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为吏之道”的借鉴意义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是中国古代法家的重要思想主张，也是战国至秦朝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政治实践，关系到在社会大变革和国家治理模式转型进程中社会秩序的建构。秦虽强调法治、重视吏治，但“苦秦吏”却成为推翻秦统治的舆论口号。丰富的出土和传世文献有助于我们对“为吏之道”的演变及其效果做客观评价，并从秦的吏治实践中获得启迪与借鉴。

　　

　　

　　史载刘邦进入咸阳时，诸将领争抢秦朝府库所藏金银布帛等宝物，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萧何之所以看重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是因为这些典藏为“汉承秦制”的治国之本。

　　作为战国秦汉治国理民的重要载体，简牍参与了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时代的国家治理和法治建构。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1155枚竹简，便是这一历史巨变的见证。这批竹简的拥有者为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其生活的年代约略与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同步。

　　秦简出土地湖北云梦原为楚文化的核心区域。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楚王走”，南郡成为秦的边郡，秦的法令制度在此推行。喜从19岁任职于乡至46岁去世，相继担任南郡安陆县某乡史、安陆县令史、鄢县令史、鄢县治狱令史、南郡郡属等职务。喜随葬的简牍，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编年记》《语书》《为吏之道》《日书》等，内容涉及法律条文及解释、治狱案例、郡守文告、为吏守则、卜筮日课等，均与其日常工作密切相关。

　　简牍中有一篇南郡郡守腾发布的文告，颇能反映当地的治理状况。文告的发布时间为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5年）四月，此时距秦南郡的设立已过了半个世纪，距嬴政称帝（公元前221年）仅差4年，但原楚地的邪僻、淫泆乡俗尚未更化，故郡守发文要求所属县、道官吏厉行秦法、改变恶俗。

　　南郡文告为《语书》的前半部分，出土时与《为吏之道》《效律》和《秦律杂抄》等均置于墓主腹下，说明文告、为官守则与法律条文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文告内容完整、层次分明，明言法律与习俗、立法与守法的关系以及官员履职不善的罪责等。其要旨包括：①各地乡俗好恶不同，恶俗“或不便于民，害于邦”。②圣王作法度“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恶俗”，以此达到善治。③目前法律令已具备，但吏、民莫用，“甚害于邦，不便于民”，郡守为此“修法律令、田令”惩处奸私行为，令吏民知法，远离罪罚。④在法律令公布后吏民仍知法犯法、怙恶不悛者，官吏以“知而弗举论”，属行为不忠，同时犯不胜任、不智、不廉等大罪，要追究责任。⑤文告公布的方式是“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

　　从文告细节看，郡守腾从政经验丰富，是位行事果断、尊崇法治的能吏。他认为当地恶俗“不便于民，害于邦”；吏、民不遵秦法去恶俗亦“甚害于邦，不便于民”，故而有针对性地修订和完善法令。其措施是强化对基层官吏的整治、监督，明令县、道啬夫“凡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即通过“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方式教化百姓、改变风俗。

　　

　　

　　“以吏为师”并非法家首创。章学诚认为：“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秦在承古制的同时，大力强化法治内涵。商鞅提出“圣人必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为天下师”（《商君书·定分》）；韩非子明确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法家“以吏为师”的制度设计带有明显的功利性，却颇为适宜在大变革之际塑造新的社会秩序。商鞅强调“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商君书·修权》）。秦的变法实践也确实取得可观的效果：“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政策在推行于秦边郡、新地时往往会因地制宜。秦置南郡50年而恶俗依旧，既说明地方习俗的惯性大，也暴露了吏不足以为师的困境。南郡文告之后附有6枚简，开宗明义地指出良吏与恶吏之别：“凡良吏明法律令，事无不能殹；又廉洁、敦悫而好佐上；以一曹事不足独治殹，故有公心；又能自端殹而恶与人辨治，是以不争书。”此段概括出良吏的基本标准:明习律令，妥善处理公务;品行端正、清廉、忠诚;顾全大局;无争功、是非之心。与良吏相对的恶吏，则表现为“不明法律令，不知事，不廉洁，毋以佐上，偷惰疾事，易口舌，不羞辱，轻恶言而易病人，毋公端之心，而有冒抵之治，是以善诉事，喜争书”。

