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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简介《冤错背后的冷暖人生》专题报道之二
年复一年，四个家庭从申诉到期待
福建莆田，21年前的杀人案
1994年1月14日中午，福建省莆田县忠门镇（今属莆田市秀屿区东埔镇）前范村的60岁老人郑金瑞，在自家老屋中，被老伴儿和儿媳发现已经死亡。死状是侧身躺在床上，双手被捆，嘴被面粉袋堵住，显系谋杀。莆田县警方将郑金瑞被杀的时间确定为1月13日夜间，认定时年21岁的补锅匠蔡金森是嫌疑人。蔡金森是距前范村15公里的联星村人，平时为村民补锅，13日曾到前范村一带活动。蔡金森经三次传唤，2月28日去派出所后再也没回来，他不仅承认是自己作案，还供出了三名同伙：许金龙、许玉森、张美来。莆田警方随后将这三人抓获。许玉森、张美来承认作案，许金龙自始至终没有承认。
9月，案件移送莆田市检察院后，蔡金森、许玉森、张美来均翻供，称在公安机关的有罪供述皆为刑讯逼供所致。
1995年6月5日，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抢劫罪判处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死刑，判处蔡金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1999年4月4日，在距一审判决时隔近4年之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改判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维持对蔡金森的一审判决。
判决书认定的主要事实是：1994年1月6日，蔡金森和联星村村民许玉森、张美来共谋到前范村郑金瑞家抢劫作案，并于1994年1月13日晚9时左右，在张美来家再次与许玉森、张美来、许金龙共谋抢劫，张美来开着自家的三轮摩托车，载四人去前范村郑金瑞家作案。他们撬挖开几道房门后进入郑金瑞家大厅，遇见郑金瑞刚好也走到大厅内，四人一齐上前，把郑摔倒在地后，便用麻绳把郑的双手和双脚捆住，张美来用所带的风湿膏把郑的嘴巴贴住，许金龙用自己带的面粉袋套住郑的头部，又用塑料胶布把面粉袋粘紧。接着把郑扔在大厅的西墙脚下开始翻找财物，后许金龙等将郑搬到床上，四人回到张美来家。
蔡金森等四人在一审开庭时，均否认作案，除许金龙始终未承认作案外，其他三人均称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系刑讯逼供所致。除蔡金森外，许金龙等三人均提起上诉。二审改判后，许金龙、张美来等人均不服判，他们的家属也申诉多年，其申诉先后被福建高院和最高法院驳回。
2012年开始，许金龙家属委托代理人向福建省检察院申诉。2013年6月，《南方周末》发表《葫芦山上的“葫芦案”，为“杀人仇人”鸣冤存证19年》的新闻稿，报道了此案的种种疑点。2013年10月，福建省检察院启动复查，一直进行到年底。2014年3月12日，福建省检察院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此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一直对此案在进行审查，没有作出是否再审的决定。
2014年8月9日，服刑20年的蔡金森刑满释放，立即向福建高院和最高法院提出申诉。他接受了《南方都市报》《成都商报》等许多媒体的采访，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对此案的报道越来越多。
北京律师赵毅、毛立新、王耀刚等人，在2013年后开始代理此案的申诉工作，通过调查取证和分析判断，指出了此案存在的大量疑点。2015年6月初，北京律师王殿学、张雪峰、吴迎成接受当事人委托，也开始了此案的代理申诉工作。
福建省检察院的复查报告
6月11日，王殿学等三位律师来到福建高院，在递交了委托代理书之后，提出阅卷要求。近来不少申诉案件，律师阅卷成为难题，很多法院认为律师在代理申诉案件时提出阅卷要求，目前法律规定不明，很多时候不让律师阅卷。但福建高院对他们的阅卷请求并没有设置丝毫的障碍，很爽快地与他们商定次日下午即可前来阅卷。6月12日下午，三位律师来到福建高院，很顺利地完成了阅卷。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给他们的卷宗，不仅包括侦查卷和一审、二审卷宗，还包括福建省检察院2013年10月到12月的复查卷。通过对复查卷的认真阅读，此案的代理律师一致认为，福建省检察院对此案的复查极为认真，针对历任代理律师提出的各种疑点都展开了复查，无论是物证鉴定还是调取证人证言，已经穷尽了可以复查的所有范围和全部细节，正因为在复查中发现了此案存在着的众多疑点，福建省检察院才郑重地向福建省高级法院提出了立案再审的检察建议。
