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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抗战胜利70年》专题报道之七
老兵不死
-- ——三个抗战老兵讲述难忘的抗战经历
抗战时期，不论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还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都为捍卫国土家园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勇篇章。
（91岁，八路军老战士）
1938年，我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河北省隆尧县青年抗日先锋队，后来进入战地救国委员会公安科当侦察员。我还直接参加了像电影《敌后武工队》和《地道战》中那样的战斗，神出鬼没地打鬼子。
1942年，我在回家途中路过一个叫霸王营的村庄，碰见了当时任区特警助理员的刘竹溪（解放后在广西柳州做过地委书记）。为安全起见，晚上我和他，还有一位救国委员会主任同住在一位姓郭的老太太家的地洞里。因汉奸告密，二十多个日伪军包围了郭老太太的房子，把机枪对准地道口嚎叫道：“刘佳时，出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将两个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手榴弹使劲朝洞外一扔，两声巨响后，伪军丢下机关枪赶紧逃跑了。我们３人趁机跑出地道，扛上机关枪朝村外跑去。伪军看我们只有３个人，又折转回来追赶。我们跳进一条河里，钻进河岸旁的高粱地里才得以脱险。
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敌人使出“强化治安”“囚笼战术”等花招。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戒备，岗楼越修越多，越修越高，越修越坚固，把所有的交通线路都封锁起来，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严加盘查。千户营这个特殊的地方，虽然只有少数皇协军驻扎在岗楼里，但岗楼把守着周边的交通要道。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县里决定把这个岗楼“拔”掉。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后连夜行动，挖一条由镇上通往岗楼的地道。一百多号人连夜赶工，挖了五天五夜，一直挖到岗楼的地下，用大水缸装炸药，炸掉岗楼后立即撤退，敌兵追赶了五天还是被我们甩掉了。
“地道战”也是日本鬼子逼出来的，开始我们挖的是土豆窖地洞，只能藏一两个人，后来变成连屯通，再发展成“地道”。“地道战”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很多老百姓主动帮我们挖地道。
（100岁，原国民革命军102师战士）
1932年，家中排行老三的我被抽丁当兵。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我编在国民革命军直属102师第612团。我们在上海打了三个月仗，于夜间撤退至无锡，与日军激战一晚后又撤至南京。南京会战冲出日军重围，经安徽至陕西宝鸡整训，后调至黄河边驻防。不久赴徐州参战，师长柏辉章胞弟柏宪章、304团团长陈蕴瑜都阵亡了。之后我们随部队至河南漯河休整，补充新兵。我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南昌会战时，我们102师是在外围参战，部队损失严重，撤往湖南衡阳。有一次，我的战友发现日军在开会，因为敌人多，我方炮兵不敢开炮。但是我的三个战友不顾安危，让其他炮兵躲开，三人测量好距离后打了第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日军会场的讲台，然后连打三发，但没多久，这三个战友就被日军射过来的炮弹炸死了。
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由79军协防，守了三天，还是换成我们102师来守，我们在新墙河驻守近3年。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在岳阳麻布山一带作战，任务是守住铁桥。我身上多处负伤，左脚大脚趾被炸弹炸断了。后来，我们102师三天三夜强行军至长沙黄土岭与日军作战，进行第三次长沙会战。记得当时有个洞里面藏了十多个日本兵，我和两个战友（其中一个湖北籍的，会日语）挑着担子，里面有羊头。日本兵用日语喊：“你们搞什么？”我们回答：“送饭咧。”骗过日本兵后，我们混入他们的阵地，用十多颗手榴弹炸死了十多个鬼子。历经六次大战役，许多战友战死沙场。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右耳朵被弹片炸伤，腿上留有两道被子弹穿透后的伤疤，里面至今仍有弹片没有取出来。
（96岁，原国民革命军74军57师中尉参谋）
我1938年进入黄埔军校16期步科学习，1940年毕业后分配到37军140师搜索连任少尉排长，随部队在第九战区抗击日军，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1943年，在第九战区干部训练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后，我被调往74军57师参谋处担任中尉参谋，主要负责谍报组工作，搜索敌情，偶尔会乔装打扮外出侦察。
74军57师是常德会战的主力部队。我在常德陬市找到部队后随师部前往河洑。随着战事的推进，57师师部从河洑迁入常德城内，师部就设在武陵阁附近的中央银行。