　　与《语书》一同出土的《为吏之道》简册则以“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开篇，在概括为官者应具备的重要品质——廉洁、正直、谨慎、可靠之后，以系列包含“毋”“勿”的警诫之语——审悉毋私、安静毋苛、严刚毋暴、廉而毋刖、和平毋怨、悔过勿重、慈下勿陵、敬上勿犯、听谏勿塞，来规范官吏品行。

　　《为吏之道》内容较驳杂，整体看系培养吏德、吏能文献的汇抄。其中较成系统的文字包括吏的五善、五失、五过、五则等。“吏有五善”“吏有五失”是简文自带标题。较云梦睡虎地秦简时间稍晚的岳麓秦简《为吏治官及黔首》，在“吏有五善”“吏有五失”基础上增加了“吏有五过”“吏有五则”的标题，使为官守则的内容更加完备。

　　“五善”指忠信敬上、精廉毋谤、举事审当、喜为善行、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五失”指夸以迣、贵以泰、擅裚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意指为官而狂妄自大、骄纵自满、自作主张、犯上无忌、轻士重商，此是针对级别较低的官吏的过失行为。而“五过”“五则”多出现在级别相对高的官吏身上。前者表现为见民倨傲、不安其朝、居官善取、受令不偻、安家室忘官府；后者表现为不察所亲、不知所使、兴事不当、善言惰行、非上。简文所列诸条是西周以来吏治实践的总括，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并不限于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

　　

　　

　　随着秦版图的扩大及郡县制的推行，知法、守法官吏成为地方治理的稀缺资源。《政事之常》《从政之经》《为吏之道》《为吏治官及黔首》等官吏诫训类文献的传播，实兼有良吏速成的使命。而此类文献流行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分封制下君臣关系向郡县制下吏民关系的转换。春秋时的委质之臣以绝对忠诚为首要，在战国推行郡县制的地方，吏德、吏能更受到重视。在政体、官制的转型中，形塑吏治的规范自身也处于筛选、修订的过程中，文献体系杂驳成为自然之态。

　　与《语书》《为吏之道》一同出土的《秦律》摘抄与答问等书中不乏对官吏失职、违法行为的例举，“不胜任”“不廉”“不直”“纵囚”“失刑”等罪名，与《为吏之道》列举的官吏过失等多意旨相通。《法律答问》以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条文、术语及律文的意图作出明确解释，如称“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而弗为，是谓废令也。”

　　秦律中关于官吏职务犯罪的条款，是法家“明主治吏”思想的具体化。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泰山刻石》中的“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的依法治国理想，在《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中已现端倪。南郡文告更将“明主治吏”具象化：“今法律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而养匿邪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若弗知，是即不胜任、不智殹；知而弗敢论，是即不廉殹。此皆大罪殹。”文告中的“知而弗举论”，即明知有人犯罪而故意不检举追究；“弗知”“不胜任、不智”，即对所辖区违法活动不能及时发现、查明，均属于秦律中的“犯令”“废令”大罪。

　　秦在兼并天下的过程中对文化习俗迥异的新地的治理，无疑是一重大难题。而化俗的难度，不亚于对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制度的推行。在公元前219年的《琅琊刻石》中，“匡饬异俗”为秦始皇特别强调的治绩；在公元前210年的《会稽刻石》中，秦始皇特别强调对吴越地区风俗的治理：“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由此可见南郡整治“淫泆”恶俗之不易。

