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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财阀余晖下的“坚果回航”
2014年12月5日，当大韩航空会长“千金”、大韩航空副会长赵显娥登上旗下KE086次航班，准备从纽约飞往仁川时，恐怕也不会预料到，这竟是一次如此艰难的旅行：飞机尚在滑行，她便因一盘坚果与乘务人员发生严重冲突，因对乘务长以及空姐“发飚”，要求机长将飞机掉头开回登机口，并把这名机组人员赶下飞机，导致航班延误20分钟，最后让自己职务尽失，且有牢狱之虞。
今年2月，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一审判处赵显娥有期徒刑1年。宣判后，被告与韩国检察院均对判决结果不服，双双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受理后分别于4月1日、20日两次开庭，因双方分歧仍较大，延迟到5月22日宣判。如今，“坚果回航”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却也映照出了韩国财阀经济的没落与无奈。
作为肇事者的赵显娥，在重压之下黯然宣布，辞去在家族企业的所有职务。去年12月12日在前往韩国国土交通部接受调查时，面对媒体她首次就“坚果回航”事件道歉，承认自己言行不当，表示愿意向受害者当面道歉。而她的父亲、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则向遭女儿凌辱的乘务长道歉，称如果这名工作人员想要继续在大韩航空，不会受到排挤。
这起事件中的另一名证人，是提供坚果的金姓乘务员。“坚果门”事件发生后，大韩航空一名管理人员给她母亲打了电话，说赵显娥想要亲自拜会道歉。如果她能提供有利于赵显娥的证词，结束“坚果门”引发的麻烦，还有机会获得一份教授工作。不过，金某却“根本不想接受她的道歉”。
既然“软”的行不通，赵显娥一方便决定从法庭诉讼中突破。之前，通过一审律师团队的努力，已将“利用职务妨碍公务执行”罪名从检方控诉中剥离。
为在二审中打“翻身仗”，赵显娥不惜血本，扩充律师团队，追加聘请了有首尔高等法院部长级审判长履历背景的4名律师，其为赵显娥量身定制的“翻身”策略，一改昔日被动之势。
如针对检方指控的4项罪名，采取“丢卒保车”之法，虽然接受西部地方法院认定的“行使暴力、强迫他人、妨碍工作”等罪名，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涉嫌违反《航空保安法》中有关改变飞机航道及妨碍飞机安全上，一旦上述两项罪行得到免除，就有可能获得减刑。
此外，被告律师团特意在庭审中透露，赵显娥在93天拘留生活中深深自责，精神呈现衰颓状态，已有彻底悔恨之意。而大韩航空也通过媒体，向社会释放赵在拘留所诚意悔改消息，并称赵在拘留所内并未申请特殊待遇，与其他人同吃同住。因为深陷自责，加上日夜思念刚满周岁的双胞胎儿子，已患上严重失眠症。悲情牌的打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公众对于赵显娥的不满。
然而，赵显娥想要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亦非易事。韩国检方坚持认为一审判决过轻，已提出抗诉，不仅坚持其在一审中提出的5宗罪，并且提出判刑3年的诉求。至于赵显娥律师团提出的申辩理由，检方也根据《刑法》第137条、《航空保安法》第2条和第42条，进行了逐项驳斥。
审视赵显娥律师团队的申辩条目以及检方的驳斥理由，主要纠缠在对于“改变飞机航道”“航路”“飞机运行中”等概念理解上，但对于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异议。加之公众的关注热度并未降低，当地媒体持续猛批，之前专家已作出预料，法庭二审判决结果不会有太大变化。
从全斗焕到金泳三、金大中，卸任后的韩国总统家庭纷纷因受贿而受司法处理。素以清廉著称的卢武铉，号召建设一个“没有违规和腐败的世界”，却也难逃“第一家庭魔咒”，面对自己的亲信、亲戚和朋友涉及的腐败问题，选择从45米高的悬崖上纵身跃下。
之前的韩国名人涉案案件，均比普通国民付出更大的代价，较少被假释或赦免。
2010年6 月，因出演著名的韩剧《天国的阶梯》而红遍亚洲的韩国著名影星权相佑，撞车后逃逸。7 月29 日，韩国首尔中央法院判定，权相佑被处以比原定500 万韩元更高的700 万韩元罚金。
回到“坚果回航”事件来，为什么赵显娥会如此行事？这当然与其不无张扬的个性有关。出身富甲天下的财阀家族，身兼重要的公司职位，时年40岁的赵显娥，一直以女强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司是强势人物。再者，下属也的确出现了过错，由此才点燃了火药桶的导火索。
