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 
本刊简介《冤错背后的冷暖人生》专题报道之三
冤案虽平反 五个家庭八位亲人已成故人
在震天的鞭炮声和唢呐声中，张云回到了阔别16年的家里。
家人为他在家门口悬挂了一条横幅，上书：“祝贺张云同志无罪释放，沉冤昭雪。”他脚步蹒跚地走到横幅下面，接受大家的拍照。
2015年7月17日，安徽省高院再审宣判“阜阳少女遇害案”，张云、张虎等五人被判无罪。其余四人此前已刑满出狱，张云则在被宣布无罪后出狱归家。
五人中，时间最短的吴敬新被羁押了8年多，时间最长的张云被羁押了16年半，其余三人的实际服刑时间在10年到11年半之间。
五位刚过而立之年即被抓捕并判刑的蒙冤者，永久地失去了这段本应是奋斗并享受的人生年华。再回来时，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已有些陌生。
张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不怎么说话，他还不知道如何正常地与人交流；他也不怎么出门，因为一走得稍远就回不来。
“他至少得三年才能恢复。”提前出狱的张虎现身说法。其他人补充道：“他关的时间长，恢复时间那得更长。”
因为他们的蒙冤，他们有的亲人含恨而死；为了给他们洗冤，他们有的亲人受累而死。根据他们的陈述，至少有八位亲属因他们蒙冤、申诉之事受累而死。
出狱后继续做生意的张虎想得很长远：“我们要请人写本书，把我们的事记下来，让子孙三代都知道，我们遭了什么罪。”
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们，在村里身份都已经相对“显赫”：张云系王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兼计生专干；吴敬新系王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张达发系王庄村王庄小组组长；许文海系王庄隔壁许庄村的治安主任兼民兵营长；张虎系个体工商户，被聘用为周棚镇企业办副主任。
张虎生意做得很大，自家开设有预制板厂、空心板厂，还承接工程建设、买卖煤炭等，“一年能够赚到一百多万”。
张达发也兼做生意，在合肥开有一个砖厂，“一年十来万，相当于现在一百多万呢”。
但一起陈年命案，硬生生地将他们的命运转了一个方向，“从此陷入了一场‘杀人案’的漫长游戏”，张云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道。
1996年6月4日，阜阳市颍泉区王庄村17岁少女黄英（化名）失踪。次日，警方在一条公路附近发现其尸体。
现场勘查发现：黄英尸体下身裸体，身体多处受侵害。现场勘查还发现，从公路边到尸体所在的沟底方向，“有一趟不清晰的脚踏划痕”。
为侦破案件，警方在王庄村进行了调查走访，有目击者表示，案发前后曾在现场附近看到一辆陌生的红色轿车。警方怀疑此车即为作案工具，现场访问后确定该车的几个特征：紫红色，车顶有天线，玻璃贴有太阳纸。
因案件侦查无果，一放就是近3年时间。到1998年年底，因死者家属一直上访，阜阳警方又成立专案组，重新侦查。
1999年1月，因涉嫌抢劫被抓的王庄村村民张奇交代了一条涉及1996年黄英被害案的重大线索。
张奇在警方处称，黄英遇害前一晚，他在张虎家打麻将，案发当日早上离开张虎家时，“听到张虎和刘方军坐在客厅讲话，讲要弄一个女的”。他又看见张虎院内停有一辆红色小轿车。回到村里转了几圈，看到那辆红色小轿车停在路边，后看到张云进了轿车。
因为张奇的“举报”，黄英被害案顺利“侦破”。张虎、张云、吴敬新、许文海、张达发五人先后被抓。
而刘方军再次被抓后，也“承认”案发当天将自己的红色达契亚轿车借给了张虎使用。
原本是村里的脸面人物、家里的顶梁柱，现在突然被认定为杀人嫌犯，五人家属无法接受现实。
张达发被抓后两个月，其69岁的父亲就过世了。张达发说，父亲是因自己的事“气恼伤寒”而死。而母亲因为天天哭，眼睛出了问题。
五人被抓时，子女大多只有十几岁，正是读书时候，也间接受到了波及。
许文海有一子一女，“在学校，别人指着说：‘她是杀人犯女儿，他是杀人犯儿子’，受歧视，遭白眼。最后初中没念完就都辍学了”。