　　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其存续时间颇为短暂，而期间“以吏为师”政策的改变，对秦制弊显大于利。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齐人淳于越进谏主张复行“封子弟功臣，自为支辅”的旧制，丞相李斯驳斥其言论“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建言：“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一建议被皇帝采纳，此时带有明显文化专制意图的“以吏为师”，与周代旧制渐行渐远。而兼采经典及百家语的《为吏之道》，其存在的合法性也日趋有限。

　　

　　

　　回顾秦制的发展，可分为战国时的前帝制时期以及以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行禁书令为分界的秦帝制前期和后期。在前帝制时期的百余年间，秦制因不断调整、变化而充满活力。从公元前356年商鞅第一次变法开始，经历秦惠文王、秦昭襄王、吕不韦、秦王嬴政执政阶段，秦国的统治理念亦在不断调试和更新。秦统一后为传播大一统政治理念的秦刻石，所展示的秦政也具有多面性。“端平法度”“除疑定法”固然为秦制的主流，但德礼教化并未完全禁绝。《泰山石刻》强调“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琅琊刻石》宣称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而《东观刻石》中的“皇帝明德，经理宇内，视听不怠”，《会稽刻石》中的“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刻画的是为国家利益勤勉操劳的贤君形象。对官吏的要求，《琅琊刻石》展现得较为全面：“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即郡县长吏要分工明确，各守其职，举措得当，依法而行;“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即吏卒黔首要尊卑有序，不得僭越。奸邪为法所不容，男女保守纯良品性和节操；“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即政务事无巨细，尽力而为，勤勉于政，保持敬畏之心。远奸邪宵小，谨慎处理政务。为人正直敦厚，做事持之以恒。皇帝对官吏所寄予的厚望，与《语书》《为吏之道》中的吏德、吏能别无二致。

　　秦刻石所彰显的治国方略，无论是《琅琊刻石》宣称的“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还是《会稽刻石》传示的“黔首修絜，人乐同则，嘉保泰平”，均是对稳固安宁的统治秩序的追求。秦刻石所强调的治理观也非凭空捏造的政治口号，而是有治理实践为支撑。秦《泰山刻石》倡言“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郡守腾所发布的南郡文告，也确实承担起“臣下修饬”的责任。云梦秦简所载的地方法治，与秦刻石的国家治理之道遥相呼应，展示了新兴郡县制下的秦吏治、法治对新秩序建构所起的积极作用。

　　秦重视吏德与吏能，奖赏良吏、惩治恶吏，但最终却造成“苦秦吏”的民怨与二世而亡的结局，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司马迁总结秦法之弊道“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从而得出“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的结论。而秦二世时“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纪，百姓困穷而主弗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专设《循吏列传》也是有鉴于秦的“吏治刻深”“奸伪并起”。他所提出“循吏”是指“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其所言“奉法循理”含有法家的吏治精神；“不伐功矜能”，即《语书》所载吏有“五失”中的“夸以迣、贵以泰”，是指不自我标榜、炫耀自己的功绩与才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则体现了汉初黄老无为而治对吏治的影响。

　　在汉文帝、景帝时，“以吏为师”的内涵与汉朝初建时有所不同，吏“教民”“导民”的作用明显增强。汉文帝称“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汉景帝亦云“夫吏者，民之师也，车驾衣服宜称”，注重道德教化的循吏群体，成为汉代乃至后代吏治中的重要组成。

　　秦简《编年记》所载喜的经历较为简洁，并未有突出的政绩。但其从乡史到县令史乃至郡属的升迁历程，可证其为称职的循吏。而其吏能的养成，除了20余年在县乡实践的历练外，随葬的《语书》《为吏之道》和《秦律》等文献当有重要的贡献。喜的经历，应代表绝大部分秦基层文吏。

　　综而观之，“以吏为师”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一项重要传统；在不同时期，其具体内容与侧重会有变化。公元前213年发生的焚书坑儒事件，在漫长秦制建设中具有偶然性，但这一“恶法”的影响却长久难以消除，并使后世对秦“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形成整体偏消极的评价。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 责任编辑：张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