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与安全维度

　　周边命运共同体是在周边外交框架之内所确立的概念，是践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应有之义，也是对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和充实。这一概念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指引之下，进一步提升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密程度，在认知和实践层面迭代升级，对于稳固我国安全发展的环境，对于塑造周边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格局、协同健康持续发展的关系具有积极重要的意义。

　　

　　

　　和平与安全是国家利益的重点关切，周边国家更是构成了此种关切的重要支点。历史和现实证明，周边国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体现在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经济依存与非传统安全等层面。

　　地缘政治与军事安全影响。周边国家之间领土、海域相邻或隔海相望，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形成陆地或者海域划界方面的问题。这些权益争议直接威胁国家的国土安全，在冲突激化、出现军事对峙甚至局部冲突的时候，还会给其他周边国家带来影响，加剧紧张局势。在一些国家，边境恐怖组织活动猖獗，可能通过边境线渗透到我国境内；另外一些国家内战引发的难民潮和跨国贩毒问题也可能对我国边境安全构成压力。一些国家在海域问题上与域外势力联动，形成牵制的势态。与此同时，外部势力介入加剧周边矛盾，使得安全隐患增加。一些并非地理邻国的域外大国，采取军事同盟、前沿部署和区域战略深度介入周边地区，通过出售武器、联合军演构建军事包围圈，破坏周边的和平。

　　经济依存与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和平与安全是发展的底线，周边的和平与安全是国家发展乃至全球发展的核心。我国与邻国在跨境水资源、渔业资源及油气资源上存在广泛的合作。在半导体、新能源等产业链上存在依存，区域外大国试图削弱我国在东亚产业链中的地位。我国在周边国家的投资，尤其是基建项目，有可能受到影响。

　　

　　

　　周边和平与安全和全球和平与安全是部分与整体的辩证统一。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形成区域合作的“积木效应”，逐步构建多层次、包容性的安全网络，有助于在全球层面实现持久和平。这一进程既需要大国的责任担当，也离不开中小国家的协同参与，最终形成“安全不可分割”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和平与安全和全球和平与安全存在着多层次、多维度的互动，既构成全球安全治理的局部基础，也是全球和平与安全宏观目标的具体投射。稳定包容的周边安全格局会有效转化为全球安全公共产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支撑。

　　周边和平与安全是全球安全的基石。议事决策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区域合作机制的成功能为全球治理提供模式借鉴。反之，如果不能构建有效的法治架构，周边国家的地理邻近性容易使区域冲突外溢为全球危机，传导为市场波动、难民潮和恐怖主义扩散，影响全球经济与政治稳定。我国强调“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正是通过“一带一路”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平台，将区域发展红利转化为安全韧性，形成“以发展促安全”的路径。通过上述理念和措施提供区域安全的内生动力，通过减少贫困、缩小发展差距和增强制度互信，有效降低了冲突风险，为全球安全注入稳定性。

　　通过解决与调和紧张状态，达到区域与全球和平与安全局势的动态平衡。区域安全主要面临三个重要问题：首先，安全利益优先级存在冲突，一些大国将区域安全捆绑于大国竞争，加剧了全球分裂风险；其次，治理机制呈现出分层错配，全球性国际组织应对区域冲突时效率不足，区域组织则缺乏强制执行力，地方与区域冲突经常因制度应对不足而陷入僵局；最后，安全观念体现出基于历史文化的差异，我们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共同安全观”与西方的“同盟安全观”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产生了实践落实上的不同。实践证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条真正的多边合作之路、和平安全之路。我们在全球层面强化联合国权威，遏制霸权干预；区域层面推动制度创新，持续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机制，加强上合组织反恐协作；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既能够有效捍卫自身的主权，又能够贡献于区域和平与安全，提供全球安全公共产品。

　　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够积极回应全球格局的演进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性议题。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号召人类加强团结，共同面对风险。湄公河流域国家共同应对上游水坝的生态影响，南太平洋岛国与澳新合作应对海平面上升，均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合作需求，这种合作必须从区域开始。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强化阵营对抗，将区域矛盾工具化，导致小范围冲突升级、地区局势复杂化等负面后果。面对全球权力结构和大国博弈的深刻影响，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以推动形成良好的区域安全态势，引领区域国家超越地缘竞争，建立跨域协作机制。区域安全无法孤立于全球体系，必须通过多边规则平衡主权诉求与共同利益。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能够以渐进融合方式化解矛盾，为全球安全提供“东方方案”。

　　周边命运共同体有利于实现区域与全球安全的良性循环，达到重构安全认知、降低冲突动机、创新安全治理工具的目标。在重构安全认知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有助于摒弃“零和博弈”，在周边国家之间建立危机管控的双边或者多边机制。在降低冲突动机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邻近国家之间强化贸易与投资的纽带，通过周边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与制度实现产业链互嵌，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强化全面安全；在创新治理工具方面，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有助于在邻近国家之间形成数字技术支撑的区域风险预警系统，推动气候安全、网络安全的跨国联防。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实现

　　

　　对于我国当前的发展而言，积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在周边国家关系之中形成良好的安全、发展、互信、环保的势态和局面，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目标得到良好的、坚实的支撑，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由内及外、由局部到整体地构建和完善。