阅卷之后，所有代理律师都信心大增，福建省检察院作了这么认真的复查，福建高院的态度也这么开明，看来此案的立案再审和最终翻案，应该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也更加坚信：这是一起确定无疑的冤案。
从福建省检察院的复查情况来看，以下三个方面的事实足以构成启动再审的充足理由：
1．四人均无作案时间
一审、二审时，法院最终认定的作案时间是1994年1月13日（腊月初二）夜间，而福建省检察院的复查表明，依据被告人的陈述及相关证人证言，多名被告人没有作案时间。
2013年12月5日，福建省检察院检查员对联星村老农妇陈金者调查取证，陈金者回忆：1994年1月13日是腊月初二，按当地习俗，是拜土地公的日子，所以记得特别清晰。许金龙是陈金者的儿子许瑞春的好友。那天白天，许金龙在相亲，在自己家里吃过晚饭后，就来到许瑞春家玩，同去的还有许玉森。当晚9点多，陈金者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和许金龙、许玉森一起在客厅里看电视。第二天早晨6点多，她看到许玉森下楼，还笑着问他：“你不怕老婆骂啊？”许玉森说老婆不在家。
同日，福建省检察院检察员也对同村的许文贵、陈光明调查取证，两人回忆：1994年1月13日晚8时到11时，张美来与许文贵、陈光明等人在一起看电影、吃夜宵、做按摩，一直都在一起，张美来不可能有时间去作案。
2．证人笔录造假
2013年10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将签名为“陈国太”的两份作证笔录及笔录上留下的指纹，还有陈国太本人留下的指纹，一起送交福建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进行鉴定。鉴定结果显示：“将具备鉴定条件的检材指纹与样本指纹逐一比对后，发现纹线流向不一致，细节特征的形态、位置相互关系及间隔的纹线数量均不吻合。不构成同一认定的依据。”由此可见，陈国太的笔录和指纹被证实存在造假。
按照一审、二审判决书的说法，蔡金森等四人杀害郑金瑞是为了图财，蔡金森抢得金戒指6枚，许玉森、张美来共抢得现金14080元。付给张美来80元车费后，四人各分得现金3500元，金戒指斩断为12块，各分得3块。蔡金森因结婚急需用钱，便把金戒指以1400元卖给一个不认识的人。而1994年春节期间，张美来、许金龙、许玉森将分得的现金在西许山赌博时输掉，所分得的金戒指也输给了一起赌博的陈国太。
而许玉森等人现在的说法是，他们和陈国太曾在1993年10月至11月一起打过一次牌，许玉森曾输给陈国太1000元。但那是在1993年10月到11月间，而本案案发是在1994年1月。而且，许玉森只输了钱，并未输金戒指给陈国太。陈国太也向福建省检察院证实了上述说法，他和他的父亲均证称，陈国太1993年农历九月从外地回到莆田老家，一个月后又去了外地，1994年春节期间一直在河南，根本不在莆田，更不可能跟许玉森、张美来等人一起赌博。案卷中9月1日、9月2日共两份他签字按手印的笔录，陈国太只承认9月1日那一份是他所写，认为9月2日那份“这个名字一看就不是我签的。”
正是在9月2日的这份笔录中，出现了“葫芦山”，说他们是在葫芦山一起赌博的。而当地并没有“葫芦山”，纯属子虚乌有，所以《南方周末》的报道才起名“葫芦山里的葫芦案”。
3．存在刑讯逼供嫌疑
福建省检察院的复查中最难能可贵的，是在2013年12月5日，对1995年与许玉森、张美来一起关押的多名同监犯人也进行了调查取证，这些人回忆，许玉森、张美来等人疑似遭遇到了很严重的刑讯。
陈某曾经在1993年底因犯抢劫罪被关在莆田县看守所2监2号房。据他回忆，1994年三四月间，他曾经看见许玉森被打得很严重，只能抬进监房。进来头几天，许玉森不能吃也不能睡，经常喊叫被冤枉。后两次提审回监房，许玉森都说被打，身上有红肿。
李某是因母亲杀人，一家人当时都被关进了莆田看守所。1993年3月，他看到许玉森提审后被抬了进来。“我见过四五次，还给他开水喝，回来时坐都不能坐，饭都是我给喂的。我出来时把20块钱给了他。”
而郑某则与张美来同监。他回忆，他曾看到张美来提审后被打得很严重，有两三次都是被抬回监房。另一名也与张美来同监的林某，曾看到张美来被公安提审回来时，身上有伤痕、红肿，像被人用脚踢的，过一段时间变紫发黑。
四家人的悲惨生活
