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统计造假需多管齐下

　　“统计造假屡禁难绝。一些地方和部门数据造假现象突出，少数领导干部不择手段搞虚假政绩。”近期，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统计法修正草案说明中的这段表述，点明了统计领域的一大突出问题，也标示着治理统计造假这一顽症，正是此次修法的首要目标。

　　统计，是经济社会的“晴雨表”，也是科学决策的“指南针”。然而在现实中，利益驱动下的虚报瞒报并不鲜见，权力干预下的数据注水亦时有发生，不仅误导宏观决策、损害政府公信，也极易滋生攀比造假的劣质政治生态，其危害恰如国家统计局负责人所言：“统计造假是统计领域最大的腐败。”

　　从历史的角度看，统计执法因各种因素的制约，曾多年陷于处罚偏松、问责乏力的困境。正因此，统计法自1983年诞生以来，从1996年、2009年的两次修改，到当下启动的新一轮修法，其演进方向正是监督、追责机制的不断升级。以此次修法草案为例，不仅确认了统计监督制度及其构建标准，还要求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此外，修法草案进一步细化了以往防止权力干预的禁止性条款，明确有关负责人“不得要求、暗示、引导填报虚假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陆续出台了多个与治理统计造假相关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各种统计督察、执法检查、专项整治等行动亦不断发力，对统计造假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高压态势。基于这样的时代语境，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改进监督、追责机制的诸多构想，其实质也是中央决策部署和实践成功经验的立法化，而党纪、政纪、国法的融合和贯通，自当进一步凝聚监督的合力、放大问责的力度。

　　遏制统计造假，不仅需要严厉的追责，也需要在统计方式、技术等维度，引入更多的治理措施。比如，多年来，地方GDP“增速高于全国、总量大于全国”的怪象屡屡引发社会质疑。为此，近年来我国开始推行GDP核算下算一级的新制，即由国家统一核算地方GDP。此次统计法修正草案亦明确引入了这一改革措施，这对从源头压缩地方GDP虚高造假的空间，意义深远。再比如，近年来随着遥感监测、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兴起，联网直报、移动采集等新统计方式日趋活跃，既有效抑制了传统数据采集方式可能发生的人为干扰等弊端，也大大提高了比对核查、甄别造假的效率。科技发展为治理统计造假所提供的技术工具，理应更充分地加以推广、更深度地加以利用。

　　同时应当看到，统计造假的背后，还隐藏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比如，依据现行统计管理体制，地方各级统计机构的人员配置、经费保障等均由地方政府管理，这就难以抵御种种外力干扰。未来，如何开辟以垂直管理为导向的改革路径，同时防止可能引发的改革成本高昂、地方职权残缺等风险，进而以最小代价提升统计的独立性，仍有待积极探索，并作出合理的抉择。

　　尤其应当认识到，统计造假的一大根源在于扭曲的政绩观。曾几何时，一些地方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标准以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不良示范，无不催生、助长了弄虚作假的歪风。这就需要建构起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绩考核机制。近年来，随着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理念的确立，绿色发展、科技创新、民生改善、法治水平、社会建设等数据正在不断刷新统计指标体系的旧貌，在广东等地推行的官员考核新办法，其经济增长指标的占比已下降至不足30%。这样的改革大势，无疑将从根本上重塑求真务实的政绩观，消除造假的冲动和需求，堪称铲除“数字腐败”的治本之策。

　　说到底，要根治统计造假这一顽疾，不仅需要立法的改进，还需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以标本兼治的思维，塑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体制机制。如此，统计才能坚守其初心和使命，在服务国计民生、维护政府公信、净化政治生态的进程中，真正经得起社会、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 责任编辑：刘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