　　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启发我们，需在维护主权与促进合作间寻求动态平衡，从法律和组织上防范安全陷阱，警惕域外势力借代理人战争破坏区域稳定。周边国家在维护地区和平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进一步提升周边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最紧密关切的认识。通过法律制度的建构形成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缓冲，周边安全得不到良好管控就有可能成为大面积、严峻冲突的导火索。

　　周边国家在维护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作用体现在多个层面，既有积极的合作促进，也有预防冲突的机制建设。周边国家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推动高层互访，进行战略对话，提升政治互信。中国通过元首外交与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周边国家建立常态化互访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历史遗留矛盾，构建新型邻国关系，推动双边关系升级为命运共同体。进而，建立和强化多边机制促进对话协商。上海合作组织、澜湄合作等平台，可以通过多边框架实现风险管控，为边境争议、核问题等提供对话渠道。

　　周边国家可以强化经济合作，实现互联互通，促进共同发展，降低冲突风险。相互依存的经济纽带对于减少冲突动机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邻近国家通过贸易、投资和产业链整合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从外部经验观察，二战后法德通过煤钢联营实现和解，以此为根基，进化到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共同体，直到现在的欧洲联盟，成员国间构建了商品、资本、服务、人员自由流通的共同市场，逐渐加深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彼此利益的深度绑定的格局。如果彼此发生激烈冲突，对于任何一方而言成本都会过高，这就大幅降低了区域内部战争可能性。我国已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达成命运共同体共识，中柬“钻石六边”合作架构、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将安全与发展议题纳入统一框架，形成“以合作促和平”的亚洲方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我们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意识，特别是通过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强化，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交通互联增强区域经济纽带。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等“一带一路”旗舰项目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深度绑定。经济合作，特别是以基础设施为龙头的经济合作带动沿线就业和产业升级，以共同利益抑制冲突动机。在此基础上，周边国家可以提升区域一体化增强抗风险能力。2025年启动的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合作。此外，周边命运共同体更便利于以共同发展消除贫困的方式维护地区安全。历史经验表明，贫困和不平等常是冲突的根源。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东盟各国通过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实现广阔的覆盖范围的关税减免和产业链整合，缩小成员国发展差距，间接减少社会动荡风险。

　　周边国家之间实现非传统安全协同治理，妥善化解冲突，形成多元的安全机制。在周边国家之间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能够推进非传统安全合作的机制构建，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危险因素，更加有效率地应对自然灾害。从外部可借鉴的做法看，非洲联盟设立和平与安全理事会，防止冲突扩散。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和平使命”联合军演等提升了周边国家之间的军事透明度，增强邻国之间的互信。我国积极推进与陆上邻国完成边界划界，签署睦邻友好条约。构建边境联合巡逻机制，将争议区域转化为合作示范区。我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建立反恐合作机制，遏制跨境恐怖主义渗透；与缅甸合作打击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有效维护地区人民安全。为了保证边境安全，周边国家之间可以设立机制，增强军事互信与边境管控。

　　周边国家之间还可以提升文化互鉴，加强人文交流与社会融合，消弭认知鸿沟，从降低文化误解、预防文明冲突的角度构建安全。文化和社会交流有助于从深层化解历史矛盾，实现持久的安全。推进密切的民间交往，能够软化政府间的对立态势，形成更加紧密和多元的安全网络。可以进一步强化教育合作，重塑年轻一代的认知。正如欧盟的“伊拉斯谟计划”鼓励学生跨国学习，提升了年轻一代的跨文化认同，我国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倡议也形成了一系列的教育培训项目，可以在周边命运共同体指引下进一步建起跨文化交流与认同的平台。国家之间通过设立和拓展流行文化、体育和艺术交流项目，鼓励跨境民族通婚促进民间互信，降低安全隐患。2024年在云南举办南亚东南亚国家文化艺术节，吸引10余国参与，超60万人次观展；中柬“人文交流年”推动语言教育、旅游签证便利化，2025年双向游客量突破500万人次。中马“榴莲航班”、中越跨境旅游合作区等民生项目，使民众直接获益。泰国游客通过中老铁路实现“一日游两国”，促进草根层面的理解互信。这些活动形成并不断完善周边国家之间的民间纽带，巩固区域和平与安全的基础。

　　通过强化周边命运共同体，我们在工作推进之时能够更加清晰地把握周边国家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文化交流与合作以及环境提升方面形成共同协作的理念，进一步提升周边关系的质量，使得我们更加深刻把握“着眼全球、始于足下”工作的原则，深刻理解周边命运共同体在推进和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全球性、整体性、宏观性的设计构架和宏远规划真正落到实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就需要在不同的地理区域、不同的工作领域、不同的人群之中形成工作思路。周边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就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总体、宏观的概念框架之下确立的具体概念。实践表明，周边国家既可以是潜在冲突的“火药桶”，也可转化为和平的“压舱石”。未来，随着气候变化、数字安全等新挑战涌现，近邻国家的协同治理将更为关键。其状态和趋势如何，取决于能否构建利益共享机制、制度化对话平台以及包容性区域认同。周边命运共同体理念敦促我们和周边国家强化同气连枝、同呼吸共命运、相互依赖、相互支持、共同前进的思想理念，通过构建和完善争端解决、增强战略互信、提升经贸往来、促进民心相通的法律规范与具体措施，为周边国家的共同安全营造良好的制度体系。

　　（何志鹏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耿斯文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 责任编辑：高瀚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