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成立80周年：全球经济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1945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爱好和平的各国创建了联合国这一最具普遍性、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以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为着力点，搭建起战后首个全球性的多边合作机制，并逐渐发展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其中，实现经济发展是战后秩序恢复的基石，构成安全秩序重建、保护人权价值重建基础。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建构了一系列多边机制与合作框架，致力于推动全球经济稳定增长、缩小贫富差距、促进可持续发展，生动践行《联合国宪章》序言中所规定的“运用国际机构，以促成全球人民经济及社会之进展”的目标。在80年后的今天，全球经济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崛起、南北差距不断扩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遇阻。联合国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机制与治理成效面临挑战，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法治、弥补全球经济治理赤字。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回顾联合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贡献与挑战，不仅是对《联合国宪章》精神的传承，更有助于为未来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与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构筑战后全球经济治理的法治基石。二战结束前夕，国际社会通过多边条约与专门机构，将处于无序状态的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纳入法治轨道。1944年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二者随后成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注于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通过监督成员国经济政策、提供短期资金支持等手段，帮助各国应对国际收支失衡问题，为全球金融稳定发挥了关键作用。世界银行则将调整重点放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减贫事业上，通过提供长期贷款、技术援助和政策咨询，支持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关键领域的项目，极大地改善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水平。

　　1964年成立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提供了发声平台，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便利化、贸易融资和技术转让等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支持下，通过制定适宜的贸易政策扩大了出口规模，其发展权获得有效保障。

　　促进国际经济合作与协调。联合国为各国提供了广泛的经济合作与协调平台，通过多边谈判、政策对话和信息共享等机制，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经济合作的深入开展。作为统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核心协调机构，联合国六大机构之一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承担了协调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经济与社会政策、制定全球发展议程、监督发展目标落实的关键职能。在政策协调方面，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年度会议，整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的政策建议，形成统一的全球经济治理行动方案，从国际层面确立危机应对准则。这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受危机冲击严重国家提供援助资金，帮助这些国家稳定金融市场、恢复经济增长。

　　议程设定方面，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导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全球经济发展规划。这些措施对促进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起重要作用。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中国家之间在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实现了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南北合作方面，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呼吁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援助等，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南北经济差距，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

　　推动全球减贫事业与可持续发展。80年来，联合国始终将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减贫作为核心任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大量减贫项目，通过提供技术支持、能力建设和资金援助，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特色产业、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改善教育和医疗服务，增强了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在全球范围内，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6%大幅下降至2015年的10%，中国提前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2015年，联合国推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将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纳入统一框架，涵盖了17个目标和169个具体指标。尽管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现实挑战，但联合国的推动使得世界各国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上达成了广泛共识，促使各国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本国发展战略，为全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目标设定和规则约束，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从自发驱动向法治驱动转变。

　　

　　

　　国际经济格局变迁与治理机制规则滞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贡献不断攀升，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接近40%，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联合国的治理机制却未能及时跟上这一格局变化的步伐。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与其经济实力不匹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投票权分配仍然过度向发达国家倾斜，众多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份额相对较低。这导致在国际规则制定和重大决策等方面新兴经济体的诉求难以得到充分体现，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平性与有效性。

　　当前，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人工智能经济等新兴领域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引擎。联合国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规则框架，各国多依据自身利益制定标准，导致全球经济治理碎片化。规则供给与经济实践的脱节不仅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的失衡，更削弱了联合国在新兴经济领域的协调引领作用。

　　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举措冲击。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给联合国倡导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带来了冲击，造成法治权威与多边机制受损。一些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经济利益，频繁采取高关税、贸易制裁、技术封锁等单边贸易措施，破坏了国际贸易规则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贸易战不仅严重影响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扰乱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无法有效解决成员间的贸易争端。同时，单边主义行为还破坏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信任基础，阻碍了各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协调，给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些逆全球化举措削弱了联合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协调能力与权威性。

　　资金短缺与工作推进遇到阻力。联合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工作中长期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这制约了其职能的有效发挥。部分会员国未能按时足额缴纳会费，比如美国多次以政治理由拖欠会费，总额已达28亿美元，导致部分联合国项目因资金不足而无法正常开展。此外，联合国的资金来源过度依赖少数发达国家的自愿捐款，资金来源结构不稳定。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削减对外援助预算，使得联合国其他机构的可支配资金进一步减少。资金短缺还引发了联合国在资源分配上的不均问题。在应对全球性经济挑战时，联合国的资金资源往往优先流向发达国家或部分热点地区，而一些贫困地区和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的资源相对较少。资金和资源分配偏离既定目标削弱了规则的执行力，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展滞后。

