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闭环  给执法权装上“法治刻度”

　　行政执法，如何既能“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又能“为企业撑起绿荫”？

　　自202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体系建设的意见》以来，一场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在之江大地蓬勃展开。

　　浙江以“弄潮儿”的姿态，将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紧密结合，高起点谋划、高标准推进、高质量落实，全面构建起贯通上下、协同左右的“监督体系”。从省级层面的系统指引和裁量基准细化，到各地的特色化实践；从“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数字赋能，到“大监督”新格局的初步形成，推动执法监督工作从传统模式向系统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阶段跃升。

　　

　　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是浙江作为经济大省践行“挑大梁”使命的必然选择，也是优化营商环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关键一环。

　　面对长期困扰企业的“第三方服务不规范”“过罚不当”等痛点，浙江省司法厅主动创新，推出“四统一、五规范”系统执法指引，全面整合执法平台、流程、机制与保障，系统规范检查事项、内容、频次、程序及文书，推动执法体系向标准化、精细化纵深迈进。

　　宁波市率先启动规范化改革试点，以“严控事项、严禁扰企、强化监督”为核心，从源头厘清执法边界、堵塞监管漏洞。今年5月，宁波在全市层面出台系统性指导意见，发布涵盖63项服务的正面清单，实现“目录之外无委托”。在试点地区慈溪市，行政执法委托第三方事项报批率达到100%，服务事项减少18.5%，节约财政资金近5%，企业满意度提升20%，初步形成“企业感受度与政府效能双升，事项与成本双降”的良好局面。

　　“省级层面同步修订《浙江省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规定》，压实42家省级执法单位责任，全面梳理并公布涉企行政检查事项4482项，目前已细化28个执法领域中共434项轻微违法不予处罚事项，全年不予处罚案件达4.4万件。”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地方层面也积极创新、协同推进，形成多层次、上下衔接的执法监督体系：绍兴市在市域层面较早出台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地方立法《绍兴市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办法》；杭州市构建“1+8”多元行政裁量权基准体系，为精准执法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温州市苍南县推出24项权责监督清单，清晰划定执法边界；宁波市江北区发布175项服务清单和《违法风险自查清单》。“过去最怕执法‘自由裁量’，现在最盼标准‘公开透明’。”一位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专项行动中，聚焦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精准监督，动真碰硬，加大问题纠治力度，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做到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切实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省司法厅执法监督处处长余晓辉介绍。据了解，浙江结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组织开展了坚决维护群众切身利益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共收集处置问题线索1728条，为企业挽回损失4655.72万元，有力维护了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法治环境。

　　“在‘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浙江探索推进执法服务并重模式，加快从事后监管向事前、事中全过程预防与服务体系转变。”省司法厅执法监督处副处长金良平说。

　　金华市面对快递业务量全国第一而安全基础薄弱、消费者申诉量大的治理挑战，探索联合帮扶机制，于2024年联合8部门推出全国首部快递行业闭环监管指导标准，系统梳理44部法律法规、281条监管依据，为企业绘制出一张系统明晰的“法治导航图”，有效提升行业治理的法治化、标准化水平。

　　武义县创新构建“后陈式”案件回访体系，拓展“后陈经验”在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的民主监督实践。通过建立“三级三类”回访架构，综合运用“云调研”“差异访”“双随机”三维回访方式，并配套“突出问题交办”“驻队日查管理”“双向激励评价”三项末端处置机制，形成“发现-交办-整改-销号”全流程闭环的“3＋”管理模式，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实现执法效能和群众满意度的同步提升。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回访综合行政执法案件4458件，帮助解决各类问题506项，出台针对性营商环境优化政策30余条，惠及经营主体超过2500家。

　　“监管的本质是服务。”浙江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提到，“当前监管模式正经历从‘单向命令式’向‘双向互动式’的深刻转型。必须依托法治精准‘导航’，以法治方式营造更优营商环境，才能真正实现行业高质量发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双赢。”

　　

　　

　　“无照经营违反哪些规定？会受到哪些处罚？杭州市检查数量最多的10个事项是什么？……”

