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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抗战胜利70年》专题报道之五
泅水逃出芦苇荡
-- ——一个新四军老兵的抗战回忆
70年前，一场打了14年的反侵略战争终于结束，亿万在战火中奉献了年华与热血的中华民族儿女，终于赢回属于自己的尊严与自由。
周芝江就是亿万英雄中华儿女中的一员，如今，年近九十的他，从某兵工厂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市长辛店街道的一个小区里。这里环境安逸，居住的多是从兵工厂退休的老人。
今年8月的一个上午，记者在周芝江的家中见到了这位抗战老兵。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正值壮年的人也难免会有所倦怠，但是周芝江老人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滔滔不绝，讲到兴奋处眼睛里还会闪出明亮的神采。
1926年，周芝江出生在安徽省和县一个贫穷的村庄，他的到来，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平添了几分愁容。“那时候我的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地，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蜗居在一处牛棚，父母根本无法养活我们兄弟姊妹五个。”
与那个时代很多的孩子一样，周芝江4岁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另一户人家当义子，将来为养父母养老送终。“我不怪我的亲生父母，家里没有吃的，我耗在家里也是饿死，把我卖了，我能有口吃的，他们也能活命。”
最开始，由于收买周芝江的那户人家没有子女，对待周芝江还算可以。但是随着养母的去世，养父又重新娶了一个妻子，而这个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嫁过来，周芝江的境遇便开始变得艰难起来。
“养父对我还算可以，但是后母却对我十分苛刻，经常不给饭吃。”周芝江说。
终于，在11岁那年，周芝江逃离了这个家庭。
这时正值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
但身处闭塞地区的周芝江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就算知道了，11岁的他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那时想的只是回到4岁之前的那个家。
凭着儿时的记忆，一路以乞讨为生，终于再次见到亲生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时候，周芝江却听到了母亲这样一句话：“你回来也没有用，家里实在没有你的饭吃，还是回去吧，再不好至少能有口吃的。”
11岁的周芝江没有回去，而是选择了流浪，饿了就去有人的地方讨口饭吃，晚上就随便找个草垛一躺。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周芝江遇到新四军的游击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周芝江遇到的这支游击队，正是新四军中的一支。“当时这支队伍有三四十人，装备很简陋，队长叫朱奇（音），四十多岁年纪。我当时年纪小，只知道他们给我饭吃，就一直跟在队伍身后。”周芝江说。
后来队长朱奇对周芝江说：“小鬼，你老跟着我们做什么，赶紧回家去。”
周芝江不答话，也不走，只是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直到队长朱奇再三追问，周芝江才吐露了自己的身世。
“我们的队长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生子，便动了恻隐之心，我就这样留了下来。”周芝江说。
安徽省沦陷后，周芝江所在游击队一边开辟根据地、扩充人员和装备，一边伺机与日伪军周旋作战。“平时我就和队伍在一起，战斗的时候，队伍去参加战斗，我就留在落脚处看家。”周芝江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游击队的队伍不断壮大，由原来的三四十人发展到了150人，并正式更名为“江北游击总队”，在裕溪口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裕溪口建有火车站，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有日军重兵把守，同时还有大量伪军驻防，为了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江北游击总队决定对裕溪口的日军进行突袭。“由于我当时年纪小，不容易引人注意，所以队长派我混进裕溪口侦查日军的布防情况。”周芝江说。
而正是此次裕溪口之行，让周芝江险些葬身日军的刺刀之下。
周芝江乔装改扮进入裕溪口之后，遇见了一名常到抗日根据地做针头线脑生意的中年妇女，而这名妇女知道周芝江是抗日游击队员的身份，于是立马将周芝江混进裕溪口的消息报告了日军。
“当时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那个汉奸（指中年妇女）就带着日本兵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抵在了我的胸口，嘴里还不断地吱哇乱叫。”周芝江说。
随后，周芝江被关押到了一处芦苇塘上搭建的简易牢房里，并有专门人看守。
“那时日本每天都用刺刀威胁我说出队伍的位置，我就装傻说我是良民，根本不是什么抗日游击队员。”周芝江说。
