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典型案例助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

　　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全国妇联共同发布了5起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典型案例。职能部门为落实强制报告制度联合发声，足以从一个侧面折射该制度的重要价值。

　　所谓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未履行报告职责的，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从上世纪90年代初部分立法条文孕育了强制报告制度的雏形，到2020年最高检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再到2021年修改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强制报告条款，沿着渐进式的制度建设道路，强制报告制度终于确立为具有强大约束力的法定机制。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实践情况看，强制报告制度自推行以来，已释放了强大的效能。据统计，2020年5月至2023年12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强制报告发现案件9282件。与之形成对照的是，2023年，发生在旅馆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同比下降30.9%。可见，强制报告制度的构建和落实，对于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法侵害，功莫大焉。

　　但也应当看到，强制报告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面临不少问题，现实中不知报告、不敢报告、不愿报告的情形仍时有发生，尚未达到全社会普遍接受、自觉遵守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抽象的法律条款与复杂的社会现实也往往存在着相当距离，难以作出全面、精准的规范。就强制报告制度而言，尽管已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九部门相关“意见”的双重加持，但对具体内容、要求等只是作了原则性规定，在实施过程中难免遭遇具象性不足、操作性欠缺等困惑，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构建起更加细化、更具实效的落实机制。

　　此次发布的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典型案例，正是集中展现了各地的有益探索，并由此彰显了典型案例的双重价值。一方面，相比抽象凝练的制度规定，鲜活生动的典型案例更便于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推动制度的真正落实。另一方面，典型案例并非落实制度的简单投影，更展示了落实制度的具体路径。从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看，不仅涉及智能报告系统、强制报告联络员机制等创新举措，还总结提炼了监护危机干预、留守儿童保护、被害人综合救助等长效机制。诸如此类的实践样本，对于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无疑具有极高的参照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有关部门公布的典型案例，多为因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被追责的情形，而此次公布的典型案例，均为积极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正面典型，体现了正向引导的思路。比如，贵州威宁县一位宾馆老板发现异常情况后及时报警，成功阻止了一名12岁女孩儿再次遭到侵害，并依据当地的奖惩办法得到了相应奖励。这样的案例示范，显然有利于激励相关主体积极履行报告义务。再比如，福建省龙岩市一名小学生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所在学校校长发现后及时报案，司法机关随即对加害者进行刑事追责，相关职能部门亦迅速展开医疗康复、临时安置、经济救助、教育帮扶、监护干预等工作，帮助受害学生尽快回归正常生活。这样的案例示范，标示着强制报告制度不能仅仅局限于报告责任的落实，更应延伸至报告后对未成年人的救助和保护，这对引导各地全面激活强制报告制度功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样本。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参与的远征，强制报告制度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以典型案例的发布为契机，强制报告制度当能建构起更多的具体机制、开辟出更多的实施路径，为保护未成年人注入更澎湃的动力，最终为祖国的未来撑起法治和权益的晴空。

　　● 责任编辑：阿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