蔡金森接受记者采访，谈的最多的，是他当年被刑讯逼供被迫承认行凶杀人的过程。开始被打是在南日岛边防所，被吊起来打，用拳头打，又用木棍打，把木棍都打断了。蔡金森疼得实在忍不住想喊叫时，被用擦桌子的抹布堵住嘴巴。后来到了莆田刑警队，被轮班打，用夹报纸的夹子打，用扳手打肋骨，不让吃饭睡觉，有时一天就给吃一碗稀饭。被打不过，蔡金森开始胡乱供述，先说是与父亲、妹妹一起作案，公安说不可能是你家人，只好又供出许玉森、许金龙、张美来等人，作案过程也是在公安的“指导”下一步步编出来的，后来公安还教他画郑金瑞家的房屋构造图。检察院提审的时候，蔡金森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并做了一份笔录。过了几天，公安局把他带到办公室，又吊起来打，被打晕了好几次，晕过去后就用茶水泼脸泼醒。当时蔡全身酸痛，笔录怎么做也不清楚。等他清醒时，就被叫过去签字。
蔡金森也提到，警察曾对他说：你看你刚结婚，老婆还在家里，你赶紧承认了，就放你出去。蔡金森没有文化，更不懂法律，当时还信以为真。
当时蔡金森新婚只有18天，第三次被叫到派出所时，新婚燕尔的妻子还在家里做好了饭等他回来吃，谁知道再也回不来了。妻子非常相信他的清白，一直在家等他等了七年有余，准许探监后，还来监狱看望他好几次。蔡金森想到，自己坐牢不知道何年何月是个头，怎么能让妻子就这么一个人在外头守活寡？于是他提出来：“咱们还是离婚吧，你再去找个人，重新开始生活。”妻子听了痛哭不止，开始死活也不同意，但最终，两人还是离婚了。如今，蔡金森的前妻早已另组了幸福的家庭，也有了两个孩子。
蔡金森出狱后，打听了解了前妻的一些情况，知道她现在生活还挺好的，心里也是莫大的安慰。但他从来没有去看望过前妻。“我也想去看，但是不能看啊。我去了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18天的夫妻，7年的守望，这份深厚的感情，蔡金森只能默默地珍藏在心中。
入狱第3年，蔡金森的奶奶因蔡金森的事情，思念成疾，不久逝世。爷爷也因他的事情，到处奔波，在奶奶去世后不久也离开人世。蔡金森的母亲也在爷爷去世后不久逝世，家里人怕对他的打击太大，瞒着母亲去世的消息，直到几年后蔡金森才知道。短短十年间，三个最亲近的人相继离开，对这个家庭的打击非常沉重。
剩下一个老父亲，也没什么文化，靠养着两匹马讨生计，日子过得苦不堪言。家里的房子每到暴雨天、台风天都不能住人，老父亲只好寄住到兄弟家里，只有晴天才敢回家居住。在蔡金森出狱前夕，兄弟姐妹还有乡亲父老看到这样也不是办法，就集资给他家盖了现在的楼房，不然蔡金森出来都没有地方可住。
出狱之后，蔡金森很快就来到天津打工，但为了案子能顺利申诉，他毅然决定辞去工作，回到福建老家，这样就可以经常去福建的法院申诉了。老父亲已经被这个案子整怕了，根本不相信还有什么平反的可能，对蔡金森现在的举动，并不支持，而是很有些麻木。提起这些，蔡金森很伤感。
与蔡金森孑然一身不同，张美来入狱时虽然只有28岁，却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和一个未满周岁的儿子。但随着他的入狱，这个本来美满幸福的家庭破碎了。当年只有6岁的女儿张珍烟，21年后已经为妻为母，还在不停地为父亲申冤。从小，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在身边，她没有。别的同学上学放学都是爸爸妈妈来接送，她却是自己回家。同学们不爱跟她一起玩，说她是杀人犯的女儿，她哭着跑回家。
张美来入狱后，他的母亲悲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老父亲每到过节的时候牵马出游挣点生活费。有一年元宵节，老父亲在出游回来的路上不幸遭遇车祸，从此性情大变，整日借酒浇愁。张美来的妻子，每天天还没亮就出去打工，挣钱来维持家里的生计，抚养两女一儿，还要为张美来的案子奔波。
2014年1月，张美来的父亲检查出胃癌晚期，身体日渐消瘦，靠点滴维持着生命。知道了福建省检察院已经对案子提出了再审建议，他临终前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平反昭雪。但他没有等到，2014年3月19日，老父亲病逝，临终前一直在念叨：“美来儿啊，你什么时候回家，见不到你我死不瞑目啊！”张美来的妻子四处打电话，去监狱向狱警求情，希望能让张美来回来送父亲最后一程，无论怎么哀求，都没有得到准许。直到今天，他们也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张美来，害怕对他的打击太大。
