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法，政策法制化的立法创新

　　2025年伊始，一部事关国计民生的重磅级新法律——能源法正式实施。该法集中规定了能源领域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制度，由此填补了能源基本法律的空白，实现了能源立法的历史性突破。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领域的法治化水平，与国家安全、经济运行、民生福祉、社会稳定息息相关。能源法出台之前，我国已颁行了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多部单行能源法律法规。相较这些聚焦细分产业或单一议题的能源立法，放眼系统视野、立足全局高度的能源法，虽然早在2006年即已启动起草，却十八年磨一剑，其间数易其稿、波折不断，可谓艰难。

　　能源法多年难产的原因在于，面对能源安全风险、低碳转型、供需矛盾等叠加挑战，如何合理平衡安全保障、环保目标、民生诉求等多重关系，殊为不易。在不同历史时期，由政策主导的不同能源种类优先发展选择、能源市场化改革、能源管理体制调整等等，屡有变动，且伴随复杂的利益纠葛，因而极大延宕了立法进程。不过，能源领域近二十年的转型努力和改革探索，也催动了能源政策的日趋成熟，见证了能源安全新战略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确立，为能源法的最终破茧成蝶，提供了丰富的政策资源、坚定的价值判断。

　　也正因此，政策法制化成为能源法最鲜明的特征，体现能源基本政策取向的原则性、方向性、引导性条款占到了最大比重。无论是国家能源战略的宣示，还是能源治理框架的确立，抑或具体制度的构建，无不深深烙有能源政策的基因，堪称能源政策系统、集中的法律表达。以法律形式固化能源政策目标、确认能源改革成果，无疑将为诸多能源政策的实施夯实更坚固的合法基础、加持更强劲的约束效力，大大提升能源治理体系的法治化。而在全球能源治理的大背景下，以法律形式阐明政策立场，也意味着向世界作出了更具国家信用的法律承诺，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参与治理、积极转型的决心和贡献。

　　政策入法虽不乏先例，但如能源法这般浓墨重彩地植入政策体系，实属史无前例。这种与传统立法惯例截然不同的立法创新，为近年来勃兴的重点领域立法开创了崭新的立法模式。在政策作用极为显著的能源领域，能源法作为基础性、统领性法律，其主要使命是以法律规范对重大问题作出顶层设计，回答单行法无法应对的战略导向、综合治理、体制改革、立法协调等宏观议题。这就需要打破传统立法模式的束缚，开辟更适合能源领域治理的立法新路，能源法侧重能源政策的法制化，正是实现其功能、激活其价值的必然立法选择。

　　同时应当看到，政策法制化的立法新模式，也面临着如何消解法律稳定性与政策灵活性之间的冲突、如何厘清政策语言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区隔等诸多难题，对此，能源法也进行了立法技术的积极探索。比如，能源法所构建的诸多重要制度，既脱胎于能源政策，又以法制设计的范式，清晰配置了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以及能源企业、用户等各方的权利义务，融入了权责统一、保障民权、公平正义等法治精神，进而实现了政策措施与法律规范的有机融合。凡此种种，都为其他领域的政策法制化，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参照样本。

　　从更长远的视角而言，能源法的出台，开启了能源立法深度变革的新起点。能源法所确认的战略方向、治理目标、普适制度等，将统筹能源单行法、下位法的对标立法或修改。能源法的诸多原则规定，亦有赖配套立法转化为更具操作性的细化规范。而以能源法为统领的能源法制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将引领能源领域的发展和治理，逐渐摆脱政策主导的路径依赖，更多转向法律调整的法治轨道，最终推动我国从能源大国走向能源强国。

　　●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