　　在杭州市司法局智慧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轻敲键盘，全省统一的“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平台瞬间给出精准答案。“这不仅是执法人员的‘AI助手’，更是公正执法的‘智能监督员’。”杭州市司法局法治督察处处长钟鼎文介绍，“它能实时预警执法裁量偏差，把权力运行晒在阳光下。”

　　这一场景，正是浙江执法监管数字化转型的重大成果体现——全省统一的“大综合一体化”执法监管数字应用平台已全面建成并投入运行。

　　近年来，浙江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为牵引，沿着“权力规则化、规则数字化、数字智能化”的路径，全力打造省市县乡多级贯通、多部门协同联动的执法监管数字应用体系。该平台整合了全省42个执法条线、4600余个执法主体和20余万名执法人员资源，编织成一张全域覆盖的“行政执法一张网”。

　　省司法厅有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平台实现了执法全程在线、行为全程留痕、过程全程可溯。执法人员通过平台开展的每一次检查，检查内容、检查结果均可被实时监测。据了解，全省数万名执法人员常态化使用该平台，累计生产和归集执法数据104.3亿条，处置问题线索3.1万条。

　　“以数字赋能推动监督模式转型，从‘事后纠偏’转向‘事前事中预警’，真正实现企业减负与执法增效的‘双赢’。”金良平说，平台以“1个执法监管大脑+1个协同指挥系统+许可、检查、处罚、监督4大核心业务模块”为架构，配套电子取证、送达、缴纳等数字化工具，深度挖掘数据资源，构建超过130个监督模型，完善执法风险监测、问题处置、决策分析、效能评价和执法画像等核心功能，全面推动监管模式迭代升级。

　　平台还与省纪委公权力大数据监督、12345“民呼我为”、“141”基层智治等系统深度贯通，无缝对接“天巡地查”“数智卫监”等非现场监测系统，形成监督与治理的强大合力。据统计，仅2024年平台就精准监测并推送问题线索4446条，高效处置4404条，自运行以来累计处置线索已达1.9万条。

　　在省级平台基础上，杭州进一步探索“AI+执法监督”新范式，精准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检查扰企”问题。钟鼎文向记者介绍了“杭州版”系统三大亮点：

　　一是智能分析防干扰。创新构建“行政执法多维模型态势分析”系统，对3296万条执法数据实时监测、深度挖掘，系统精准构建过罚不当、重复检查等智能监督模型。目前，已成功移送纪检监察案件9件，监督清退违规收费12万余元。

　　二是AI回访强闭环。在全国首创“AI行政执法智能回访”，通过智能电话主动采集3880家企业的真实评价，自动关联执法数据进行碰撞分析。这把“数字利剑”已揪出“假服务真检查”等隐蔽线索23条，针对性发出监督提示单18份，实现监督闭环管理。

　　三是裁量导航促公正。研发“行政裁量权AI智审”模型，可智能提示历史处罚中位数、离散度等关键数据，对明显偏离“基准线”的案件自动提示重点审查。同时，智能助手“执法精灵”实现类案精准推送，执法模式实现从“事后纠偏”到“源头防控”的转变，从根本上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统一性与公正性。

　　这一创新模式在基层执法中焕发强大生命力。例如，2023年11月，富阳区某山村生活垃圾集置点外围发现随意倾倒的海鲜包装盒，经查，系一创业酒坊因分类意识薄弱所致。执法人员查明该区域属“非城市化管理区域”，其行为违反《浙江省综合治水工作规定》，依法应处200-2000元罚款。鉴于当事人系初次违法、认错态度诚恳，且当场清理垃圾、赔偿费用并签订清理协议，富阳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轻微违法行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认定其“情节轻微、及时改正、未造成危害后果”，最终依法免予罚款。

　　该案成为系统“裁量导航”功能的生动注脚。AI模型为裁量决策提供坚实数据支撑，确保“免罚”决定合法合规；同时，“责令改正+承担清理费用”的柔性执法，既让创业者感受到法治温度，又有效修复环境秩序，充分体现过罚相当原则。