彼时，村里年轻人如果不读书就大多去当兵。“人家一听说是杀人犯的子女，就不要了。”张云弟弟说道。
“张云被抓后，到处都找不到人。开庭时候才见到人，发现他满身是伤，才确定是遭遇了刑讯。”后来一直帮张云喊冤、申诉的弟弟张建说。
时任该案第一次一审审判长的阜阳中院法官巫继成回忆，该案有很多矛盾点。
检方指控系张云、张达发等四人共同抛尸，然而现场勘查却只是“有一趟不清晰的脚踏划痕”。
作案动机也值得怀疑。根据黄英尸体被伤害的程度，凶手对被害者应是深仇大恨。而检方指控的张虎与黄英父亲土地纠纷一事，并非二人间的直接矛盾，黄英父亲只是众多反对者中的一员，且并非挑头者。而且，该桩纠纷发生于黄英被害两年之前。
按照犯罪心理，该案作案手法更像“流氓行径”，而张云、张虎等人当时在村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且均已生儿育女。
最重要的是，按照张云辩护律师刘静洁的说法，此案中没有一个客观性证据能够直接证明黄英系被张云等五人杀害。
证明作案过程的证据，只有五人的口供。然而，张云、张虎等五人都控诉警方刑讯逼供。
但阜阳中院最终仍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张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虎、吴敬新、许文海、张达发无期徒刑。
经过两次发回重审后，2002年，五人最终被降格判刑：张云无期徒刑，张虎有期徒刑15年，许文海、张达发、吴敬新各有期徒刑10年。
张建回忆说，当年开庭时，“因为没钱，帮律师开房间，律师睡床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下的地上”。
案件两次被发回重审，最终经过六次审理才作出生效判决。“每次开完庭就喊冤、上诉，一共六次啊。带着干粮去合肥，我们连厕所自来水都喝过。夏天还可以睡在街上，冬天就睡在澡堂里。”
张虎被抓前，与岳父岳母住在一起。自他被抓后，是岳父一直帮他喊冤，“跑检察院，跑法院，跑政法委，找证人，一直往阜阳跑”。
2002年，阜阳中院第三次一审“降格”判决后，张虎的岳父因为肺气肿过世，当时才59岁。张虎认为岳父是被“气死的”。
而在案件终审判决前一年，吴敬新36岁的妻子服毒自杀。吴敬新说，妻子是个重面子的人，自己被抓后，她压力很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邻居们非议，她气不过，才喝药了”。
张建说，张云被抓后母亲身体就变得很差，半身不遂还有脑出血。2002年判刑后要送监狱时，60多岁的母亲最后去看了一次张云，次年就过世了，“又气又病”。
张达发在监狱中也颇为担心母亲身体，打电话要她好好地活着：“等儿子回来，一定把‘杀人事情’给你说清。”
五人在监狱中接力申诉喊冤，“光复印材料就花了好几千元钱。”张虎说。
他们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五人实施杀人行为，间接证据也不能形成证据链。他们还指责，警方刑讯逼供是造成他们冤案的根源。
三年辛苦申诉后，他们还是遭遇了重大挫折。
2005年4月，安徽省高院驳回了五人的申诉，称五人在原审时就提出了与申诉同样的上诉理由，认为其申诉不符合再审条件，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委会讨论决定维持原裁定。
拿到安徽省高院的驳回裁定后，五人家属又跑去北京上访。
许文海说，二姐夫去北京帮自己申诉时，住在天桥下、涵洞里，导致身体变差，不久就因肝病去世，当时只有40多岁。
张建也称，父亲去北京上访时正是冬天，因为上访无门，“又气又冻”，身体越来越差，2006年便过世了，当时才62岁。
而一直为张虎申诉的哥哥，本就有高血压，一次上访回来半路上摔了一跤，突发脑溢血死亡。
张虎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等人，在去合肥送申诉材料的路上发生车祸，外甥女婿当场死亡。
这件事情极大地影响了五人家属，“要再出个事怎办？”张建说，此后家属不再奔波上访了，改为邮寄申诉材料。
