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历史评价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共庭审416日、817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受理证据4300份以上，时间之长、次数之多、证人证言之庞杂、判决内容之广，均为国际司法审判历史之最。东京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法庭审判。

　　长达1212页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对日本策划、准备和发动对中国和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犯罪事实进行了司法认定，对日本25名甲级战犯所应负的侵略战争犯罪责任，依法给予了定罪和量刑。公平、正义且极具权威性，不容置疑和挑战。

　　

　　

　　东京审判既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总结，也是战后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对伸张正义、惩罚战争犯罪、维护世界和平等，都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东京审判有力惩罚了战争犯罪，伸张了正义

　　日本战犯策划、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苏、美、英及东南亚等国带来巨大牺牲和深重苦难，造成极其严重的破坏。

　　日本侵华战争，共造成中国死伤人数3500万，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亡30万人以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苏军在对日本关东军作战中，伤亡3.64万人，其中死亡1.2万人。

　　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区，美军共阵亡156884名，美国在二战中财产损失约3500亿美元。

　　英军对日作战伤亡9万多人，其中3.6万人阵亡，仅在日军战俘营，就有1.2万名英军战俘丧生。英联邦军中约有10万人死于对日作战。合计英军死于对日作战约13万人。英国在二战中的财产损失1500亿美元。

　　日本还先后入侵泰国、菲律宾、印度、澳大利亚、中国香港、马来亚、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据庭审查明的战争犯罪事实，依法对东条英机等7名日本甲级战犯判处死刑，另对平沼骐一郎等16名甲级战犯判处无期徒刑、两名甲级战犯判处有期徒刑。日本甲级战犯被处重刑，是其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东京审判彻底揭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对25名甲级战犯依法惩处，代表了人类进步力量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反人类罪行的严正清算，惩罚了战犯。审判过程、审判程序、审判实体均公正、公平、合法，体现了国际法的正义原则。这是在国际社会产生巨大震动和影响的正义审判，其以司法判决的形式，对二战东方战场作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和判定，体现的是全世界爱好和平民众的共同意志和愿望，具有全球最高的司法权威性。

　　（二）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东京审判不仅增设并肯定了“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而且对管辖罪行的界定、个人刑事责任原则进行确立。这在国际法上开了先河，促进了战争法规的建立与发展，为后来国际刑事法院的运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开创意义。

　　第一，东京审判以其严正判决在国际法的高度上确定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人类共识，还确定了计划和准备侵略战争也是犯罪，而领导侵略战争的人应负刑事责任。这一国际法准则的建立，沉重打击了侵略战争中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

　　关于破坏和平罪，在庭审中被告方曾提出质疑：被告们参与战争时，战争是否已被定为犯罪？如果当时不定为犯罪，那么不能判定被告有罪，因为法律不能溯及既往；纵使当时已定为犯罪，参与其事的个人是否应该负责？

　　有法学专家认为，“东京审判强调，上述两项质疑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即已解决，其法理依据为：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这已由一系列国际公约所证明。东京审判指出，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没有创设而只是以实践行为适时地宣布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项国际法原则。”

　　第二，东京审判正式确定了违反人道罪，即将战时或战前对非武装人民的屠杀、种族灭绝、奴役、放逐及其他不人道的行为等规定为犯罪。这就使一切反人道罪行，都不能逃脱正义的审判。

　　第三，东京审判的各项记录和判决书等文件，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它本身就是日本法西斯所犯种种罪行的如山铁证。

　　第四，与此同时，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还确立了“纽伦堡原则”，即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1950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确定了这一原则，包括“追究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官职地位不免除个人责任原则；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的内容。后来，继纽伦堡和东京审判之后，国际社会又成立了东帝汶特别法庭、塞拉利昂特别法庭、柬埔寨特别法庭、黎巴嫩特别法庭、非洲特别法庭以及常设性质的国际刑事法院，等等。这些都体现了东京审判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和对国际法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因此，东京法庭审判破坏和平罪的实践，是在国际法禁止性规范、违反国际法应当承担国家责任的基础上，创造性对发动侵略罪行的个人，判处“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等侵略罪行。它既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现代国际法的新贡献。

　　（三）东京审判对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东京审判维护和保障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所确立的二战后国际秩序，也奠定了战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法律基础，确立了战后国际法准则。同时向世界宣示，任何国家、集团和个人计划、准备、发动、指挥侵略战争，都是对国际法的违反，都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必定受到严厉惩罚。这有利于防止战争，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符合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我国近代历史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中国受到日本等西方列强的无数次侵略，也被迫签订了不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1945年以前，中国财富被掠夺，人民也受尽了种种屈辱和痛苦。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百年间抵抗外国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东京审判也是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一个重大事件。