“坚果回航”事件后，韩国舆论和民众的发泄不满矛头，扩大到了财阀家族和整个财阀体制。
“没有对财阀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习惯上，韩国人把资产规模排在韩国前50位的企业集团称为财阀，其通常由某一家族控制，包含多个行业和多家公司，且经营权高度集中。
1961年，作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韩国，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之后，在朴正熙等军人独裁政权统治下的韩国，选择了“小国家，大企业”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家资源集中于几家大企业，使其拥有充沛资金进行扩张，达到快速发展直至进入高端领域的目的。
如今，汇集了三星、现代、LG、浦项钢铁等诸多大企业的韩国，依托这种大企业与小国家之间的融合共进，获得了上世纪60到90年代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汉江奇迹”。到90年代中后期，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一万美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曾表示，韩国依靠这条“压缩式发展道路”，短期内走上了“价值链的高端”。
然而，成也财阀，败也财阀。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造船与航空，财阀触角深入韩国所有生产领域，形成了难以撼动的行业垄断。由政府支持的举债经营和财阀们急速扩张的战略累积的巨额债务，也造成了巨大的隐患，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财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韩国第14大财阀“韩宝”宣布破产，8家财阀随即相继“关门大吉”。
“坚果门”事件发生后，一些韩国媒体也反思了经济缘由，指出与韩国国内收入不均现象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在逐步加深，近年来更加严重，一些财团仍在扩大它们的优势，这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财阀经济的反感。
更需警惕的是，富可敌国的财阀巨头，已将触角伸向了政治领域，谋求自身权益。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之程度令人震惊，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包括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上贡了3270万美元。
2010年，金勇哲出版《思考三星》一书，称“三星是亚洲最腐败的企业”，披露大量高层挪用巨款成立秘密基金，行贿政府官员以换取各种政府扶持的事实。
随着民主意识的勃兴，韩国民众对于财阀“体制”变得越来越不“感冒”，进而演化为对财阀家族的不满。新闻行业性机构“韩国言论财团”近期一项调查显示，1000名受访者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专横现象在韩国普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财阀家人应为这一现象负责。
财阀的违法行为，不再为政府主动遮掩。过去10年间，韩国十大财阀家族有一半曾涉嫌卷入刑事案件，财阀家族中有犯罪记录的超9人；被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指定的49家财阀中，有16人曾被起诉并被判决有罪。
2003年8月4日，现代集团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2006年，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因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2008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尽管在韩国，对拥有权势的人判刑还存在“3-5”现象，即在涉及一些财阀案件中，法官一般会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裙带资本主义时代终结，财阀格局渐趋打破。在2003年SK国际的财务欺诈案、2006年现代Glovis丑闻、2008年的三星特检案风波中，政府对财阀都是重拳出击。朴槿惠2012年12月当选韩国总统后也早早声明，不会对财阀的违法行径网开一面。