　　据统计，2025年上半年，杭州市涉企处罚案件数、罚款金额、现场检查频次同比分别大幅下降33.37%、21.44%、62.83%。这套以AI破解“检查扰企”难题的创新实践成效显著，已被司法部遴选为全国典型案例，为全国执法监督智能化转型贡献了杭州智慧。

　　“依托智能化系统构建起‘事前预警、事中监督、事后规范’的完整智慧监督链条。这不仅精准解决‘检查扰企’痛点，更推动执法行为向规范化、精细化、智能化全面跃升。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全链条执法监督中的应用，重点拓展跨部门数据融合分析、高风险领域精准预警模型构建以及‘非现场+掌上’智能监管新场景，让人工智能成为提升执法效能、优化营商环境的‘超级引擎’。”钟鼎文总结道。

　　

　　

　　加快构建规范高效的司法监督体系，是法治浙江建设的关键抓手和坚实支撑。浙江率先探索构建“政企协同、多方联动”的新型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积极塑造“大监督”格局。

　　“现在一遇到问题，立马就能找到‘对接点’，很快便有回应和反馈！”一位企业主欣喜地说道。通过广泛设立行政执法监督企业联系点、选优配强特邀行政执法监督员队伍，推动监督力量向一线下沉，浙江逐步构建起“政企共治”的新生态。例如，舟山设立13个基层监督点，发放手册800余份，收集线索150多条；温州设立195家涉企执法监督联系点，2024年以来已开展监督123次，解决实际问题135个；义乌在电商城内创新设置执法监督观察点，集成法律咨询与合规指导等功能，实现问题解决率100%，开展合规讲座17场，服务企业超200家。

　　在司法协同方面，浙江率先建立与“一府两院”常态化联络机制，签订合作备忘录，实现依法行政与法治监督的多维融合。联合举办法治论坛厘清农村违建监管等难点，共同出台《违法建筑强制拆除流程图》，通过专题研讨系统破解30余项执法实务难题。检察机关以特邀监督员和监督人才身份常态化参与执法案卷评查、专项督查及实务研讨，全年参与超过20场，“两法衔接”平台效能持续释放。

　　浙江还积极推进与人大、监察机关的协同监督，将行政执法情况明确纳入党委督察巡察清单，开展进驻式排查。已完成对32家执法单位的系统巡察，发出执法监督通知书23份，反馈问题与建议80余条。在与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监察委联合开展的《物业管理条例》等法规执行情况专项监督中，明确社会噪声监管职责，切实回应群众关切。

　　同时，浙江建立健全案件研判与线索移送机制，对监督中发现的职务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监察机关，实现监督闭环管理。例如苍南县出台的《纪检监察 法律监督 执法监督协同工作机制》，通过“一码集成”入企服务，将企业使用率、反馈率和评价率纳入纪委监委评议体系，实现对涉企执法科室和站所的精准“多维画像”，以数字赋能推动各类监督有机贯通。

　　“我们正不断拓宽涉企执法社会监督渠道，让执法行为更加规范、透明。”余晓辉介绍。通过市级营商环境投诉中心、“12345”热线和“民呼我为”平台等渠道，全面梳理和归集涉企执法突出问题；同步建立行政执法分析通报机制，实时监测和研判全省执法数据。今年以来，已处置执法风险线索6388条，完成3次全省性执法态势分析通报，实现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他表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特别注重借力媒体强化执法监督。依托地方网络问政、阳光热线等平台，以案释法、以例明纪，组织执法部门轮值进驻“阳光热线”直播间，主动回应社会关注的执法堵点难点。与网信部门建立涉执法舆情联动机制，及时通报并纠正因执法不当引发的网络舆情，筑牢执法监督的“防火墙”，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反响。

　　通过数字手段为执法权安装“笼头”、植入“服务基因”，浙江所构建的智慧监管生态，不仅根除了“重复检查、频繁扰企”的沉疴，更实现了执法效能与营商环境优化之间的双赢，为全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贡献方案。

　　● 责任编辑：孙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