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执行 破解执行难的四川方案

　　交叉执行是人民法院针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和长期未执结案件执行办案的一种有效方式，也是调配执行资源，加强执行管理，强化执行监督，促进执行规范，淬炼执行队伍的有效抓手，近年来正成为破解执行困境的关键举措。

　　2023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将交叉执行纳入“四项任务”予以重点部署推进。2024年1月，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进一步明确执行工作重点，交叉执行被列为2024年“五项重点任务”之一，为全国法院开展相关工作指明了方向。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迅速行动，于2024年2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交叉执行工作的通知》，全面推动交叉执行工作；接续出台《关于规范提级执行的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集中执行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规范交叉执行工作的通知》等文件，构建起系统完备、衔接顺畅的交叉执行推进体系，筑牢制度基础。

　　四川高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周磊向记者介绍，交叉执行工作启动以来，四川法院围绕选案标准、办案要求、程序规范、监督管理等关键环节，创新形成“6553”办理机制：在选案标准上，明确“同一被执行人在不同法院有10件以上未实结案件”“涉案财产6个月以上未处置且经督办无进展”等6类情形案件，纳入交叉执行重点案件范围；在办案要求上，细化“院、局、庭领导承办交叉执行案件占比不低于50%”“无正当理由的财产须在期限内处置”等5项硬性规定；在程序要求上，明确“案件移送措施衔接”“谁决定交叉谁督办至案件办结”等5项程序规范；在监督管理上，聚焦全流程监管与质量把控，制定3项针对性要求，确保机制刚性运行。

　　依托“6553”办理机制，四川法院执行质效得到稳步提升，不仅攻克了一大批执行难案、积案，更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蜜胺”侵害发明专利及技术秘密案成为全国首批执行实施类指导性案例首案，被评为新时代推动法治进展2024年度十大案件、2024年度四川省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6起案件获评全国交叉执行典型案例，两件编入人民法院案例库，为各地法院优化执行工作提供了“四川方案”。

　　2023年至2025年9月，四川法院共办理交叉执行案件33488件，其中19287件取得实质进展，执行到位金额100亿余元，三项核心数据充分彰显机制的实战效能。

　　

　　

　　提级执行是交叉执行的方式之一，其适用需紧密结合执行法院实际与案件具体情况，因案施策、精准发力，尤其在行为类执行案件中，更需用好以破解难题。

　　在全国执行标的最大的知识产权案件之一，四川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蜜胺”技术侵权执行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挂牌督办，四川高院靠前指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执行，整合四级法院力量攻坚，成为提级执行精准适用的典型范例。

　　该案源于四川某化工公司的技术突破：其曾投入巨资攻克“蜜胺”技术瓶颈，打破国外垄断，却因核心研发人员泄密，导致外地两家公司将技术提供给山东某化工公司，建成年产5万吨“蜜胺”生产线并投产。经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判决各侵权人连带赔偿9800万元，并销毁涉案生产设备、停止侵权产品销售。然而，判决生效后执行工作却陷入僵局。

　　“本案跨省执行难度大，案涉设备还具有易燃易爆属性，拆除需专业技术支撑，成本高、风险大；且双方在四川、广东另有3起关联案件，申请执行人希望‘一揽子’解决所有纠纷。”周磊道出僵局根源——仅靠原执行法院的力量，单打独斗，难以完成跨省跨部门协调，无法推动案件取得实质进展。

　　为破解困局、降低当事人维权成本，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将本案列为挂牌督办的交叉执行第一案，采取“最高法督办、四川高院指挥、成都中院执行、山东法院和广东法院协同”的办案方式。在多方联动下，2024年1月28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以4.4亿元专利许可费与侵权赔偿款“一揽子”化解本案及后续系列纠纷，案涉设备得以合法利用。

　　这一结果不仅兑现了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胜诉权益，更实现“执行一个案件，保护两方企业，服务两地经济发展”的多赢效果，为跨区域、多部门协同执行案件运用交叉执行机制提供了可复制经验。

　　

　　2014年，某集团公司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退赔，其名下位于成都的某酒店成为唯一可供执行的财产。然而，酒店既背负两家银行总计1.1亿余元抵押债权，又牵涉117名投资群众（多为60至70岁老人）共计4000余万元需退赔款项，资产远不能覆盖全部债务，案件就此陷入僵局，投资群众反应强烈。

　　面对这起涉众广、矛盾深的“骨头案”，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并未机械执行，在区委政法委的领导下，在区公安分局和辖区街道的配合下，完成受害人身份核实及损失登记、疏导投资者情绪，为后续退赔奠定坚实基础。