2007年后，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先后出狱，便开始专门申诉。但安徽省高院告知他们，2005年就已经驳回了他们的申诉，“你们不用跑了，到哪里告也没用”。
五人一度灰心。
2013年6月，张达发看电视，注意到中央屡屡强调冤假错案必须平反，他感觉形势比较好，又开始勤跑安徽省高院。
这年9月3日，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身穿印有“冤”字的白大褂，打着“沉冤十四载申诉十四年，省高院错案不纠拒申诉”的横幅到安徽省高院门口进行申诉抗议。
安徽省高院这才派出一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听完他们的讲述，称法院要研究研究，让他们回去等着。
此后，着急的张达发等人频频电话联系、亲自跑到安徽省高院去了解情况，但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复：“正在审查，耐心等待。”张达发简单记录了与省高院的交涉过程，称：“自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年初，我们打了百余回电话，回答是在审查。”
张达发的申诉意愿极其坚决：“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肯定要讨个说法。不光是我们，我们子子孙孙后代肯定也要挑战到底，不讨一个公正，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在他们穿白大褂在安徽省高院喊冤一年后的2014年9月24日，该案终于在宿州中院开庭再审。
庭审当天，张奇、刘方军两名关键证人到庭作证。在法庭上，刘方军否认将车借给张虎，张奇否认自己目击张虎室内密谋及张云上车的证言。二人还控诉警方刑讯逼“证”。
庭审临近结束时，出庭检察员称，因本案出现了新情况、新证据，建议法庭核实相关证据后，再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这给了张云、张虎等五人及其家属强烈的信心。
经过近一年的焦急等待和频繁催问后，2015年7月17日，安徽省高院在宿州中院开庭宣判，撤销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五人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也就是说，五人在黄英遇害案中无罪。
蒙冤十六年后，五人终获清白。
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和吴敬新笑着走出了法庭，张云从监狱办完手续后也笑着登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
虽然已经出狱，但张云还“活”在监狱中。他睡不惯家里的软床垫，“监狱里都是木板床”，晚上得开着灯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监狱里的习惯还改不过来”。
从监狱里回来的张云，已不再是从前的张云。
“叫他来城里面见见曾经帮助申冤的朋友，他别着个头说：‘我不去了吧’。”张虎模仿着张云畏畏缩缩的样子，“和个傻子一样。”
村里人说话直接而露骨。
张虎不是骂人，是在感慨监狱对一个人的摧残。“张云以前当村干部，在大喇叭里哇啦哇啦的，会讲得很。”只有在谈及自己蒙冤之事时，张云才变得话多起来，其中满是感慨。
“虽然平反了，心里实际上很不是滋味，你说本来按时吃饭，闲了唠嗑，突然说你杀人了，抓起来了。”
“早上去大队开会，中午去镇上开会，突然就抓起来带走了，一走就是十六年。你说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
问及以后打算，张云还是拉回到案子上来，激动地表示一定要追责：“打我打这么狠，不能这么算了。”