就这样僵持了十余天，周芝江明显地感觉到日军的耐心已经用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但就在危机的时刻，转机却到来了。
当时负责给日本兵做饭，同时也给周芝江送饭的，是一名随日军从东北一路南下的中国人。“他在最后一次给我送饭的时候，悄悄问我到底是不是游击队，我想反正都活不了了，干脆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没想到他竟然从袖子里悄悄递给了我一把做饭用的铁铲。”周芝江说。
抱定必死之心时，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一旦有了生还希望，周芝江反倒紧张起来，心扑通扑通地跳。就这样一直熬到深夜，周芝江小心翼翼地用铁铲把脚下的木板撬掉一块，然后钻进芦苇塘，泅水逃跑了。
“刚跑不久，日军就追上来了，最后是一位靠割芦苇卖钱为生的老大爷把我藏在芦苇垛里才摆脱了日本兵，回到部队。”周芝江说。
遭遇日本包围身受枪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中国共产党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重新组建的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人，周芝江成了新四军第七师的一名战士。
1943年，周芝江17岁，日军进行了血腥的梅山大扫荡。由于汉奸地主告密，日军兵分12路把周芝江所在的突击连100余人包围，在战斗过程中周芝江右胳膊中枪。
经过白天一天的激战过后，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决定连夜分散突围。“当时我胳膊中伤，流了很多血，不得不穿了好几件衣服，避免血迹外流。”周芝江说。
就这样，化装改扮之后的周芝江与其他战友一样，跻身在逃难农民中间，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突围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所幸遇到了在梅山上一座寺庙出家的一位僧人，他给我重新进行了包扎之后，又把我送到了部队医院。”周芝江说。
养伤两个月之后，周芝江重新归队，继续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周芝江被分配到兵工厂工作，直到退休。“我参加了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60周年纪念，如今马上要参加70周年纪念，我希望还能参加80周年纪念，不光为我自己，也替我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享受胜利的喜悦。”周芝江说。
周芝江就是亿万英雄中华儿女中的一员，如今，年近九十的他，从某兵工厂退休后，一直生活在北京市长辛店街道的一个小区里。这里环境安逸，居住的多是从兵工厂退休的老人。
今年8月的一个上午，记者在周芝江的家中见到了这位抗战老兵。一个半小时的采访，正值壮年的人也难免会有所倦怠，但是周芝江老人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精力，滔滔不绝，讲到兴奋处眼睛里还会闪出明亮的神采。
4岁开始的漂泊
新中国成立后在兵工厂工作了一辈子的周芝江已经年近九十，身体依旧硬朗挺拔，耳聪目明，声音洪亮。如果他自己不说，一般人很难想到，他4岁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卖给了别人。1926年，周芝江出生在安徽省和县一个贫穷的村庄，他的到来，并没有给父母带来多少喜悦，反而平添了几分愁容。“那时候我的家里没有吃的，没有地，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能蜗居在一处牛棚，父母根本无法养活我们兄弟姊妹五个。”
与那个时代很多的孩子一样，周芝江4岁的时候就被卖到了另一户人家当义子，将来为养父母养老送终。“我不怪我的亲生父母，家里没有吃的，我耗在家里也是饿死，把我卖了，我能有口吃的，他们也能活命。”
最开始，由于收买周芝江的那户人家没有子女，对待周芝江还算可以。但是随着养母的去世，养父又重新娶了一个妻子，而这个妻子带着一双儿女嫁过来，周芝江的境遇便开始变得艰难起来。
“养父对我还算可以，但是后母却对我十分苛刻，经常不给饭吃。”周芝江说。
终于，在11岁那年，周芝江逃离了这个家庭。
这时正值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遭到中国守军第29军严词拒绝。日军遂向中国守军开枪射击，又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
但身处闭塞地区的周芝江并不知道这个消息，就算知道了，11岁的他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那时想的只是回到4岁之前的那个家。
凭着儿时的记忆，一路以乞讨为生，终于再次见到亲生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时候，周芝江却听到了母亲这样一句话：“你回来也没有用，家里实在没有你的饭吃，还是回去吧，再不好至少能有口吃的。”
11岁的周芝江没有回去，而是选择了流浪，饿了就去有人的地方讨口饭吃，晚上就随便找个草垛一躺。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个月，直到周芝江遇到新四军的游击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在江西、福建、浙江、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安徽8省13个地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周芝江遇到的这支游击队，正是新四军中的一支。“当时这支队伍有三四十人，装备很简陋，队长叫朱奇（音），四十多岁年纪。我当时年纪小，只知道他们给我饭吃，就一直跟在队伍身后。”周芝江说。