　　

　　

　　积极推动维护多边经济合作。2025年9月，外交部发布的《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提出，“现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中国是联合国多边经济合作的坚定支持者与积极推动者，在对外关系法等涉外领域基础性法律中将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这一立场制度化。在联合国框架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进程，推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与话语权。中国倡导通过多边协商解决国际经贸问题，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在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平台上，中国积极贡献国际经济改革的智慧和方案。在2025年9月的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上，中国会同各方发表了关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声明，表明了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态度。从数字经济的前沿探索到绿色转型的系统布局、从多边贸易的坚定维护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中国通过具体行动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注入新动力。

　　助力联合国实现发展目标。中国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将联合国发展目标与本国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在国际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全球提供了宝贵经验。中国提前十年实现了联合国的减贫目标，中国通过实施精准扶贫战略，在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派遣代表团到中国学习减贫经验，并在本国进行实践探索。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中国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发展、节能减排、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太阳能、风能装机容量均居世界首位。中国还积极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对外投资与合作项目中，帮助沿线国家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中国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帮助其提升经济发展能力，以行动落实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实现涉外法治实践与联合国发展目标的深度衔接。根据对外关系法，中国对外经济援助与技术支持以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目标为导向，既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当下困境，又助力其长期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通过对外援助、优惠贷款、技术合作等方式，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制造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与众多发展中国家开展了广泛合作。实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帮助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改善了当地的交通条件，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针对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债务压力，中国率先采取务实行动，将债务减免作为助力其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根据《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2013年至2018年，中国免除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共计98笔到期无息贷款债务，累计金额达41.84亿元人民币。不同于部分发达国家以债务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中国的债务减免始终坚持平等协商、尊重国家主权原则。中国债务减免举措为发展中国家摆脱主权债务陷阱提供了有力支持。

　　

　　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

　　

　　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一方面，联合国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重点应在于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机构中，应更加重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政策研究、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机会，使其能够在国际贸易谈判、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国等机构可以建立更加公平、透明的决策机制，减少个别国家对决策的垄断，提高决策的民主性与代表性。另一方面，联合国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关键应重视提升新兴经济体和全球南方国家的话语权，使其能够充分参与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与决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中，应进一步调整投票权分配，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份额，使其与经济实力相匹配。

　　坚持多边主义，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与经济霸凌措施。联合国应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全力维护多边体制的权威性与稳定性。联合国可利用自身的多边平台优势，组织各国开展贸易政策对话与协调，倡导各国遵守国际贸易规则，通过多边谈判解决贸易分歧，避免采取单边贸易措施。联合国可以通过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合作，推动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与完善、增强组织韧性，恢复其有效运行，及时公正地解决贸易争端。联合国应推动建立全球贸易预警机制，及时监测和预警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为各国提供信息支持，帮助各国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联合国还应促进各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稳定与安全，推动全球贸易的健康发展。

　　优化资金筹集与分配机制，确保重点项目推进实施。为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联合国需要优化资金筹集利用方式，确保资金筹集的透明与分配的公平。由各国根据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按比例出资的全球经济稳定基金，应用于应对全球性经济危机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资金分配方面，联合国应建立更加科学、公平的分配机制，根据各国的发展需求、贫困程度、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进展等指标合理分配资金。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贫困地区和面临特殊困难国家的资金支持力度，确保资源向最需要的地方倾斜。在此基础上，联合国还可通过资金资源重点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譬如，在联合国系统各机构以及国际合作项目中，加强对各国的技术支持与能力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绿色技术、可持续发展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培训与援助，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能力。

　　80年来，联合国在全球经济领域中的治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联合国推动并主导下，全球经济治理的框架得以建构，国际经济发展与全球减贫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全球经济合作与协调得到有序展开。随着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动，联合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治理机制与效果亟待改革与完善，以应对来自贸易保护主义、单边强制措施等逆全球化举措的冲击挑战。未来，联合国要积极谋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引领全球经济朝着公平、包容、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更好地发挥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核心作用。

　　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深度参与联合国全球经济治理与改革过程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推动国际经贸交流合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助力联合国发展目标实现、体现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中，中国将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契机，支持联合国机构改革与发展，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黄健昀系中山大学法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黄瑶系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国际经济组织的规则制定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025qntd25）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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