同张美来一样，许玉森一家人的命运也因为这个案子陷入了深渊。许玉森的老父亲许龙金，1994年在给儿子送寒衣去看守所的路上出了车祸，肋骨骨折，从此精神失常，老是自言自语说有人要害我们一家，把小孙子抱走到处躲藏，白天睡觉，晚上就开始大声骂人，骂到天快亮了再去睡觉。2007年时，刚要起床一头栽到地上起不来了，从此瘫痪在床，直到2012年去世。
许玉森的妻子唐玉梅，1994年案发后不久，去别人介绍的饲料厂上班，一天踩着梯子到阁楼上拿东西，梯子一滑摔下来，摔成右手骨折。幸亏她遇到了一个好老板，给她放假一个月让她好好养伤，还送她一枚金戒指。许玉森都没给妻子买过金戒指，这枚金戒指成了一贫如洗的家庭最贵重的物件。
许玉森入狱时，女儿燕琼只有4岁，唐玉梅承担起了全家的重担。燕琼记得，母亲早出晚归，吃饭都是着急忙慌的。对她来说，人生最痛苦的记忆，就是自己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有一天突然对她说：“我爸妈不让我跟你玩了，说你爸爸是杀人犯，让我离你远点。”燕琼忍不住泪流满面，当时就想：我长大了一定要把爸爸救出来，让你们都知道我爸爸不是杀人犯，他是被冤枉的！
许玉森家经济很拮据，但妻子唐玉梅只要在维持日常开支外稍微有了一点钱，就会买张车票上福州、上北京。她坐最便宜的硬座火车，从福州一路坐到北京，腰酸背痛，疲惫不堪。到了北京后，她能做的，只是到北京的各个信访窗口，登个记，交一份材料。每次都要排队，都要等待，交完材料，就赶赴下一个窗口。住上几天，都登完记了，就坐火车回家。
如此，年复一年，她已经不记得去过福州多少次，去过北京多少次，反正积攒的车票摊开来，铺满一个大长桌，还铺不完。不去上访的时候，就寄信。寄了多少信，花了多少邮资，都数不过来了。但无论是上访还是寄信，21年过去，全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劝过唐玉梅：你还往北京跑有什么用，不是花冤枉钱吗？唐玉梅也并非对上访还寄予什么希望，她只是觉得，自己的老公还在牢里，这么冤枉，难道能不管他？这些上访和寄信，与其说真还寄予什么希望，不如说只是一种习惯，只是一种仪式，只是一种心理安慰。
同其他三人比，许金龙是唯一一个入狱时还没有结婚的，但他的父母和三个哥哥，也被这个案子极大地改变了命运。1993年，三哥许金森在青海西宁投资一万多元建成了一个木材厂。1994年案发后，为了给弟弟申冤，他再也没有去过西宁，投资建厂的钱全打了水漂儿。后来他开摩托车、开手扶拖拉机讨生活。1998年，为了去福建高院给弟弟申诉，他把手扶拖拉机停放在路边，不想回来时发现手扶拖拉机被盗，一贫如洗的他感到无比地悲愤和绝望，在莆田的木兰桥上呆立了很久，凝望着河水几次想跳河自杀，还是想起可怜的弟弟还蒙冤坐牢，才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许金龙的大哥和二哥，都不识字，没有什么文化，但也为许金龙的申诉投入了后半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他们每年至少要去北京三次，去福州则是无数次，多次被截访拉回福建，截访途中被多次殴打，回到福建后还被多次拘留。二哥上北京时会在口袋里带一包盐，到了北京没钱买菜吃，就吃白米粥，吃多了难以下咽，就在粥里放点盐。
许金龙的父亲是在1995年就不堪打击患高血压去世了，母亲终日以泪洗面，1996年因脑溢血致残，坐轮椅19年，直到今年年初才因病去世。2014年3月，福建省检察院就此案向福建高院提出再审建议，许金森回家兴奋地对母亲说：这下好了，弟弟的案子有希望了，你应该能见到他了。母亲听了非常高兴，就天天在家里盼啊盼。一天一天过去，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母亲老是问许金森：“金龙的案子怎么样了，我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他啊？”
许金龙母亲的病情在不断加重，到了年底，她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更急切地要见许金龙一面。许金森就去求福建高院承办此案的法官，开始时一位法官答应说：可以呀。但是到了后来，又说：按照规定是不行。母亲每次见到许金森都哭，闹着要到福建高院去，她说，就算见不到儿子，临死前也要去替儿子再申一次冤。万般无奈之下，许金森只好将母亲拉到了福建高院。许金龙的母亲坐在轮椅上，手里举着申冤的材料，完成了替儿子的最后一次申诉。
2015年1月24日，许金龙的母亲去世，去世前几天特别交代许金森，一定要为许金龙申冤：“他不能平反，不能清白，我死都不瞑目！”许金森含泪跪在母亲的床头，哭着答应了她的遗嘱，请她放心。不到一个钟头，母亲走了。