近期一些类似案件的判决明显从严。因涉嫌把SK集团一家子公司的465亿韩元挪用至国外，用于期权投资，时任SK集团会长崔泰源被起诉。2014年2月，韩国最高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崔泰源4年有期徒刑。
韩国现代汽车总裁郑梦九2007年因非法筹集秘密资金、侵吞集团巨额资金等罪名被判3年有期徒刑。郑梦九虽然仅被判处缓刑，但需因此完成社区服务，并向慈善机构捐款10亿美元，可谓代价不菲。
此次“坚果回航”事件，也让赵显娥家族企业受到沉重打击。据韩国媒体报道，因该事件的发生，韩国政府或将重新考虑对大韩航空在韩国首尔市内修建一家豪华酒店项目的许可。此前，这一项目因过于临近中小学，曾饱受舆论指摘。
不仅如此，2014年12月16日韩国国土交通部表态称，鉴于此次事件暴露出的大韩航空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当局正考虑对大韩航空采取停航措施或处以罚金。
而且，针对部分财阀公私不分、专横霸道的积弊，有多名国会议员打算，提交一份名为“大型企业道德管理特别法”法案，建议严惩这类霸道做法。这份法案也被称为“赵显娥法”，一些大型财团高管的家人一旦被定罪，至少5年内将不得在这些企业中任职。
然而，由财阀经济引发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比如，财阀家族企业的过渡问题。业界长期不满的是，财阀家族大多仅持有相关企业的少数股份，但却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实现“世袭罔替”，由此违背商业原则和侵犯其他股东利益。
而且，集权制也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比如有媒体指出，韩国三星集团在李健熙权威的光环下，员工要如同“臣民”一般向“国王”效忠。2004年，三星生命在接受金融监督员的调查时，有员工冒着触犯法律之风险，擅自删除了6万多份电子文件。这种不惜违法对企业效忠的行为，显然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
再者是“接班人”问题。有报告显示，韩国财阀家庭成员从进入公司到晋升为部门主管，平均需要6.6年，再升为理事或者子公司的社长则分别平均花费8.6年和14.8年。然而，一个韩国普通大学毕业生，如要晋升为部门主管，就需要21.2年。
尽管韩国财阀的“接班人”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经历过基层锻炼，一些人也确实成长为业界精英。但与其父辈相比，他们未曾经历过“风雨”考验，仅因为血缘等出生因素，便享受了经济职位上的优越性，这种不公平不仅阻碍了现代企业的建立，也在割裂着民众对财阀经济的认同。
倘若能以“坚果回航”事件为契机，正视和检讨财阀家族及财阀体制的种种问题，加快革故鼎新，倒未尝不是新韩国的一大收获。
今年2月，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一审判处赵显娥有期徒刑1年。宣判后，被告与韩国检察院均对判决结果不服，双双提起上诉。首尔高等法院受理后分别于4月1日、20日两次开庭，因双方分歧仍较大，延迟到5月22日宣判。如今，“坚果回航”事件终于尘埃落定，却也映照出了韩国财阀经济的没落与无奈。
一场难以平息的风波
拥有147架飞机的大韩航空，是韩国最大的航空公司，位列全球航空公司规模20强。“坚果回航”事件发生后，为平息事态，避免利益受损，这家公司迅速采取了一些措施。作为肇事者的赵显娥，在重压之下黯然宣布，辞去在家族企业的所有职务。去年12月12日在前往韩国国土交通部接受调查时，面对媒体她首次就“坚果回航”事件道歉，承认自己言行不当，表示愿意向受害者当面道歉。而她的父亲、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则向遭女儿凌辱的乘务长道歉，称如果这名工作人员想要继续在大韩航空，不会受到排挤。
这起事件中的另一名证人，是提供坚果的金姓乘务员。“坚果门”事件发生后，大韩航空一名管理人员给她母亲打了电话，说赵显娥想要亲自拜会道歉。如果她能提供有利于赵显娥的证词，结束“坚果门”引发的麻烦，还有机会获得一份教授工作。不过，金某却“根本不想接受她的道歉”。
既然“软”的行不通，赵显娥一方便决定从法庭诉讼中突破。之前，通过一审律师团队的努力，已将“利用职务妨碍公务执行”罪名从检方控诉中剥离。
为在二审中打“翻身仗”，赵显娥不惜血本，扩充律师团队，追加聘请了有首尔高等法院部长级审判长履历背景的4名律师，其为赵显娥量身定制的“翻身”策略，一改昔日被动之势。