　　梅汝璈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身份，在日本首都东京，在由日本战时大本营的军部大厦改建而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曾策划、指挥、参与攻占当时中国首都南京的日本甲级战犯，其代表的是中华民族、中国各党派以及饱受屈辱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冷战格局的迅速形成，在东京审判的后期，虽然美国事实上已经开始为日本说话，扶植日本使其成为在远东对抗苏联的势力，但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是对中、美和亚洲其他国家数以千万计亡灵的安慰。审判威慑了战争狂人，体现了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因此，在法律上、在政治上，东京审判是对日本侵略势力以及军国主义的一次重要清算和有力打击，它极大鼓舞了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反对侵略、争取和平的士气，增强了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维护亚洲及世界和平的信心和决心。  　

　　对当时刚刚从战争的癫狂状态中恢复冷静的大多数日本国民来说，东京审判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东京审判使他们首次了解到日本当年策划和推行侵略战争的经过，以及日军在海外制造的种种惨剧的真相。

　　（四）东京审判是一部活生生的国际法教科书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历时925天漫长审判的意义，显然不仅仅是为了绞死东条英机、绞死松井石根……

　　如何防止类似于南京大屠杀的人间悲剧重演，如何防止、阻止类似于东条英机式的政客疯狂地策划、发动战争，值得人们尤其是政治家们的深刻反思。

　　庭审是最具体、生动的法制教育课堂。东京审判818次（包括公开宣判1次、庭审817次）庭审，就是818场触及灵魂的法制教育课。

　　除法官、检察官、被告人、辩护律师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证人、旁听者、媒体记者。东京审判是当时每天全球最热点的新闻事件和新闻来源。

　　东京审判的818次庭审，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策划、发动侵略战争，造成了战争危害，是要承担犯罪责任的。使人们深刻认识到什么是侵略战争？侵略战争给人类带来怎样的痛苦与苦难？反侵略战争付出了哪些重大牺牲？战犯为什么要承担侵略战争的犯罪责任？以及承担何种犯罪责任？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为什么要处死刑？等等，法制教育具体、生动，尤其对参与庭审的旁听民众，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庭审也让日本民众了解到他们前首相的双面人格。盟军总部给东条英机10天时间，可东条英机直至执行逮捕令的宪兵队到达其住宅时，东条英机才朝自己腿部开了仅伤及皮肤的一枪。东条英机没有遵自己颁发的“战阵训”切腹自裁。为此，被日本民众嘲讽。可就是这个人，在日本深陷侵华战争泥潭的背景下，还疯狂策划和发动了毫无胜算把握的太平洋战争。

　　还有日本法西斯文人中最狂妄的宣传家和煽动家、甲级战犯大川周明，他为逃脱法律制裁而苟生，整天装疯卖傻。

　　东京审判用业经司法确认的战争罪行记录，用如山铁证驳斥了“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日本右翼荒谬论调，警示和教育人们侵略历史不容否认和篡改，历史悲剧不容忘却，更不能重演。

　　

　　

　　毋庸讳言，由于历史原因和当时国际政治背景因素，东京审判还存在诸多局限，比如法庭仅仅完成第一批战犯的审判，因为美国的原因，后续战犯的审判便不了了之。梅汝璈曾指出：“他们（指日本群众）问道：同样是甲级战犯，罪恶相差不远，何以有些人便判处绞刑或终身禁锢，有些人却完全逍遥法外，不但没有受到法律制裁，而且连受审都不曾经过？对于日本群众的这个问题，要找到一个合乎逻辑的答复是很难的。因此，我们惟有承认：东京审判，正如纽伦堡审判一样，只能被认为是对战犯们的一种‘象征性’的惩罚。”

　　东京审判对很多日本右翼没有给予严厉的惩罚，使得在那场战争中犯下大量罪行（特别是在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逃脱了罪责。

　　（一）为什么没有追究日本裕仁天皇及其皇族的战争责任

　　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处根据各同盟国的意见选定了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作为东京法庭审判的对象。但日本天皇裕仁未在其列。

　　裕仁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不仅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强烈要求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就连国际舆论甚至日本本国的一些人士，也认为日本天皇是这场罪恶战争中的最高责任者。如果没有天皇这种最高力量的命令和统帅，日本也就不会发动那样的一场战争。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发表终战诏书，裕仁天皇推动并指导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可以说，裕仁天皇是日本最大的战犯，也是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

　　战争结束后，国际社会要求审判裕仁的呼声极高。但出于对战后利益的考量，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宣布“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诉天皇”，所谓的理由是《波茨坦公告》允许日本在战后保留天皇制度。