看到记者在整理他以前判刑的卷宗，他突然冒出一句：“上面应该加个封面，写上编剧谁谁、导演谁谁。”此时幽默的他一下子让人想起了那个在大喇叭里哇啦哇啦的村干部。
已经出狱五年多的张达发，已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他对子女始终有种愧疚感。他觉得，自己蒙冤给子女造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现在他们还不喊我爸爸，有点隔阂。一说话，就感觉他们有点自卑、内向。”
在家里采访张达发时，他的儿子刚好从楼上下来，然后径直走出门去，没有任何示意，没有一句言语。
家人为他在家门口悬挂了一条横幅，上书：“祝贺张云同志无罪释放，沉冤昭雪。”他脚步蹒跚地走到横幅下面，接受大家的拍照。
2015年7月17日，安徽省高院再审宣判“阜阳少女遇害案”，张云、张虎等五人被判无罪。其余四人此前已刑满出狱，张云则在被宣布无罪后出狱归家。
五人中，时间最短的吴敬新被羁押了8年多，时间最长的张云被羁押了16年半，其余三人的实际服刑时间在10年到11年半之间。
五位刚过而立之年即被抓捕并判刑的蒙冤者，永久地失去了这段本应是奋斗并享受的人生年华。再回来时，这个社会对他们来说已有些陌生。
张云坐在家里的沙发上不怎么说话，他还不知道如何正常地与人交流；他也不怎么出门，因为一走得稍远就回不来。
“他至少得三年才能恢复。”提前出狱的张虎现身说法。其他人补充道：“他关的时间长，恢复时间那得更长。”
因为他们的蒙冤，他们有的亲人含恨而死；为了给他们洗冤，他们有的亲人受累而死。根据他们的陈述，至少有八位亲属因他们蒙冤、申诉之事受累而死。
出狱后继续做生意的张虎想得很长远：“我们要请人写本书，把我们的事记下来，让子孙三代都知道，我们遭了什么罪。”
命运转向
时间倒流回二十年前，家住阜阳周棚街道的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都是30多岁，正是踌躇满志的时候。刚过而立之年的他们，在村里身份都已经相对“显赫”：张云系王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兼计生专干；吴敬新系王庄村村委会副主任；张达发系王庄村王庄小组组长；许文海系王庄隔壁许庄村的治安主任兼民兵营长；张虎系个体工商户，被聘用为周棚镇企业办副主任。
张虎生意做得很大，自家开设有预制板厂、空心板厂，还承接工程建设、买卖煤炭等，“一年能够赚到一百多万”。
张达发也兼做生意，在合肥开有一个砖厂，“一年十来万，相当于现在一百多万呢”。
但一起陈年命案，硬生生地将他们的命运转了一个方向，“从此陷入了一场‘杀人案’的漫长游戏”，张云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写道。
1996年6月4日，阜阳市颍泉区王庄村17岁少女黄英（化名）失踪。次日，警方在一条公路附近发现其尸体。
现场勘查发现：黄英尸体下身裸体，身体多处受侵害。现场勘查还发现，从公路边到尸体所在的沟底方向，“有一趟不清晰的脚踏划痕”。
为侦破案件，警方在王庄村进行了调查走访，有目击者表示，案发前后曾在现场附近看到一辆陌生的红色轿车。警方怀疑此车即为作案工具，现场访问后确定该车的几个特征：紫红色，车顶有天线，玻璃贴有太阳纸。
因案件侦查无果，一放就是近3年时间。到1998年年底，因死者家属一直上访，阜阳警方又成立专案组，重新侦查。
1999年1月，因涉嫌抢劫被抓的王庄村村民张奇交代了一条涉及1996年黄英被害案的重大线索。
张奇在警方处称，黄英遇害前一晚，他在张虎家打麻将，案发当日早上离开张虎家时，“听到张虎和刘方军坐在客厅讲话，讲要弄一个女的”。他又看见张虎院内停有一辆红色小轿车。回到村里转了几圈，看到那辆红色小轿车停在路边，后看到张云进了轿车。
因为张奇的“举报”，黄英被害案顺利“侦破”。张虎、张云、吴敬新、许文海、张达发五人先后被抓。
而刘方军再次被抓后，也“承认”案发当天将自己的红色达契亚轿车借给了张虎使用。
原本是村里的脸面人物、家里的顶梁柱，现在突然被认定为杀人嫌犯，五人家属无法接受现实。
张达发被抓后两个月，其69岁的父亲就过世了。张达发说，父亲是因自己的事“气恼伤寒”而死。而母亲因为天天哭，眼睛出了问题。
