞冯梦龙“晋人风度汉循良”；清代《福宁府志》《寿宁县志》都把冯梦龙列为循吏，高度评价他：“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这些都是对冯梦龙宦寿政绩包括司法实绩的充分认可。
（作者系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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