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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以审判为中心：期待从理念到实践的蜕变》专题报道之二
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是以法为中心
要依司法规律办事
对于诉讼结构的理解，是要按照全人类的司法规律，历史地看、发展地看。你愿意这么干，得这么干；你不愿意这么干，也得这么干。这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说，人类历史上司法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司法与行政不分，第二个阶段控审分离，第三个阶段控辩审分离，形成了目前我们所说的三角形。这个结构是一个历史的必然，你同意也是这样，不同意也是这样，规律不可抗。讨论控辩审的诉讼结构问题，要按照司法规律和律师发展的大势理解。“我从法官到法院的角度讲，我认为以审判为中心，就是以法为中心，要求我们法官以及审判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只服从法律，无论是庭审，还是证据采信定罪量刑。以审判为中心不是因为法官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审判是刑事诉讼的最后阶段，是法律赋予我们最后的裁决权。与其说是权力，不如说是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原副庭长薛淑兰说。
因为理念还没有完全转变，出现了“新三难”“老三难”的问题。公诉机关平等地重视辩护意见和被害人的意见，审判机关平等地重视公诉意见和辩护意见。平等的机制构建，也是这次研讨的一个问题。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子程律师认为，这次会议对于确立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并重这样的理念非常有用。我们看到各种文件都在强调理念的转变，事实上理念的转变是最难的，理念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我觉得新的《诉讼法》实施之后，很多问题不是立法的问题，是执行层面的问题。
高子程律师说，我的体会是六个字：水准、责任、诚信。无论是侦查人员、公诉人员还是审判人员，或是辩护律师，如果我们具备了足够的水准，具备了足够的责任心，具备了相应的诚信，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四种关系就一定是科学的，是符合立法本意的。我说的水准是理论宽厚，我说的责任是敢于担当，我说的诚信是诚实守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各种责任主体、权利主体才有可能各尽其责，各履其职。
务实更重要
薛淑兰说，我从事刑事审判工作30多年，一直在最高法工作。有两类案件，一类是死刑复核案件，另一类是轻罪非罪界限难以区分的案件，这两类案件要慎重。目前进行刑事辩护的案件占30%，还有70%没有辩护，这里面有多少罪与非罪难以区分的案件？因为这些案件没有辩护，使这些案件不该定罪的定罪了，不该判刑的判刑了。我们需要重视，对于一个无辜的人判刑，可能导致其失业，对于其家庭还有父母、所有的亲属，影响面是很大的。作为一个法官要严格把握这方面的界限，如果把握不好，不该判刑的判刑了，是对司法权威的最大的损害。对侦控辩审的关系问题，薛淑兰说，孟建柱书记讲总体是健康的，但是问题是存在的。存在哪些具体问题，原因何在，采取哪些措施加以解决，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课题。据说律协执业委员会和法院的审判行为研究会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尤其当前出现了几起法官和律师关系紧张的事件，我觉得还是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公安部法制局朱希处长表示，公安部正在推行“两统一”的工作机制，其中之一就是案件审核统一由法制部门进行，统一出口，整个刑事案件，法制部门审核之后，法制部门归口移交给检察院。这是一个内部的审核归口，从我们执法管理的角度，觉得这个归口会有效提升执法质量，审核过程中保证律师执业权利的情况作为案件审核的内容。通过审核部门的归口，我们觉得可以搭建与律师沟通的一个平台，可能会更有效。我们也在思考，能不能由我们法制部门与律师建立一个平台和窗口，更加有效地沟通，有效地保障律师的权利。
目的是一致的
目前司改，中央规定司法人员的职数为39%，要求必须有余地。北京马上要推行司改，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是试点。原来70%的办案人员将转变为30%的办案人员，所以案多人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何进行有效的案件分流，提高办案的效率，就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问题。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研究室主任孙春雨介绍说，合作共赢应该成为共识，新型的合作关系在诉讼法中有所体现，其中包括庭前会议制度、刑事和解等。我们应当注意在司改背景下，控辩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一个是双方的办案理念基本上相同，目标都是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第二个双方的地位对等并得到了强化，尤其是律师，我们要求每个诉讼环节都要听取而且重视律师的意见。以前有可能是被动听，现在要求主动听，这样的话有利于双方形成互信，走向合作。
关于新型控辩关系的构建，孙春雨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在定位上控辩关系上应该是理性平和的对抗、适度有效的合作，对抗要依法有理有据，合作也不能没有原则，不能没有距离。第二个在平等对抗方面，有必要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这个有争议，有必要明确，形成辩护人与侦查机关平行调查，有利于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三是在适度有效合作方面，有必要推行诉辩协商制度，这样我们可以把大多数的轻微的刑事案件消化在审判前，很多案件也便于解决。
总的讲，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控辩对抗是常态，但是合作也是一种新型的理性的当然的选择，双方首先是平等的合作，合作不成才转成平等的对抗。在良性对抗中，不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这一目标和定位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