五人被抓时，子女大多只有十几岁，正是读书时候，也间接受到了波及。
许文海有一子一女，“在学校，别人指着说：‘她是杀人犯女儿，他是杀人犯儿子’，受歧视，遭白眼。最后初中没念完就都辍学了”。
彼时，村里年轻人如果不读书就大多去当兵。“人家一听说是杀人犯的子女，就不要了。”张云弟弟说道。
六次庭审
五人被抓后，一度处于“失踪”状态。“张云被抓后，到处都找不到人。开庭时候才见到人，发现他满身是伤，才确定是遭遇了刑讯。”后来一直帮张云喊冤、申诉的弟弟张建说。
时任该案第一次一审审判长的阜阳中院法官巫继成回忆，该案有很多矛盾点。
检方指控系张云、张达发等四人共同抛尸，然而现场勘查却只是“有一趟不清晰的脚踏划痕”。
作案动机也值得怀疑。根据黄英尸体被伤害的程度，凶手对被害者应是深仇大恨。而检方指控的张虎与黄英父亲土地纠纷一事，并非二人间的直接矛盾，黄英父亲只是众多反对者中的一员，且并非挑头者。而且，该桩纠纷发生于黄英被害两年之前。
按照犯罪心理，该案作案手法更像“流氓行径”，而张云、张虎等人当时在村里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且均已生儿育女。
最重要的是，按照张云辩护律师刘静洁的说法，此案中没有一个客观性证据能够直接证明黄英系被张云等五人杀害。
证明作案过程的证据，只有五人的口供。然而，张云、张虎等五人都控诉警方刑讯逼供。
但阜阳中院最终仍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张云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虎、吴敬新、许文海、张达发无期徒刑。
经过两次发回重审后，2002年，五人最终被降格判刑：张云无期徒刑，张虎有期徒刑15年，许文海、张达发、吴敬新各有期徒刑10年。
张建回忆说，当年开庭时，“因为没钱，帮律师开房间，律师睡床上，我们就睡在床垫下的地上”。
案件两次被发回重审，最终经过六次审理才作出生效判决。“每次开完庭就喊冤、上诉，一共六次啊。带着干粮去合肥，我们连厕所自来水都喝过。夏天还可以睡在街上，冬天就睡在澡堂里。”
张虎被抓前，与岳父岳母住在一起。自他被抓后，是岳父一直帮他喊冤，“跑检察院，跑法院，跑政法委，找证人，一直往阜阳跑”。
2002年，阜阳中院第三次一审“降格”判决后，张虎的岳父因为肺气肿过世，当时才59岁。张虎认为岳父是被“气死的”。
而在案件终审判决前一年，吴敬新36岁的妻子服毒自杀。吴敬新说，妻子是个重面子的人，自己被抓后，她压力很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因为邻居们非议，她气不过，才喝药了”。
张建说，张云被抓后母亲身体就变得很差，半身不遂还有脑出血。2002年判刑后要送监狱时，60多岁的母亲最后去看了一次张云，次年就过世了，“又气又病”。
张达发在监狱中也颇为担心母亲身体，打电话要她好好地活着：“等儿子回来，一定把‘杀人事情’给你说清。”
五人在监狱中接力申诉喊冤，“光复印材料就花了好几千元钱。”张虎说。
他们称，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五人实施杀人行为，间接证据也不能形成证据链。他们还指责，警方刑讯逼供是造成他们冤案的根源。
三年辛苦申诉后，他们还是遭遇了重大挫折。
2005年4月，安徽省高院驳回了五人的申诉，称五人在原审时就提出了与申诉同样的上诉理由，认为其申诉不符合再审条件，原审认定基本事实清楚，定罪准确，审委会讨论决定维持原裁定。
拿到安徽省高院的驳回裁定后，五人家属又跑去北京上访。
许文海说，二姐夫去北京帮自己申诉时，住在天桥下、涵洞里，导致身体变差，不久就因肝病去世，当时只有40多岁。
张建也称，父亲去北京上访时正是冬天，因为上访无门，“又气又冻”，身体越来越差，2006年便过世了，当时才62岁。
而一直为张虎申诉的哥哥，本就有高血压，一次上访回来半路上摔了一跤，突发脑溢血死亡。
张虎的外甥女和外甥女婿等人，在去合肥送申诉材料的路上发生车祸，外甥女婿当场死亡。
这件事情极大地影响了五人家属，“要再出个事怎办？”张建说，此后家属不再奔波上访了，改为邮寄申诉材料。