后来队长朱奇对周芝江说：“小鬼，你老跟着我们做什么，赶紧回家去。”
周芝江不答话，也不走，只是默默地跟在队伍后面，直到队长朱奇再三追问，周芝江才吐露了自己的身世。
“我们的队长已经四十多岁，还没成家生子，便动了恻隐之心，我就这样留了下来。”周芝江说。
被囚十余日侥幸逃脱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引兵西进，进攻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同年11月23日，日军直扑安徽省广德县，尔后由广德直逼芜湖。12月10日占领芜湖，11日当涂失守。其后日军兵分四路大举进攻安徽。第一路日军沿津浦路北犯，第二路进攻合肥，第三路从水路进攻安庆，第四路进攻大别山。仅9个月时间，日军即攻陷安徽8区32县、市，占领宣郎广丘陵、沿江平原、江淮丘陵和淮北平原等大部分地区。安徽省沦陷后，周芝江所在游击队一边开辟根据地、扩充人员和装备，一边伺机与日伪军周旋作战。“平时我就和队伍在一起，战斗的时候，队伍去参加战斗，我就留在落脚处看家。”周芝江说。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三年，游击队的队伍不断壮大，由原来的三四十人发展到了150人，并正式更名为“江北游击总队”，在裕溪口一带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裕溪口建有火车站，地理位置十分关键，有日军重兵把守，同时还有大量伪军驻防，为了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江北游击总队决定对裕溪口的日军进行突袭。“由于我当时年纪小，不容易引人注意，所以队长派我混进裕溪口侦查日军的布防情况。”周芝江说。
而正是此次裕溪口之行，让周芝江险些葬身日军的刺刀之下。
周芝江乔装改扮进入裕溪口之后，遇见了一名常到抗日根据地做针头线脑生意的中年妇女，而这名妇女知道周芝江是抗日游击队员的身份，于是立马将周芝江混进裕溪口的消息报告了日军。
“当时我还没弄清怎么回事，那个汉奸（指中年妇女）就带着日本兵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抵在了我的胸口，嘴里还不断地吱哇乱叫。”周芝江说。
随后，周芝江被关押到了一处芦苇塘上搭建的简易牢房里，并有专门人看守。
“那时日本每天都用刺刀威胁我说出队伍的位置，我就装傻说我是良民，根本不是什么抗日游击队员。”周芝江说。
就这样僵持了十余天，周芝江明显地感觉到日军的耐心已经用尽，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但就在危机的时刻，转机却到来了。
当时负责给日本兵做饭，同时也给周芝江送饭的，是一名随日军从东北一路南下的中国人。“他在最后一次给我送饭的时候，悄悄问我到底是不是游击队，我想反正都活不了了，干脆就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没想到他竟然从袖子里悄悄递给了我一把做饭用的铁铲。”周芝江说。
抱定必死之心时，觉得什么都无所谓了，一旦有了生还希望，周芝江反倒紧张起来，心扑通扑通地跳。就这样一直熬到深夜，周芝江小心翼翼地用铁铲把脚下的木板撬掉一块，然后钻进芦苇塘，泅水逃跑了。
“刚跑不久，日军就追上来了，最后是一位靠割芦苇卖钱为生的老大爷把我藏在芦苇垛里才摆脱了日本兵，回到部队。”周芝江说。
遭遇日本包围身受枪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军长叶挺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国民政府宣布“将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
中国共产党对此针锋相对，宣布重建军部，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深入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重新组建的新四军统一整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共9万人，周芝江成了新四军第七师的一名战士。
1943年，周芝江17岁，日军进行了血腥的梅山大扫荡。由于汉奸地主告密，日军兵分12路把周芝江所在的突击连100余人包围，在战斗过程中周芝江右胳膊中枪。
经过白天一天的激战过后，为了保存实力，部队决定连夜分散突围。“当时我胳膊中伤，流了很多血，不得不穿了好几件衣服，避免血迹外流。”周芝江说。
就这样，化装改扮之后的周芝江与其他战友一样，跻身在逃难农民中间，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
“突围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眼看就要坚持不住了，所幸遇到了在梅山上一座寺庙出家的一位僧人，他给我重新进行了包扎之后，又把我送到了部队医院。”周芝江说。
养伤两个月之后，周芝江重新归队，继续抗战。
新中国成立后，周芝江被分配到兵工厂工作，直到退休。“我参加了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60周年纪念，如今马上要参加70周年纪念，我希望还能参加80周年纪念，不光为我自己，也替我那些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享受胜利的喜悦。”周芝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