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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改革语境下的立法规划调整
近期，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经调整后再次公布，一类和二类立法项目从原有的68件增至102件，立法项目实际增加了34件。其中，编纂民法典以及制定房地产税法、环境保护税法等七大税法均被列入一类立法项目。如此大幅度调整立法规划，可谓史无前例。
作为一项中国独创的立法管理机制，立法规划的实质是通过对立法需求、时机、成本等因素的理性考量，系统设计立法次序、层级和项目，以科学配置立法优先权力、统筹协调立法利益诉求。追溯历史，肇始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历届人大立法规划，无不紧扣了时代脉搏，引领了立法全局，昭示了人大行权意识的崛起。正因此，立法规划制度正式写入了今年3月修订的立法法，这一管理性机制由此上升为法定化机制，成为人大把握立法航盘、主导立法权力的重要标志。
但也应当认识到，作为一种预设的立法安排，与人大任期相对应的立法规划，很难全面预测出5年时间内改革发展和立法需求的变化，先期规划的立法项目难免滞后与空白现象。尤其是在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时代语境下，如何合理解决规划预期性与改革变动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正因此，适时调整立法规划乃是提升其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必然选择，其意义并不亚于制定立法规划本身，不仅同样体现了人大的立法主导权，更彰显了人大顺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
以此次立法规划大调整新增设的一类立法项目为例：编纂民法典，乃是完善现代法律体系的关键一步；密集制定七大税法，细化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路线图；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修改行政监察法，回应了反腐法制化的现实急需；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文化产业促进法，旨在加速填补经年已久的文化立法短板……所有这些重新规划的立法目标，均可追根溯源至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所勾勒的改革蓝图，由此折射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理念，堪称立法决策衔接、呼应改革决策的典范。
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已上升为一项法定机制的立法规划，理应对立法活动具有约束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历届人大立法规划一类立法项目的完成率仅在60%左右，一些立法项目甚至多次列入立法规划却难产至今。而此次立法规划调整后，立法项目基数随之大幅增加，尤其是一些新增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势必对完成规划带来更大压力。因而，如何强化相应的督促机制，推动立法项目落地，防止立法规划空转，以维护其公信力和严肃性，乃是未来立法实践必须积极应对的考验。
另一方面，无论是立法规划的制定还是调整，不仅有赖于顶层设计，亦需开辟更为通畅的立法项目征集渠道，除了人大代表立法议案等传统路径外，还应广泛汲取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立法建议，以促成一些关乎公共利益、公民权利的重要立法及时纳入立法规划、优先获取立法资源，使立法更好地反映国民的切身利益诉求，立法权力进一步回归人民。
凡此种种，都是制定、调整、运行立法规划所面临的现实课题。因而从更深的层面而言，亟需通过更为细化的制度规范，进一步明确制定、调整立法规划的编制原则、要求、程序以及法定效力、责任机制等等。如此，立法规划才能建立法律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合理平衡，并最终实现科学、民主、有序、高效立法的价值追求。
作为一项中国独创的立法管理机制，立法规划的实质是通过对立法需求、时机、成本等因素的理性考量，系统设计立法次序、层级和项目，以科学配置立法优先权力、统筹协调立法利益诉求。追溯历史，肇始于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历届人大立法规划，无不紧扣了时代脉搏，引领了立法全局，昭示了人大行权意识的崛起。正因此，立法规划制度正式写入了今年3月修订的立法法，这一管理性机制由此上升为法定化机制，成为人大把握立法航盘、主导立法权力的重要标志。
但也应当认识到，作为一种预设的立法安排，与人大任期相对应的立法规划，很难全面预测出5年时间内改革发展和立法需求的变化，先期规划的立法项目难免滞后与空白现象。尤其是在新一轮深化改革的时代语境下，如何合理解决规划预期性与改革变动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更是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正因此，适时调整立法规划乃是提升其及时性、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必然选择，其意义并不亚于制定立法规划本身，不仅同样体现了人大的立法主导权，更彰显了人大顺应时代需求、与时俱进的改革意识。
以此次立法规划大调整新增设的一类立法项目为例：编纂民法典，乃是完善现代法律体系的关键一步；密集制定七大税法，细化了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具体路线图；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和修改行政监察法，回应了反腐法制化的现实急需；制定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和文化产业促进法，旨在加速填补经年已久的文化立法短板……所有这些重新规划的立法目标，均可追根溯源至中共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所勾勒的改革蓝图，由此折射出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的理念，堪称立法决策衔接、呼应改革决策的典范。
同时应当看到，目前已上升为一项法定机制的立法规划，理应对立法活动具有约束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以往历届人大立法规划一类立法项目的完成率仅在60%左右，一些立法项目甚至多次列入立法规划却难产至今。而此次立法规划调整后，立法项目基数随之大幅增加，尤其是一些新增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势必对完成规划带来更大压力。因而，如何强化相应的督促机制，推动立法项目落地，防止立法规划空转，以维护其公信力和严肃性，乃是未来立法实践必须积极应对的考验。
另一方面，无论是立法规划的制定还是调整，不仅有赖于顶层设计，亦需开辟更为通畅的立法项目征集渠道，除了人大代表立法议案等传统路径外，还应广泛汲取社会组织、专家学者尤其是普通民众的立法建议，以促成一些关乎公共利益、公民权利的重要立法及时纳入立法规划、优先获取立法资源，使立法更好地反映国民的切身利益诉求，立法权力进一步回归人民。
凡此种种，都是制定、调整、运行立法规划所面临的现实课题。因而从更深的层面而言，亟需通过更为细化的制度规范，进一步明确制定、调整立法规划的编制原则、要求、程序以及法定效力、责任机制等等。如此，立法规划才能建立法律供给与社会需求的合理平衡，并最终实现科学、民主、有序、高效立法的价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