2007年后，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先后出狱，便开始专门申诉。但安徽省高院告知他们，2005年就已经驳回了他们的申诉，“你们不用跑了，到哪里告也没用”。
五人一度灰心。
2013年6月，张达发看电视，注意到中央屡屡强调冤假错案必须平反，他感觉形势比较好，又开始勤跑安徽省高院。
这年9月3日，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身穿印有“冤”字的白大褂，打着“沉冤十四载申诉十四年，省高院错案不纠拒申诉”的横幅到安徽省高院门口进行申诉抗议。
安徽省高院这才派出一位负责人接待了他们，听完他们的讲述，称法院要研究研究，让他们回去等着。
此后，着急的张达发等人频频电话联系、亲自跑到安徽省高院去了解情况，但得到的都是同一个答复：“正在审查，耐心等待。”张达发简单记录了与省高院的交涉过程，称：“自2013年9月3日至2014年年初，我们打了百余回电话，回答是在审查。”
张达发的申诉意愿极其坚决：“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肯定要讨个说法。不光是我们，我们子子孙孙后代肯定也要挑战到底，不讨一个公正，我们不会善罢甘休的。”
再审无罪
在张达发等人的“折腾式申诉”下，安徽省高级法院于2014年2月17日决定另行组成合议庭再审该案。在他们穿白大褂在安徽省高院喊冤一年后的2014年9月24日，该案终于在宿州中院开庭再审。
庭审当天，张奇、刘方军两名关键证人到庭作证。在法庭上，刘方军否认将车借给张虎，张奇否认自己目击张虎室内密谋及张云上车的证言。二人还控诉警方刑讯逼“证”。
庭审临近结束时，出庭检察员称，因本案出现了新情况、新证据，建议法庭核实相关证据后，再作出客观、公正的判决。
这给了张云、张虎等五人及其家属强烈的信心。
经过近一年的焦急等待和频繁催问后，2015年7月17日，安徽省高院在宿州中院开庭宣判，撤销张云、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吴敬新五人犯故意杀人罪的定罪量刑。也就是说，五人在黄英遇害案中无罪。
蒙冤十六年后，五人终获清白。
张虎、张达发、许文海和吴敬新笑着走出了法庭，张云从监狱办完手续后也笑着登车返回阔别多年的家。
虽然已经出狱，但张云还“活”在监狱中。他睡不惯家里的软床垫，“监狱里都是木板床”，晚上得开着灯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监狱里的习惯还改不过来”。
从监狱里回来的张云，已不再是从前的张云。
“叫他来城里面见见曾经帮助申冤的朋友，他别着个头说：‘我不去了吧’。”张虎模仿着张云畏畏缩缩的样子，“和个傻子一样。”
村里人说话直接而露骨。
张虎不是骂人，是在感慨监狱对一个人的摧残。“张云以前当村干部，在大喇叭里哇啦哇啦的，会讲得很。”只有在谈及自己蒙冤之事时，张云才变得话多起来，其中满是感慨。
“虽然平反了，心里实际上很不是滋味，你说本来按时吃饭，闲了唠嗑，突然说你杀人了，抓起来了。”
“早上去大队开会，中午去镇上开会，突然就抓起来带走了，一走就是十六年。你说说人生能有几个十六年？”
问及以后打算，张云还是拉回到案子上来，激动地表示一定要追责：“打我打这么狠，不能这么算了。”
看到记者在整理他以前判刑的卷宗，他突然冒出一句：“上面应该加个封面，写上编剧谁谁、导演谁谁。”此时幽默的他一下子让人想起了那个在大喇叭里哇啦哇啦的村干部。
已经出狱五年多的张达发，已慢慢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但他对子女始终有种愧疚感。他觉得，自己蒙冤给子女造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阴影。“现在他们还不喊我爸爸，有点隔阂。一说话，就感觉他们有点自卑、内向。”
在家里采访张达发时，他的儿子刚好从楼上下来，然后径直走出门去，没有任何示意，没有一句言语。
责任编辑：李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