　　后续因享有抵押权的债权人主张权益，成都中院和自贡中院在另案执行中分别启动财产处置程序。执行法院面对的，一边是抵押权人急于兑现债权、要求推进拍卖的强烈诉求，另一边是投资群众反对拍卖、渴望挽回损失的迫切愿望；处置财产均未能成功，多个案件执行陷入僵局。

　　基于此，四川高院决定启动协同执行，统筹调度自贡中院、成都中院、青羊区法院三家执行法院，协同解决资产处置、财产分配等案件办理难题，加强释法明理，最终促成各方达成财产处置及案款分配的共识。2023年，案涉酒店北楼、南楼分别以5966万余元、3100万元处置成功，为投资群众累计追赃挽损3000余万元，退赔比例高达80%以上，为银行成功兑现了胜诉权益。

　　通过三级法院协同联动，整合司法资源打破信息壁垒与地域限制，既坚守法律底线保障抵押权人合法权益，又以善意执行最大限度维护群众利益，最终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这起近十年积案的化解，既保障了民生权益又化解了金融风险，是四川法院协同执行的典型案例之一。

　　在另一起某公司系列执行案中，记者则看到了集中执行所展现的新范式效能。

　　案件的起因是，在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刑民交叉执行案件中，宜宾市翠屏区人民法院判决认定某公司返还4000余名集资参与人9亿余元集资款，但由于可供执行的财产不能足额清偿集资参与人，且全省11家法院受理其百余件民事执行案，同时因处置权争议、退赔清偿顺位争议等，导致资产处置陷入僵局，无法推动。

　　2024年11月，四川高院决定将138件相关民事案件交由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集中执行。宜宾中院高度重视，加强研判，逐一理清资产现状，分类施策，顺利解决资产处置的障碍，按照“一资产一方案”的原则，稳步推进资产处置。截至2025年9月，已执行到位3亿余元。

　　在本案中，通过集中执行的新范式，不仅实现集资参与人和民事债权人利益的准确甄别、协同处置，更推动关联案件一次性化解，彰显交叉执行统筹化解重大、疑难、复杂执行案件的制度优势。

　　近年来，四川法院聚焦执行难案、积案，加大集中执行与协同联动力度，将集中执行与协同执行的“好钢”，精准用在攻克跨区域、多主体复杂案件的“刀刃”上。截至2025年9月，四川法院累计协同执行6384件，执行到位近63亿元；累计集中执行1624件，执行到位7.37亿余元。

　　

　　针对省内执行案件分布不均、人均办案量差异大等问题，四川法院创新构建“全域统筹、分类施策、闭环管理”的交叉执行工作新体系，以“管案与调案并举”的新思路，推动执行资源高效配置，缓解最大体量成都法院的人少案多的矛盾。

　　“我们严格落实最高人民法院要求，通过调案强化管案效能，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管案的方式方法，形成了上令下从的调案管理模式。”周磊介绍，在工作理念上，四川高院2024年初确立了“管案与调案并举”的新理念，突出执行权的强行政属性，打破地域壁垒，依托省级层面统一调配力量，让执行人员、资源随案件需求流动，加强全省人案调配，推动四川法院执行整体工作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省级调案实践中，四川法院始终坚守“两便原则”——既便于当事人参与执行程序，又便于执行法院推进工作，综合考量主要财产所在地、执行法院案件负荷、干警力量配置等因素，精准确定交叉执行案件的管辖法院；同时搭建“点线面”协同推进体系，实现不同类型案件的精准突破。点上聚焦信访反映集中、原执行推进不力的跨市州积案、难案，以及同一被执行人涉及的跨区域案件；线上针对关联紧密的跨市州案件，尤其是涉企业“连还债”纠纷，开展集中执行；面上针对成都法院人少案多突出矛盾，将成都法院受理的赋强公证债权文书调整到其他法院执行。

　　成都法院作为四川省体量最大法院，人少案多矛盾尤为突出。为破解这一困境，四川高院经充分调研，将成都法院受理的公证赋强债权文书案件，按“两便原则”调配至省内其他法院执行。截至2025年9月，已累计调配案件8289件，成都法院人少案多突出矛盾得到缓解；调配的公证债权文书2024年执行完毕率较调配前提升5.54个百分点，2025年1至9月同比再提升2.08个百分点。

　　“管理就是调配资源，交叉执行就是从更大范围和更多层级调配执行资源。”周磊强调。四川高院将交叉执行和强化执行监督管理深度融合，实现从“管案”到“管人”“管事”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四川法院还将交叉执行作为队伍建设的“练兵场”，建立科学的追责与激励机制：对通过交叉执行取得重大突破的法院及干警予以表彰奖励，发挥“示范一案、带动一片”的引领作用；对存在消极执行、不规范执行等问题的，严肃追责问责，达到“追责一案、教育一片”的警示效果，以实战淬炼出一支高素质执行队伍。

　　● 责任编辑：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