如针对检方指控的4项罪名，采取“丢卒保车”之法，虽然接受西部地方法院认定的“行使暴力、强迫他人、妨碍工作”等罪名，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涉嫌违反《航空保安法》中有关改变飞机航道及妨碍飞机安全上，一旦上述两项罪行得到免除，就有可能获得减刑。
此外，被告律师团特意在庭审中透露，赵显娥在93天拘留生活中深深自责，精神呈现衰颓状态，已有彻底悔恨之意。而大韩航空也通过媒体，向社会释放赵在拘留所诚意悔改消息，并称赵在拘留所内并未申请特殊待遇，与其他人同吃同住。因为深陷自责，加上日夜思念刚满周岁的双胞胎儿子，已患上严重失眠症。悲情牌的打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公众对于赵显娥的不满。
然而，赵显娥想要从这场风波中全身而退，亦非易事。韩国检方坚持认为一审判决过轻，已提出抗诉，不仅坚持其在一审中提出的5宗罪，并且提出判刑3年的诉求。至于赵显娥律师团提出的申辩理由，检方也根据《刑法》第137条、《航空保安法》第2条和第42条，进行了逐项驳斥。
审视赵显娥律师团队的申辩条目以及检方的驳斥理由，主要纠缠在对于“改变飞机航道”“航路”“飞机运行中”等概念理解上，但对于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异议。加之公众的关注热度并未降低，当地媒体持续猛批，之前专家已作出预料，法庭二审判决结果不会有太大变化。
千夫所指有深因
审视赵显娥的做法，的确有不合时宜之处，然而媒体公众口诛笔伐之猛烈以及检方不依不饶的态度，似乎又令人深感在韩国做“大人物”的不易。在这个国度，包括政治人物以及影视明星在内的公众人物，莫不承担比一般人更高的社会责任。从全斗焕到金泳三、金大中，卸任后的韩国总统家庭纷纷因受贿而受司法处理。素以清廉著称的卢武铉，号召建设一个“没有违规和腐败的世界”，却也难逃“第一家庭魔咒”，面对自己的亲信、亲戚和朋友涉及的腐败问题，选择从45米高的悬崖上纵身跃下。
之前的韩国名人涉案案件，均比普通国民付出更大的代价，较少被假释或赦免。
2010年6 月，因出演著名的韩剧《天国的阶梯》而红遍亚洲的韩国著名影星权相佑，撞车后逃逸。7 月29 日，韩国首尔中央法院判定，权相佑被处以比原定500 万韩元更高的700 万韩元罚金。
回到“坚果回航”事件来，为什么赵显娥会如此行事？这当然与其不无张扬的个性有关。出身富甲天下的财阀家族，身兼重要的公司职位，时年40岁的赵显娥，一直以女强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司是强势人物。再者，下属也的确出现了过错，由此才点燃了火药桶的导火索。
“坚果回航”事件后，韩国舆论和民众的发泄不满矛头，扩大到了财阀家族和整个财阀体制。
“没有对财阀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习惯上，韩国人把资产规模排在韩国前50位的企业集团称为财阀，其通常由某一家族控制，包含多个行业和多家公司，且经营权高度集中。
1961年，作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之一的韩国，人均收入只有82美元。之后，在朴正熙等军人独裁政权统治下的韩国，选择了“小国家，大企业”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将国家资源集中于几家大企业，使其拥有充沛资金进行扩张，达到快速发展直至进入高端领域的目的。
如今，汇集了三星、现代、LG、浦项钢铁等诸多大企业的韩国，依托这种大企业与小国家之间的融合共进，获得了上世纪60到90年代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举世震惊的“汉江奇迹”。到90年代中后期，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一万美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教授曾表示，韩国依靠这条“压缩式发展道路”，短期内走上了“价值链的高端”。
然而，成也财阀，败也财阀。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造船与航空，财阀触角深入韩国所有生产领域，形成了难以撼动的行业垄断。由政府支持的举债经营和财阀们急速扩张的战略累积的巨额债务，也造成了巨大的隐患，对经济构成负面影响。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财阀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韩国第14大财阀“韩宝”宣布破产，8家财阀随即相继“关门大吉”。