　　日本的天皇是世袭制。1889年公布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中规定，天皇“作为国家之首，总揽统治权”。天皇在战前和战时都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日本军队的最高统帅。同时，天皇还号称自己是创造日本国家之神的万世一系的子孙，是神权的化身。

　　裕仁天皇作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天皇，其在位期间相继策划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侵略和践踏了中国和东南亚以及太平洋数十个国家，导致数千万人民的无辜死亡，裕仁天皇罪大恶极，理应作为甲级战犯接受审判。

　　梅汝璈主张审判裕仁，他在与其他法官交流这个问题时提出，保留天皇制度与起诉裕仁并不矛盾，可以由新天皇即位，同时起诉裕仁。

　　梅汝璈的主张得到了其他一些法官的支持，日本天皇因此也差一点儿被送上了法庭，只是后来由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才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审判。

　　如此一名战犯为什么战后并没有被审判，而且还安稳的当日本天皇？美国作为二战后的强国，东京审判可以说在很大方面受到美国的影响。在东京审判期间，美国对日本实施军事管制，所以美国在此次审判中占有主导地位，法庭的组织形式、法官由谁担任，以及最终罪犯名单有谁，这些都是由美国所决定的。

　　麦克阿瑟在二战后被美国政府任命为美国远东地区司令官，虽然麦克阿瑟在前往日本的路上曾信誓旦旦要审判裕仁天皇，但当麦克阿瑟在日本见识到天皇在民众当中的地位之后，便马上意识到，如果不对裕仁天皇进行审判，那么就可以利用日本天皇在民众中的威信，方便美国日后在日本和远东地区发展自身势力和维护自身的利益，甚至有助于美国及其盟国更好地控制日本以及远东地区。于是麦克阿瑟就想方设法庇护裕仁天皇，甚至要保留日本天皇制度。尽管当时有许多国家都认为，在此次审判中日本天皇应该承担战争责任，还有许多国家表明，要把日本天皇作为战争主犯审判，但麦克阿瑟还是一意孤行选择不对天皇进行审判，而且要把当时已经逮捕了的、罪行较多的日本皇亲，最后都予以释放。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麦克阿瑟向东京法庭法官建议：凡是涉及天皇的各类诉讼一律不予受理。法官们迫于压力，还是以表决的形式作出了这样一个不予受理的决定。虽然梅汝璈据理力争，终究未能如愿。       

　　就这样，本该作为甲级战犯主犯审判的裕仁天皇，因为美国及其盟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而选择了不追究裕仁天皇在二战中的一切责任。而到了最后，就连南京大屠杀元凶朝香宫鸠彦王等23名担任高级将领的日本皇族也未予起诉。

　　朝香宫鸠彦王是日本裕仁天皇的姑父。南京大屠杀主要元凶之一。曾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10年与明治天皇的女儿富美宫允子内亲王结婚，于1922年去法国留学。回日本后一直在军中任职，是激进的“皇道派”。1937年12月7日，朝香宫鸠彦王赶赴南京前线，接替因病而不能主持军务的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临时指挥各路日军攻占南京，并陆续签发了一系列密令，酿成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其罪行甚至重于甲级战犯松井石根、乙级战犯谷寿夫，只因其是日本皇族，逃脱了军事法庭的审判。

　　后来“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被写入日本新宪法中，天皇原有的世袭君主地位得以保留，并且再次成为保护战犯的后盾。

　　放弃对日本天皇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东京审判最大的缺憾。梅汝璈事后说：“在第二轮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得到无数的证据，足以证明他（日本天皇）即使不是日本侵略战争阴谋的发起人之一，至少也是一个消极的阴谋的参加者。这一点，即足够构成他从犯的罪名。”

　　（二）为什么有的战犯未受惩罚，甚至部分东山再起

　　一是没有惩罚日本财阀。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来说，如果没有日本垄断财阀的支持，也不能进行侵略战争，因为军事实力是以经济实力作基础的。

　　有“国策公司”之称的日本“满铁”，当时不仅给日本关东军提供了推行军事政治谋略和夺取经济命脉的力量，而且还全力充当了关东军的超级后勤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路权，之后日本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表面上这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是日本侵华大本营，它的历任总裁都是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的。九一八事变时，日本的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但他们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占领了东三省。假如没有实力雄厚的“满铁”参与、配合和支持，关东军是难以得逞的。

　　二是美日幕后交易，帮助掩盖731部队细菌战罪行。除了经济掠夺之外，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中国制造的无数惨案更是令人发指。侵华日军大量使用细菌化学武器是众所周知的。731部队和100部队用活人做试验，3000多名被捕的抗日民众，最终成为细菌试验的牺牲品。据不完全统计，死于日军在中国多地实施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至少有20万人。