1943年11月中旬，日军步步逼近，常德城岌岌可危。此时，驻守德山、由100军调配给57师指挥的188团与师部失去联系。师部令我前往188团送达余程万师长“迅速占领德山”的紧急命令。回去的路上，得知常德城被日军围困，只好跟着警备司令部中尉副官张威在常德城周边活动，四五天后才跟着前来反攻的新10军回到常德城，但见全城满目疮夷，遍地尸首，八百多守城将士只剩下几十人。
回常德后，我被安排寻找阵亡战友的遗骨，并负责掩埋。战后，我被任命为57师169团上尉副营长，不久被派往广西桂林受训。
“地道战”，依靠群众打鬼子
讲述人 刘佳时（91岁，八路军老战士）
1938年，我参加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河北省隆尧县青年抗日先锋队，后来进入战地救国委员会公安科当侦察员。我还直接参加了像电影《敌后武工队》和《地道战》中那样的战斗，神出鬼没地打鬼子。
1942年，我在回家途中路过一个叫霸王营的村庄，碰见了当时任区特警助理员的刘竹溪（解放后在广西柳州做过地委书记）。为安全起见，晚上我和他，还有一位救国委员会主任同住在一位姓郭的老太太家的地洞里。因汉奸告密，二十多个日伪军包围了郭老太太的房子，把机枪对准地道口嚎叫道：“刘佳时，出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我将两个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手榴弹使劲朝洞外一扔，两声巨响后，伪军丢下机关枪赶紧逃跑了。我们３人趁机跑出地道，扛上机关枪朝村外跑去。伪军看我们只有３个人，又折转回来追赶。我们跳进一条河里，钻进河岸旁的高粱地里才得以脱险。
抗战最艰苦的日子里，敌人使出“强化治安”“囚笼战术”等花招。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戒备，岗楼越修越多，越修越高，越修越坚固，把所有的交通线路都封锁起来，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严加盘查。千户营这个特殊的地方，虽然只有少数皇协军驻扎在岗楼里，但岗楼把守着周边的交通要道。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县里决定把这个岗楼“拔”掉。我们接受了这个任务后连夜行动，挖一条由镇上通往岗楼的地道。一百多号人连夜赶工，挖了五天五夜，一直挖到岗楼的地下，用大水缸装炸药，炸掉岗楼后立即撤退，敌兵追赶了五天还是被我们甩掉了。
“地道战”也是日本鬼子逼出来的，开始我们挖的是土豆窖地洞，只能藏一两个人，后来变成连屯通，再发展成“地道”。“地道战”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群众的支持，很多老百姓主动帮我们挖地道。
在六大战役中死里逃生
讲述人 刘宪玉（100岁，原国民革命军102师战士）
1932年，家中排行老三的我被抽丁当兵。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我编在国民革命军直属102师第612团。我们在上海打了三个月仗，于夜间撤退至无锡，与日军激战一晚后又撤至南京。南京会战冲出日军重围，经安徽至陕西宝鸡整训，后调至黄河边驻防。不久赴徐州参战，师长柏辉章胞弟柏宪章、304团团长陈蕴瑜都阵亡了。之后我们随部队至河南漯河休整，补充新兵。我先后参加了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南昌会战时，我们102师是在外围参战，部队损失严重，撤往湖南衡阳。有一次，我的战友发现日军在开会，因为敌人多，我方炮兵不敢开炮。但是我的三个战友不顾安危，让其他炮兵躲开，三人测量好距离后打了第一发炮弹，直接命中日军会场的讲台，然后连打三发，但没多久，这三个战友就被日军射过来的炮弹炸死了。
第一次长沙会战打响，由79军协防，守了三天，还是换成我们102师来守，我们在新墙河驻守近3年。1941年9月第二次长沙会战时，我在岳阳麻布山一带作战，任务是守住铁桥。我身上多处负伤，左脚大脚趾被炸弹炸断了。后来，我们102师三天三夜强行军至长沙黄土岭与日军作战，进行第三次长沙会战。记得当时有个洞里面藏了十多个日本兵，我和两个战友（其中一个湖北籍的，会日语）挑着担子，里面有羊头。日本兵用日语喊：“你们搞什么？”我们回答：“送饭咧。”骗过日本兵后，我们混入他们的阵地，用十多颗手榴弹炸死了十多个鬼子。历经六次大战役，许多战友战死沙场。我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右耳朵被弹片炸伤，腿上留有两道被子弹穿透后的伤疤，里面至今仍有弹片没有取出来。
八百守城将士只剩下几十人
讲述人 李忠保（96岁，原国民革命军74军57师中尉参谋）
我1938年进入黄埔军校16期步科学习，1940年毕业后分配到37军140师搜索连任少尉排长，随部队在第九战区抗击日军，参加过第二次长沙会战。1943年，在第九战区干部训练班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训练后，我被调往74军57师参谋处担任中尉参谋，主要负责谍报组工作，搜索敌情，偶尔会乔装打扮外出侦察。
74军57师是常德会战的主力部队。我在常德陬市找到部队后随师部前往河洑。随着战事的推进，57师师部从河洑迁入常德城内，师部就设在武陵阁附近的中央银行。
1943年11月中旬，日军步步逼近，常德城岌岌可危。此时，驻守德山、由100军调配给57师指挥的188团与师部失去联系。师部令我前往188团送达余程万师长“迅速占领德山”的紧急命令。回去的路上，得知常德城被日军围困，只好跟着警备司令部中尉副官张威在常德城周边活动，四五天后才跟着前来反攻的新10军回到常德城，但见全城满目疮夷，遍地尸首，八百多守城将士只剩下几十人。
回常德后，我被安排寻找阵亡战友的遗骨，并负责掩埋。战后，我被任命为57师169团上尉副营长，不久被派往广西桂林受训。
责任编辑：李爱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