“坚果门”事件发生后，一些韩国媒体也反思了经济缘由，指出与韩国国内收入不均现象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在逐步加深，近年来更加严重，一些财团仍在扩大它们的优势，这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财阀经济的反感。
更需警惕的是，富可敌国的财阀巨头，已将触角伸向了政治领域，谋求自身权益。1995年，当卢泰愚秘密政治资金丑闻被披露时，秘密政治资金的规模和收受贿赂之程度令人震惊，几乎所有韩国著名的大企业都定期向卢泰愚提供政治献金，包括现代和三星集团，他们分别向卢泰愚上贡了3270万美元。
2010年，金勇哲出版《思考三星》一书，称“三星是亚洲最腐败的企业”，披露大量高层挪用巨款成立秘密基金，行贿政府官员以换取各种政府扶持的事实。
随着民主意识的勃兴，韩国民众对于财阀“体制”变得越来越不“感冒”，进而演化为对财阀家族的不满。新闻行业性机构“韩国言论财团”近期一项调查显示，1000名受访者中，大约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专横现象在韩国普遍存在。大多数人认为，财阀家人应为这一现象负责。
“财阀”向何处去？
当政商蜜月结束，曾与大企业“和谐共舞”的政客们，也有遭到抵制和清算之时。财阀的违法行为，不再为政府主动遮掩。过去10年间，韩国十大财阀家族有一半曾涉嫌卷入刑事案件，财阀家族中有犯罪记录的超9人；被韩国公正交易委员会指定的49家财阀中，有16人曾被起诉并被判决有罪。
2003年8月4日，现代集团峨山公司董事长郑梦宪跳楼自杀。2006年，大宇董事会主席金宇中因做假账等罪名被判10年徒刑；2008年，三星集团董事长李健熙因涉嫌非法转让经营权和逃税被起诉，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尽管在韩国，对拥有权势的人判刑还存在“3-5”现象，即在涉及一些财阀案件中，法官一般会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期5年执行。
但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韩国裙带资本主义时代终结，财阀格局渐趋打破。在2003年SK国际的财务欺诈案、2006年现代Glovis丑闻、2008年的三星特检案风波中，政府对财阀都是重拳出击。朴槿惠2012年12月当选韩国总统后也早早声明，不会对财阀的违法行径网开一面。
近期一些类似案件的判决明显从严。因涉嫌把SK集团一家子公司的465亿韩元挪用至国外，用于期权投资，时任SK集团会长崔泰源被起诉。2014年2月，韩国最高法院以挪用公款罪，判处崔泰源4年有期徒刑。
韩国现代汽车总裁郑梦九2007年因非法筹集秘密资金、侵吞集团巨额资金等罪名被判3年有期徒刑。郑梦九虽然仅被判处缓刑，但需因此完成社区服务，并向慈善机构捐款10亿美元，可谓代价不菲。
此次“坚果回航”事件，也让赵显娥家族企业受到沉重打击。据韩国媒体报道，因该事件的发生，韩国政府或将重新考虑对大韩航空在韩国首尔市内修建一家豪华酒店项目的许可。此前，这一项目因过于临近中小学，曾饱受舆论指摘。
不仅如此，2014年12月16日韩国国土交通部表态称，鉴于此次事件暴露出的大韩航空内部管理存在问题，当局正考虑对大韩航空采取停航措施或处以罚金。
而且，针对部分财阀公私不分、专横霸道的积弊，有多名国会议员打算，提交一份名为“大型企业道德管理特别法”法案，建议严惩这类霸道做法。这份法案也被称为“赵显娥法”，一些大型财团高管的家人一旦被定罪，至少5年内将不得在这些企业中任职。
然而，由财阀经济引发的问题，还不止于此。比如，财阀家族企业的过渡问题。业界长期不满的是，财阀家族大多仅持有相关企业的少数股份，但却通过复杂的股权结构实现“世袭罔替”，由此违背商业原则和侵犯其他股东利益。
而且，集权制也带来了根深蒂固的企业文化。比如有媒体指出，韩国三星集团在李健熙权威的光环下，员工要如同“臣民”一般向“国王”效忠。2004年，三星生命在接受金融监督员的调查时，有员工冒着触犯法律之风险，擅自删除了6万多份电子文件。这种不惜违法对企业效忠的行为，显然与现代企业制度背道而驰。
再者是“接班人”问题。有报告显示，韩国财阀家庭成员从进入公司到晋升为部门主管，平均需要6.6年，再升为理事或者子公司的社长则分别平均花费8.6年和14.8年。然而，一个韩国普通大学毕业生，如要晋升为部门主管，就需要21.2年。
尽管韩国财阀的“接班人”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经历过基层锻炼，一些人也确实成长为业界精英。但与其父辈相比，他们未曾经历过“风雨”考验，仅因为血缘等出生因素，便享受了经济职位上的优越性，这种不公平不仅阻碍了现代企业的建立，也在割裂着民众对财阀经济的认同。
倘若能以“坚果回航”事件为契机，正视和检讨财阀家族及财阀体制的种种问题，加快革故鼎新，倒未尝不是新韩国的一大收获。
责任编辑：阮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