　　二战时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研究和使用细菌武器，进行大量活体实验，残害无数生命，罪行累累，令人发指。然而，此类罪行却由于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在东京法庭逃脱了审判。

　　在苏联的伯力审判中，虽然起诉了日本战犯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并审判了战争后期指导过细菌试验、担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山田乙三和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100部队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隆笃等12名日本战犯，但731部队的罪魁祸首石井四郎等人，却被美国以索取日本细菌武器试验资料作为交换条件，对他们加以保护，使这些罪大恶极者逃脱了审判。

　　石井四郎是日本陆军中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的创始人和部队长，以进行人体实验、研制细菌武器而知名。1932年秋，受日本陆军参谋部的派遣来哈尔滨组建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1935年后又建了平房细菌战研究基地，即平房细菌工厂，也称731部队、石井部队，有队员2270多人，研究细菌，用活人试验，残酷地杀害反满抗日志士。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00人在活着的情况下被进行人体实验迫害致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石井四郎逃回日本。1945年12月，他离开东京到老家千叶县隐居起来。由于害怕成为战犯，他连假葬礼都准备好了，但被美军情报人员跟踪逮捕，押回东京。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美国特派细菌战专家汤姆森审讯石井四郎，要求其交代犯罪事实。

　　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美国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还让石井四郎成为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三是部分战犯未受惩罚，甚至东山再起。由于美国战略政策上出现转变，审判后期，放松了对部分重大战犯战争责任的追究。1948年12月24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发出所谓“战犯假释”的指令，释放在巢鸭监狱中服刑的18名甲级战犯，随后许多重要战犯刑期未满都被陆续释放，其中就包括被称为“满洲之妖”的岸信介。此人还于1957年出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内阁的成员半数为曾被清算的战犯。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京审判的效果。

　　岸信介是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胞兄。1936年后历任伪满政府实业部总务司司长、产业部次长和总务厅次长等职，被称为操纵伪满的五大头目之一。1939年调回日本，历任阿部信行内阁、米内光政内阁、近卫文麿内阁等的商工省政务次官。1942年4月在“大政翼赞会”支持下首次当选为众议员，同年10月任东条内阁商工大臣。1943年任东条内阁国务大臣兼军需省次官。日本投降后，岸信介被定为甲级战犯关进监狱，1948年获释。

　　1953年岸信介当选为众议员，同年加入自由党。1954年又与鸠山一郎等组成日本民主党，任干事长。1955年自由民主党成立后，仍任干事长。1956年任石桥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任首相。任首相期间，与美国签订新的日美安全条约。

　　（三）关于帕尔意见书

　　东京审判庭审结束后，对日本甲级战犯作最终定罪量刑时，11名法官分别提交的判决意见不一致，形成了多数派和少数派意见书。其中，少数派代表就是印度法官帕尔提出的帕尔意见书。

　　帕尔竟提出了宣告全体甲级战犯无罪的意见书。在东京审判已过去七十七年的今天，作为否定东京审判的依据，持右翼立场的日本人常常援引帕尔意见书。

　　日本右翼势力一直挑战东京审判，指责东京审判是胜者对败者的复仇式审判；否认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把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说成是“自卫”；认为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甚至把日本侵略者说成是受害者；反对现行和平宪法，要求修改《自卫队法》，以发展其军事力量；一些日本政要多次参拜供有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还有，2012年8月19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还登上了钓鱼岛。

　　日本是世界上至今唯一拒绝完全承认战后结果的国家，一些日本右翼分子认为是“终战”，而不是“投降”。

　　日本不少主张和平的人士，则对日本社会在帕尔意见书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诸如“要冲破战后体制的樊笼”等战前旧有思维不断复活的倾向深表担忧，呼吁要对右翼和保守势力试图否定和篡改历史、不承认战争责任提高警惕。他们主张，如何坚持走和平道路，才应该是日本人时刻思考、时刻进行反省的问题。

　　梅汝璈告诫我们：“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教训表明，坚定维护二战后确立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是防止战争悲剧重演的根本制度保证。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进行调查并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判与严惩，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2025年9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警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只有平等相待、和睦相处、守望相助，才能维护共同安全，消弭战争根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爱和平、维护和平，只有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作者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本文引用资料参见梅小璈、梅小侃编著的《梅汝璈东京审判文稿》，[日]田中利幸等编：《超越胜者之正义——东京战罪审判再检讨》，梅小侃译。〕

　　● 责任编辑：孙雅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